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执监委员换届选举，谷正纲派人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吴开先带话，请他确保汪派的林柏生当选执委。
吴开先是C.C系大将，号称上海的“党皇帝”，岂能容谷正纲这个小字辈在他面前指手划脚。选举结果一出来，林柏生连个“候补”都没有选上，反倒是姜豪被“选”为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
姜豪就此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对此，姜豪也感到很不安，马上赶到南京“解释”，谷正纲大骂吴开先“不讲信用”，同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怀疑姜豪与吴开先暗地串通，“吃里爬外”。姜豪百口莫辩，只好表示自己不干这个监察委员，要出国读书。
到上海市党部“就职”典礼前夕，谷正纲给姜豪打电报，令他“暂勿就职”，结果姜的太太印维纳在翻译电报的时候，恰好漏掉了最关键的一个“勿”字，姜豪看电报让他“暂就职”，自然照办。把谷正纲气得七窍生烟，从此“改组派”与姜豪的关系就疏远了。
1937年8月12日，时任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的姜豪在庐山参加了暑期训练团之后回到上海，次日，“八一三”抗战就打响了。姜豪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抗战。
按：“新生活促进会”总会长是蒋介石，另在各省和特别市设分会，会长由省主席或特别市市长兼任，另设书记负责具体工作，一般由民政厅长或社会局长兼任，因此，“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虽然是个冷板凳，却是个比照“简任”级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属于比较高级的“文官”了。姜豪说：“任命通过后，潘公展和吴开先都对我暗示是他的推荐，我也搞不清真相，抑或也有吴铁城的作用，总之是神仙打架，拿我这个局外人做了妥协的砝码。”
姜豪回忆说：“抗日部队撤离上海后，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被巡捕房迫令解散，巡捕房四马路总行还要我去谈话，我请了徐勇义律师代表我去了，捕行里外国头子要徐律师转告我，以后在租界里不准再做抗日活动。”
于是，姜豪以“牧羊会”名义发表了一份“告上海市民书”，内容是“劝告上海市民要效法苏武牧羊留须不屈的精神，今后在艰苦的环境内，保持民族气节，继续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姜豪本人，则奉命留在上海工作。
在1933年选出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本有执行委员9名，监察委员5名，党部负责人，名义上先是吴醒亚、后是陶百川，但实际的重心，全在监察委员吴开先。上海沦陷后，执监委员大多离开上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党部，缩小机构，以蔡洪田、吴修、汪曼云、姜豪和张小通五人为执行委员，并指定蔡洪田为书记长．组成地下市党部。
地下市党部的主要工作，可想而知，是以搜集敌伪情报为主，姜豪回忆说：
“由于我在抗战前10年中．曾先后从事学运、工运、‘新运’，又活跃于青、红二门，所以搜集敌伪情报的关系比较多。l938年3月间，日寇把南京、上海及华中等地的伪组织合组成‘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我通过同族姜梦麟的关系．联系了在伪维新政府任职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他们供给我敌伪情报。”
按：姜梦麟也是上海市党部工作人员，属于上海的另一个“党头”、吴开先的对立面吴绍澍一派。
这时，朱泰耀和杨鹏搏为姜豪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姜豪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在进行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又对华施展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企图诱迫国民党政府改变抗日政策。一个名叫小野寺信的日本特务，就肩负着这种使命，悄然出现在上海。”
小野寺信，是日军当中的又一位谋略专家，区别于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中国通”，小野寺是一个“苏联通”，因此他在中国不大出名。
小野寺信，1897年生，1919年毕业于“陆士”第31期，1928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40期。
