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没有身份，更没有朋友，只能活在自己的影子里。
2008年，电视剧《潜伏》创下收视奇迹。该剧结尾，余则成飞赴台湾继续潜伏，让谍剧迷们牵肠挂肚。对于余则成和翠平最后天各一方、好梦难圆的结局，更令许多观众直呼编导太过“残酷无情”，令他们无法接受。为了表达对这个结局的抗议，“潜迷”们踊跃创作了另一个号称“疗伤版”的《潜伏》结尾。在这个温馨美好的“疗伤版”尾声里，党组织耐心安抚翠平，告诉她余则成还活着，翠平于是带着亲人重逢的希望，奋力投入到解放后的新事业中。而余则成在台湾顺利完成潜伏任务后，历经艰辛辗转回到新中国，终于和翠平喜极重逢。他们一起归隐山间，过起了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日子。
可惜这个结尾只是观众们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在真实的历史中，潜伏在台湾的“余则成”们最终的结局不但远非这般浪漫，甚至比《潜伏》戏剧化的结尾还要惨烈得多。在这段笼罩着白色恐怖的著名“惨史”中，数不清的“余则成”用热血映红了黎明之前的夜空。
今天，回顾国共双方那一页激烈难忘的暗战史，潜伏者刘青石的故事无疑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奇缩影。这位“双面间谍”的曲折人生，就是一部令人难以想象的《潜伏》续集。
荒山野岭的“活死人”
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黄昏，台湾花莲县郊外月眉山上的一处荒凉墓地，人迹罕至，阴风惨惨。一位衣衫褴褛的国民党士兵趁着夜色摸到这里，准备偷几块地瓜回去充饥。随着兵败如山倒的国军潮水般涌向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短缺，军心涣散的阿兵哥们早已顾不上什么尊严体统，成天恨不得掘地三尺搞点东西填饱肚子。
正当阿兵哥手忙脚乱地刨地瓜时，猛一抬头发现不远处杵着五个蓬头垢面的阴森“鬼影”!他们形销骨立，满眼惶恐，显然也被突然出现的阿兵哥吓坏了。做贼心虚的阿兵哥狂叫一声，狼奔而逃。他认定碰到了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荒郊野鬼。
这几个“野鬼”的领头人，便是刚刚九死一生逃出生天的刘青石。从参加台湾地下党那天起，究竟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刘青石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最后这一次遇险，却让他身陷绝境，命悬一线。
回顾刘青石27岁的人生经历，天生的倔强性格似乎注定了他的命运之路将会九死一生，与众不同。
1923年，刘青石出生在台湾一户普通人家，但他打小起骨子里就不畏强暴。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尽管从小被迫接受日式教育，但刘青石却对日本殖民者一直仇恨在心。1940年，17岁的刘青石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被捕入狱。日本人用尽酷刑，把棉花塞到刘青石嘴里，往鼻孔灌水，逼他招供投降。几度昏厥后，刘青石终于一字一句说：是的，我承认想毒死你们。但我愿做中国剩下的最后一兵一卒，也不会做你们日本人!
被投进日本人的监狱后，刘青石幸运地熬到了台湾光复。他和许多人一样，满怀希望地迎接前来受降的国民党军队。然而，第一次见到国军队伍，刘青石就大失所望，“士兵还背着扇子、大锅，比要饭的还难看”。腐朽无能、军纪涣散的国军来台湾没多久，就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国民党政府民心尽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尤其是1947年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使台湾民众掀起大规模反对国民党的浪潮。在老家基隆，刘青石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凡是遇到抵抗者就用枪扫射，尸体装进麻袋扔到运河，河上到处浮满死尸。面对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尸山血海、专制恐怖，刘青石对这个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
不久，一个叫吴克泰的同乡突然找到刘青石，说有一位神秘的台湾“大人物”想见一下他。吴克泰所说的大人物，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第一把手、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在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历史上，蔡孝乾可以说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唯一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曾经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八路军敌工部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成为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其时，台湾省工委正在秘密发展党组织。刘青石既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又组织过反对国民党的大游行、大集会，自然是蔡孝乾看好的对象。
当时刘青石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但他觉得“国民党实现不了的事，就应由共产党来实现”。1947年，刘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从事地下工作，入党时只作了口头宣誓，连书面证明也没有给他一份。在从小向往做英雄的刘青石眼里，“离奇的生活要开始了”。
1949年后的台湾，成为国共两党生死谍战的最后角逐阵地。对于凯歌高奏的共产党而言，解放台湾成为最后一项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七月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陆下党组织;而对于已经再无退路的国民党政权来说，要保住这最后一块地盘，就必须以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由于刘青石对台湾情况十分熟悉，他直接受蔡孝乾指挥。内战紧张激烈，台湾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华东局给他们的活动经费非常有限，最初甚至连一台电台都没有。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情报、资金的转移等，全都由刘青石以跑单帮的商人身份为掩护，秘密穿梭于台海之间去传递完成。在严酷的白色恐怖时期，刘青石每天都如同在刀锋上行走。任何细微的闪失，哪怕仅仅是一个慌乱的眼神，也足以让他露馅送命。
一次一次复杂的斗争考验，使刘青石成长为一名冷静内敛的交通员。
台湾地下党的惊天巨变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在全国势如破竹地追歼国民党残余兵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岛内陆下党员备受鼓舞。台湾省工委认为最后胜利指日可待，各级地下党下达了这样的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中共解放台湾已成定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1950年5月，还不断对国民政府警告，“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夺取台湾”。在台湾，明里暗里想方设法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数激增，地下党成员开始变得鱼龙混杂。游行学生们胆大到在街上公开大唱赞颂共产党的革命歌曲“你是灯塔，照着黎明前的海洋……”台湾本来是国民党的天下，此时反倒使特务们终日人心惶惶，各怀鬼胎，不得不对共产党势力退避三舍，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谁知形势很快急转直下。1949年10月24日，金门战役打响，解放军9000多名战士渡海进攻金门，苦战三昼夜竟然全军覆没。濒临绝境的国民党政权得到喘息之机，重新开始加强内部整肃。此前十分张扬的台湾地下党，立即成为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日渐紧张的局势下，蔡孝乾安排刘青石离开台湾，前往香港避难，并嘱咐他如果形势无法回转，就直接从香港去大陆解放区，不要再回台湾。由于此前的盲目乐观，忘记了一切尚存的危险，过早暴露的台湾地下党已经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1949年6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在地下报纸《光明报》发表社论，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散发报纸的台湾地下党人十分冲动大胆，甚至将一份《光明报》塞进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家中。陈诚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证明共产党势力在台湾之猖獗强大。蒋介石大发雷霆，严命特务机关限时破案。