1935年以后，小野寺信历任日派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公使馆武官，从事谍报工作。1938年6月，小野寺信回国，任职于参谋本部日本课。
1938年10月，小野寺信被派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小野寺机关负责人。姜豪说：“俄国课派他到中国来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课的人员认为中日战争拖得太长，日本兵力消耗太大，会直接受到苏联的威胁，连‘满洲国’也难保，所以主张同中国谈‘和’，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大家应该还记得，1938年10月，正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的“汪兆铭工作”进行到“掯节儿”上得时候，因此，影佐对小野寺信“横插一杠子”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姜豪说：
“影佐认为小野寺的活动会妨碍他正在扶植汪伪傀儡政权的勾当，所以竭力反对。但小野寺也有他特殊的背景，他父亲同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都是元老派，所以他同近卫关系很密切。l938年l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又授予小野寺委任状：‘特授权小野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这表明了小野寺从事同重庆当局直接和谈工作的合法化。”
就这样，小野寺的特务机关就建立起来了，其骨干，叫吉田东佑，姜豪说：“吉田原是经济学教授，同情共产党，后来叛投日本军部，被派到上海来做间谍工作。小野寺到上海后，即按照上级指示，同吉田取得联系并将其罗致到办事处内。吉田东佑的‘对华上层关系’的牵线人，就是他的翻译杨鹏搏。杨是日本留学生．原先思想左倾，因此与当时同情日共的吉田相识。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吉田随军来沪，杨便当上他的翻译。及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时，杨又混上一个伪教育部督学。和他同为伪督学的朱泰耀，则与我同族姜梦麟熟悉。我通过姜梦麟居间介绍．先后将朱泰耀、杨鹏搏发展为刺探日伪情报的关系。他们为了表示效忠国家，也愿意提供情报。”
小野寺来到上海，吉田东佑又将杨鹏搏推荐给他做翻译，从此，日方的消息就“源源不断”到了姜豪手中。他回忆说：
“朱、杨有关小野寺到沪的最初情报，仅说日本军部有些人准备与重庆谈判。到当年l2月间汪精卫出逃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后，情报又有了新内容，道是他们认为汪精卫已没有作用，而小野寺希望赶在影佐策划汪伪南京政权一事成功之前，尽快打通重庆路线。为此，朱泰耀建议由我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一下，试探对方是否真有和谈诚意。”
就在不久前的1938年10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刚刚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因此，“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这样大的事，姜豪当然不敢做主，于是即打电报给刚刚接替了陈立夫、几乎成为国民党“三把手”的朱家骅，请示行知。
所谓C.C系，陈果夫、陈果夫兄弟虽然都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派系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就一直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
但是，抗战开始以后，这种格局突然发生了变化，从斜刺里杀出了朱家骅。
朱家骅，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
我们知道，在民国的“学者从政”风潮中，朱家骅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1927年10月，朱家骅接替马叙伦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职务。浙江警官学校就是他在此期间创办的。
此后，朱家骅先后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底，朱家骅接替蒋介石任教育部长，此后不久卸任，接替陈铭枢转任交通部长，当年11月又兼教育部长。1935年，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4月8日，即“临全大会”之后的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刚刚成立的“中统”局局长，此后朱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时权倾朝野，几乎成为蒋介石、汪精卫之后的国民党“三把手”。
所以，如果说朱家骅是民国史上学历最高（德国柏林大学地学博士）、最有学问（24岁就当了北大教授）、职务也最高（部长是特任官）的特务，并不为过。
与此同时，陈立夫从党的职务上卸任，转任教育部长，且一干就干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所以，陈立夫虽然是“中统”的创始人，却一天中统局长也没当过。
不过，陈立夫对此并不为意，相反，他最得意的，就是这六年多的教育部长生涯。在晚年，陈立夫曾说：“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姜豪回忆说：“但是电报发出后，重庆方面没有给予答复，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对小野寺的和谈姿态不予响应。所以我也就没有同小野寺见面。”
1939年1月初，姜豪接到通知，令他与上海市地下党部执委蔡洪田及张小通三人到重庆受训。
在重庆，姜豪等三人先是列席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主报告，并决议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从3月1日起，姜豪参加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的训练，为期一个月，即返回上海。
姜豪回忆说：“我们离开重庆前，吴开先约我们去他在牛角沱的寓所作上海地下工作的指示，童行白也在座，原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增派他去上海工作，担任市党部主任委员。这样，原先的五人地下市党部就变成了六人。”
按，其时，吴开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姜豪说：“我于l939年1月间到重庆，4月间离开重庆回上海，同行的三人中，蔡洪田一人直飞香港回沪，我同张小通二人为了观光西南公路和滇越铁路沿途景色，特地搭公路车子从重庆经贵阳至昆明，换乘滇越铁路至老街，过桥入安南国境改乘火车经河内至海防，再乘轮船至香港回沪，路上差不多费了一个月，回到上海时，已在五月初了。”
姜豪刚回上海，日本在沪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就刊登了一条新闻，称“姜豪从重庆回上海来，负有重庆政府的重要使命，带了大量经费，大肆进行抗日活动”等等。
就在汪精卫从河内辗转来到上海，并于1939年5月8日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当天，姜豪被绑架，这就是“五华人事件”。姜豪回忆说：
“上海沦陷后，我本来在上海附近的几个县里发动过组织游击队，我家乡宝山也有陈嘉谟、洪光华、吴垂莹、苏亮如4位同乡，发动搞游击队，因之我们约于5月9日中午在公共租界福来咖哩饭店聚餐会商。”
姜豪说：“这一天中午另外有个约会，就是欢迎重庆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派来视察的该会专员王志圣的，他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先去参加了欢迎会。参加者是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铁路两路党部、江苏省党部等委员，还有江苏松江区专员和县长等20多人。上海市党部的新任主任委员童行白也来了，地点是在法租界寰龙路寰龙西菜馆，我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后再到福来饭店去的，时间已经迟了，约在下午一点左右。”
“福来咖哩饭店的房子是二层楼，我赶到时已经过了原来约定的中午12点，因之我一到就急急忙忙的奔上楼，可是奇怪得很，整个楼面空无一人。我体会到情况不妙，马上就下楼．可是刚跑到半扶梯，就有二个穿西装的人迎上来了，他们返身把我两边挟住，并且拿着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就挟着我走下扶梯，到了下面店堂里，我看到柜台里面聚集一大堆人，因之我一面叫喊，一面要挣脱他们的挟持。可是那堆人呆视无声，同时又上来二个人，同先前的二个人一起把我按倒在地，四枝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和脑部，我一看对抗无用，就自动站起来说：‘好，跟你们走。’此时门口开来了三辆小汽车，他们把我挟上中间一辆，押车的后座二人，前座除司机外，还有一人拿着手枪返身对着我。”
这一天，姜豪记得很清楚，因l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姜豪说：