一个月后，毛人凤的保密局就在高校内发现了《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逮捕了基隆市工委书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钟浩东虽然坚贞不屈，但被夜以继日的讯问弄得精疲力竭，濒临崩溃边缘，有一次他忽然迷迷糊糊反问了一句正在侦讯他的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钟浩东虽然至死都再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地下党派往台湾的头面人物。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抓捕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张志忠是条汉子，任凭拷打也坚不吐实，但狡猾的国民党特务还是设法套出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孝乾)的一些线索。至此，暴露踪迹的蔡孝乾在台湾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但他本人却尚不知地下党发生了如此惊天巨变。
相反，倒是中共香港地下党书记万金光及时获知了消息。他找到刚来香港避难一个多月的刘青石，恳切地希望他能够重返台湾，在十天内把蔡孝乾安全转移出来，以避免更重大的损失。万金光郑重告诉刘青石，这一趟回去非常危险，但除了他，确实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执行这一紧急任务。
刘青石深知这一次重返虎穴，绝对是要冒杀身之险，但怀着为党牺牲的必死决心，还是毅然踏上了通往鬼门关的归途。
刘青石不愧是能力出众的老交通员，他一回到台湾，很快就联系上了正在躲避国民党特务搜捕的蔡孝乾，并告知华东局要他立即离开台湾的命令。他替蔡安排好藏身之地，又设法联系了一条走私船，准备让蔡孝乾尽快乘船脱离险境。哪知到了离行之日，刘青石苦苦等待，却始终不见蔡孝乾的影子。
情急之下，刘青石决定和妻子一起去另一个联络点打探情况。哪知他们刚一跨进屋，就发现门后一群特务早就虎视眈眈地守株待兔了。特务拿枪顶住他俩，命令他们坐在床边不准动。经过查验身份证，证明刘青石正是他们要抓捕的人，特务立即将枪顶上了膛。
眼看这回非死不可，刘青石反而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但他还想拼死一搏。为了解除特务的注意力，他一边假装不会说普通话，故作无辜地用台湾话询问特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则用日语暗示妻子借机将门打开，准备逃跑。过一会儿，刘青石借口要水喝，趁着房主人的老婆端水挡住特务视线的刹那间，他猛地将特务打翻在地，夺门而逃。
远远地，身后传来特务狠狠殴打妻子的声音，还有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那是妻子在拼命抢夺特务手中的枪，怕它伤害刘青石。飞奔中的刘青石心如刀割，但他知道此时若再回头，只能自投罗网，于事无补。他匆匆逃入巷子中另一位地下党人的家中，那人的母亲赶紧把他藏入床下，端了洗衣盆走到街边的水沟旁，佯作洗衣服。特务们气喘吁吁地追来，老人家故意指着另一个方向告诉他们，刚才有个人匆忙跑往那一边了。刘青石这才侥幸脱险。
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刘青石集合另外四个中共地下党员，最终逃到了台湾花莲县郊外月眉山上的一处荒凉墓地潜伏了下来。
1950年6月的一天，从弟弟悄悄带上山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一篇文章让刘青石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五雷轰顶。那就是蔡孝乾发表的《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还有他自首时的照片。弟弟告诉他，蔡还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呼吁仍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自首投敌。
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在自己心中一直代表着党的形象。刘青石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坚强革命战士，居然这么快就叛变投敌了!
据不完全统计，因蔡孝乾直接出卖而被捕的地下党员有400多人，他们都被冠以“匪谍”罪名一网打尽。此后国民党当局将台湾地下党连根拔起，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到处决。对于蔡孝乾这位使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的罪魁祸首，国民党保密局负责侦破此案的特务，号称“活阎罗”的谷正文于1990年发表的回忆录如此评价道：“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最后被捕的潜伏者
蔡孝乾的叛变投降，让刘青石在感情上完全无法接受。为了帮助蔡逃离台湾，他害得那么多亲人朋友锒铛入狱，家破人亡。所有在逃亡过程中给刘青石提供过帮助的人，不管是否知道他是共产党，几乎全部受到牵连被捕。尤其令刘青石内心翻江倒海的是，生死关头拼命帮他逃离虎口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特务们的酷刑，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她还亲自带路，去抓捕了刘青石的多名战友。但在那种严酷的情形下，她一个在恶狼群中的弱女子，又能抵抗几时呢?一时间，刘青石的心中五味杂陈，痛苦莫名。
即便身处朝夕不保的险境，刘青石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让姐姐赶紧通过暗语，向香港地下党发出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密告蔡孝乾已经被捕叛变，并牵连了许多人，使中共华东局很快获知了这一重大变故。党组织用密语回电说“放心吧，叔叔马上回去”，意思是让他先坚持下去，台湾很快就要解放了。
此后，躲藏在山上的刘青石，不断听到山下传来地下党员被逮捕枪杀的消息。他生怕自己万一被捕时承受不了特务们的酷刑拷问，连累更多的同志，就暗中央求父亲，请他赶快为自己弄一些氰化钾毒药。只要落入敌人手中，他就饮药自尽。老父亲无语地点了头，却一直拖着没把毒药带给他。天下父母，谁忍心让儿子去寻死呢?