“因之在南京路的日升楼路口，刚有一群人在举行抗日示威，我看到了正想敲击车门呼救，三枝手枪加紧了贴着我的腰脑，车子加速行驶，一下子从南京路转弯到四川路，过桥就到了原中国银行大楼，门口挂着‘金谷宪兵队’牌子，下车押上了二楼。在二楼的大厅里，靠墙有一排长凳，陈嘉谟等四个人已经先我而坐在那里了。”
“五华人事件”在当时很出名，姜豪等聚会的“福来咖哩饭店”地处公共租界，因当时中日战起不久，日本人如此猖狂地公开绑架并直接送往宪兵队的情况，还真是头一遭。因此报界有许多报道。比如5月11日的《申报》说：“福来饭店内，日人架走五华人，五人中有姜豪、苏亮如等，显系亲日分子出卖其友，警务处得讯派员往查时已经不及。”
另外，英文的《大美晚报》报道得更详细，且与姜豪的回忆完全对榫，报道说：
“据今日（十日）透露，昨日午后未几，有持械日人约十名，由两华人导之，分乘悬有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至广西路一五九号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架走华人五名，大约被架往虹口日军总司令部。闻诸可靠方面，此五华人中有（一）上海新生活运动指导员姜豪；（二）浦东游击队总参谋苏亮如；（三）宝山县长陈家谟，系江苏省府委任，暗图消灭仅在该小城内办事之日方宝山县长及在主要公路上巡逻之日军；（四）前江湾商团团长吴垂莹，其他两华人之名，未能确知。
报道中还特地说明，被捕的陈家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宝山县长，正致力于刺杀日本当面任命的伪宝山县长。
报道还分析认为：“惟一般人均疑其中之一为亲日者流，以其四友人出卖与日当局。日方设计逮捕，并未通知公共租界警务处，迨日人将五华人分两次架走后，警务处始得实系持械绑架之消息。”
报道说：“被绑架中之四人，于十二时前不久，赴该饭店，入隔日电话预定之四号房间，众信此四人中之一，即系亲日分子，诱其友人入榖，彼等方进咖喱鸡饭店时，即有日人约十名，分乘悬有蛋形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驶抵该地，西崽欲导彼等入空餐室时，诸日人不发一语，径登楼上，隔门帘向各室窥视。西崽以为彼等探望友人，故不起疑窦，数分钟后，即有两华人与彼等交谈，并导入第四号房间，闻日人入室时，均执手枪，然后将室中诸人加以手铐而出，但西仔犹未知彼等乃被架走，盖手铐为长袖所遮，而日人亦已藏枪袋中也。被架华人，未加反抗，随戴黑眼镜之华人一名而行，拥入汽车，运行驶走。“
“但有二日人，仍返四号房间，约二十分钟后，即午后一时三十分许，另一华人，入该饭店，不知二十分钟前发生之事，而投入罗网，遂亦被捕，两日人当饭店雇员之前，将该华人曳出。迨立即报告警务处，但警卫人员到达过迟，该第五华人大约亦被架往虹口矣。”
最后一个“入榖”的，就是姜豪，他回忆说：“我走进大厅，被带到房间中间一张写字台前面，坐着的一个人问我姓名。”
当时姜化名庄仁祥，身上还带的有名片，于是掏出名片给他看，并说：：“我叫庄仁祥。”
对方劈头说：“什么庄仁祥，你叫姜豪。”
姜豪回忆说：“他就在簿子上写上了姜豪的名字，这样就算登记好了，叫我坐到墙边的长凳上，轻轻的和陈嘉谟谈话，他告诉我他们四个人一起到饭店里去的，一进房间刚坐定，就进来了十几个便衣宪兵，四个人押一个，分乘四辆轿车送到了宪兵队里。在大厅里坐了十多分钟，就被送到楼下的监房里。”
姜豪入狱以后，日本人还派了一个特务，自称“反战”人士、到中国来组织“中国青年党”，前来蒙骗姜豪。对此，还在上大学时就搞“地工”的姜豪当然不会上这个当，他想：“中国青年党怎么要由日本人来组织。我体会到这是日本宪兵队故意布置他进监房来观察情况的。”
又过了一天，日本人开始审问姜豪了。他问：“中国为什么要抗日?”
姜说：“因为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中国不能不抵抗。
日本说：“日本不是侵略中国，是要日华亲善。”
姜说：“日本武装侵略了东北，又打进关内来了，这是亲善吗?”
日本人说：“蒋介石不讲亲善，你为什么要跟他抗日?”
如此等等，最后日本人说：“日本是要和平的，你好好想想，以后再谈。”
在监牢的“犯人”中，姜豪还意外地遇到了日后十分出名的熊剑东，当时熊悄悄对姜说：“现在日本人的政策变了，对高级人员是客气的，你放心好了。”
姜豪回忆说：“我从提审中，已经体会到了日本人用伪善的态度是想诱骗中国高级人员去当他们的走狗的。我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决不受骗上当。熊剑东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改组派里认识的，他被捕后却屈服了，以后当了汉奸组织的‘和平军’中的什么司令。”
这时，一个更大的意外出现了。姜豪说：“提审后过了四、五天，我又被带到了二楼的会客室里。一进屋子，我便惊异地发现，给我提供情报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坐在屋里，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面孔四方的日本人。”
姜豪心想：“难道是他们出卖了我?”
这时杨鹏搏便把那个日本人介绍给姜，原来他就是“小野寺办事处”的吉田东佑。姜豪说：“他们带来了一些衣物，说是我家里托他们带来的，还告诉我，正在进行营救，叫我安心再过几天，等到把事情办妥了，就来接我出去。”
姜豪回忆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时，有个穿西装的翻译，他不是日本人，大概是朝鲜人，他一口上海话。吉田到宪兵队来过后，他们把我从监房移居楼上的优待室里．他带了糕点水果来看我，对我说：‘姜先生，以后要帮帮忙。’他大概以为我要当大汉奸了，所以特地来拉拢。”
一周之后，吉田东佑果然兑现诺言，将姜豪带到了“福州路都城饭店(现新城饭店)”，在这里，姜豪见到了小野寺信。姜回忆说：
“原来我被捕后，吉田即将此消息急电正在东京的小野寺。小野寺唯恐宪兵绑架我，掐断了他打通重庆国民政府的路线，就极力向日本人大本营请求释放我。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自身也感受到了舆论压力。5月9日中午我们被绑架后，当天法文夜报就刊登了这条新闻。由于日本便衣宪兵封锁一家饭店两个多小时，被绑架的又有五人之多，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在租界里还是第一次，所以引起舆论界的重视。从第二天起，除了法文夜报外，其他中西各报也都连续几天报道这件事。起初外面还不知道被捕的是些什么人，到了12日，新闻消息中，报道了我们五个人的姓名。五华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相当震动，上海各团体联合办事处特致函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要求租界当局向日方交涉，立即释放五人，并保证嗣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租界当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称：“过去日方对任何‘恐怖行动’，请求租界警务处协助调查．或谓任何人与‘恐怖行动’有关，请求协助审问，警务处从未拒绝。这次日方既未于事前通知警务处，实行拘捕，事后又未将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务处，违背‘最近订立的协定’，应请领事团加以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借坡下驴，将姜等5人全部“释放”。
姜豪回忆说：“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饭店一间颇为宽敞的普通客房里作初次见面。其人个子挺高，很瘦，文质彬彬，40多岁的模样。室内原无他人，见面时就是朱泰耀、杨鹏搏、吉田东佑以及我与小野寺五人，杨做翻译。小野寺首先装模作样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说各为其国，这种遭遇本在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
接着，小野寺开始“卖好儿”，说：“是我通过东京的关系，使你恢复了自由，希望今后彼此为和平而努力。”并问姜豪对“日华和平”有什么意见。
姜豪说：“战争的结局总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赞成的，但中日战争是由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而引起的，要谈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无和平诚意，日本能否放弃侵略政策?”
小野寺又问姜豪，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何见解?
姜豪听了，“正色”说：“汪精卫已经叛离中国政府，不能再代表中国．日本和汪精卫谈‘和平’，那不是真有和平诚意的表示，而却是把谈和的大门关上了。”
小野寺要的就是姜豪这句话，马上说：“日本并不一定要同汪精卫谈‘和平’，而是由于蒋介石不肯谈和，所以不得已而同汪精卫谈的，假使蒋介石肯谈，我们就同他谈判。”
姜豪说：“主战者主要的是军人，日本军人的态度如何?”
小野寺说：“日本军人本来主张彻底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但目前海军急于要南进，陆军急于要北进，无论南进或北进，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所以目前军人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和中国谈和的，这是当前谈和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小野寺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姜豪“介绍国民党政府方面在上海的负责人”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
这就是日后的所谓“姜豪路线”。
一边听，姜豪一边判断日本人的想法，他认为：“他所谈日本内部情况，大体上是可信的，尤其重要的，日本军人急于要南进和北进，这对美苏二国都有极大关系，应该从速向重庆国民党中央汇报。但先决问题是怎样和我们自己人联系上，在公共租界内是不可能取得联系的，首先是回到法租界去。
于是，姜对小野寺说：“我们的人都住在法租界，要找人首先要回到法租界去。”
小野寺听了没有异议，即令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把他送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伟达饭店”，然后就让他回家了。后来，姜豪才知道，“伟达饭店老板陈伟达，原和日本人有勾结。”
姜豪回忆说：“我在家里过了几天，叫朱、杨二人转告小野寺信，说是在法租界也找不到人，找人要到香港去，小野寺同意了，就是要由吉田东佑同时也到香港去。6月底，我乘意大利邮船赴港，朱、杨二人和吉田同船启程，但不在同一层舱位，朱、杨二人和我乘的是二等舱位，吉田是头等，所以在船上我同吉田没有见过面。”
姜豪回忆说：“从轮船驶出长江口起，我就忐忑不安。自从被绑架后，时局变化很快，但自己却一直没有与市党部联系上，不知重庆方面对自己的行动抱何态度?”
令姜豪没有想到的是，在船上，他居然遇上了遍寻不着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童行白和书记长蔡洪田。
见到姜豪，童、蔡二人很高兴，对他说，“五华人被绑案”后，一时租界里很紧张，他们都躲起来了，但还是觉得不安全，此后活动更困难了，所以暂时避到香港去。
二人还说，当姜被绑之初，马上密电重庆，复电除向姜的家属慰问外，并转知有关方面设法营救，现在看到姜释放出来了，非常高兴。
姜豪来不及过多寒暄，即将自己被捕之后的情况及小野寺的企图做了简单的汇报，二人听了，均“顾左右而言他”。
姜豪非常失望，于是说：“日本人虽然释放了我，但船上有日本人监视，以后我们装作不认识的，不要再交谈。”
按：此后，童行白被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主任秘书，后死在南洋。蔡洪田则落水当了汉奸。
姜豪说：“此次香港之行，吉田暗中相随，结果如何实难把握。想来想去，只好用‘船到桥洞自会直’来安慰自己。”
姜豪回忆说：“到了香港，吉田住进日本人开的东京饭店，他要我也住那家饭店，我不同意，我说住到那里去了行动不方便．我仍是住到九龙的新新旅馆，朱杨二人也住在九龙的另一家旅馆。吉田一上岸交验护照后，就被香港当局暗中监视，不能再同我直接见面，只好通过杨鹏搏同我联系，一再催问我是否找到了‘人’，我总是推说没有找到。”
其实，一到香港，姜豪就通过俞鸿钧找到了吴铁城，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请示行止。但他俩都认为：“这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决定，你最好向中央请示。”吴铁城还说：“香港政府已知道你到了香港，正在注意你的行动，你还是赶快离开香港为好。”
姜豪又去找杜月笙，想跟他商量一下，姜豪说：“这时他挂有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头衔，同时也替重庆作情报、策反工作。他对我所介绍关于同日本人和谈的事，表现出特别的谨慎，他的看法是与俞鸿钧、吴铁城一致的。”
于是，姜豪在香港耗了几天之后，就通过杨鹏搏转告吉田说：“香港找不到人，我要到重庆去汇报。请你们回上海等我的消息。”
吉田听了很高兴，认为“大有希望”，即带着朱、杨返回上海，等候消息。
姜豪说：“我从杜月笙那里得到点旅费资助，先坐船到海防．再换乘火车到昆明，改乘飞机到重庆，其时广东的广州湾(现湛江市)已沦陷，船过那里在海中抛描二小时左右，以便旅客上下，而有人上船叫‘姜豪’名字，我恐怕日本人又玩弄花样了，所以默不作声。那人叫了一回无人答允，也就下船了。究竟是否叫的是我的名字，我也不能肯定，可是受了虚惊。”
几经辗转，姜豪回到重庆，马上去中央党部向秘书长朱家骅作了详细汇报，朱表示这事要等汇报蒋介石之后．才能决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没有下文，倒是等来了一份嘉奖令。姜豪说：“过了些日子，我意外地获得一份书面奖状，表扬我‘被日寇逮捕，忠贞不屈’，而我所关心的，一是对我汇报的答复，二是对我工作的安排。”
10月份，终于等来了“工作的安排”，朱家骅通知姜豪：“奉总裁谕”，让他于×月×日下午二时至海关巷一号谈话。
原来，朱家骅把姜豪转给了戴笠，也就是说，姜豪从中统这条线上转到了军统——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此刻，姜豪以及他所代表的“姜豪”路线，已经不属于上海党务工作的范畴，而被划入“谋略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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