刘青石和仅存的几个战友，就这样成了这个世上命若游丝的孤魂，随时可能落入天罗地网。他们一边隐藏墓地躲避追捕，一边开荒种地，采摘茶叶，自谋生路。那天偶然碰到来偷地瓜的阿兵哥，他们全都吓坏了，正要拔腿就逃，却不料那位当兵的先被吓跑了。
从此他们更加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藏起来。那时候，躲上山的地下党员并不止他们这一拨，经常会发现附近的山头突然就被军警戒严包围，一批批地下党员被从山上搜捕出来。这时他们就紧张万分，立即跑进废旧的煤矿坑道里严密躲藏，好几天都不敢出来。
通缉名单上的地下党员一个接一个地落网，整个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被彻底地瓦解了，刘青石与大陆党组织的联系渠道完全中断。每一天生命之火都有可能熄灭，每一天他又都顽强点燃那盏不灭的希望之灯。刘青石告诫自己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他牢牢记着党组织最后发来的那封电报：“放心吧，叔叔马上回去。”他坚信共产党不久就会解放台湾，更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忠诚儿女。
然而，漫长的希望如同一点点泄气的皮球，随着形势的变化被日渐消磨殆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中共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破灭了。躲藏在墓地中度日如年的刘青石，失望之情难以言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出于围堵新中国的战略需要，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这一来国民党政权获得美国后台的有力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在山林中潜伏了4年多后，他们中有的人终于开始动摇了。1954年中秋前夕，难友吴敬堂说他妻子生活无着，带着小孩在台北大街上四处乞讨，他很想下山去看一看。刘青石实在不便阻拦，只好让他去了。哪知一下山他就去自首了。吴敬堂自首后，刘青石的父母家人都被捕了。特务机关逼迫他的父亲和小弟前来劝降，恐吓说如果还不下山，全家人都将遭殃。
刘青石不忍心家人再为他受难牺牲，万般无奈下只好下山投降。被捕那天，特务科长也大感意外，没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几个顽固的“共匪”居然躲藏了四年零六个月。
虽然落入了敌手，但刘青石打定主意，绝不出卖其他战友。但特务们机心深厚，用比死还可怕的煎熬来摧毁他的意志。他们把刘青石和他的父母妻子关在一起，并特意把他和妻子安排在同一间牢房。
九死之后的再度相见，刘青石与妻子都相顾无语。妻子已被关了两年多，没少受折磨。他有什么理由责怪亲人呢?最让他经受不了的是，母亲成天隔着铁窗一边哭一边劝他：人家那些有枪有刀的地下党都自首了，你怎么还不认输?你的心怎么就那么狠，真是不孝啊!
正当刘青石深陷在信仰与亲情之间苦苦挣扎时，转机又一次出现了。
身份不明的“影子人生”
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和澎湖。美国的态度使得蒋介石再次产生了“光复大陆”的幻想。台湾开始招募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大陆侦察情报，台海之间的隐蔽斗争一时变得空前激烈。
入狱一年多后，有一天一个叫郭维芳的中统特务找刘青石谈心，说他只要愿意前往大陆，利用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为台湾刺探情报，一切都既往不咎，还可以即刻释他的全家人。郭原来也是地下党员，被捕后才叛变投敌。他故作真诚地叹了一口气，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说，换了我，一定会回大陆去。
刘青石立刻明白了敌人的用意，这一招真够狠!如果自己回到大陆不能重获组织信任的话，那么台湾方面就等于是借刀杀人;反之如果他能获得信任的话，也只不过是为台湾亲人的安全而继续替国民党卖命。
全家人对此忧心忡忡。特别是读了很多书、深明政治斗争利害的四哥刘英德坚决表示反对。他劝刘青石说，你这样经过敌人的手再回去，就是说破天，大陆那边也不会相信你的。
刘青石心里激烈斗争着，这是另一场和敌人的斗智斗勇。他首先想到，那么多同志无辜流血牺牲了，作为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大陆党组织汇报蔡孝乾的叛变经过，以及台湾地下党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因为现在他是唯一最了解内情的人。另外他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只要能回去把情况说清了，不管党组织如何处理他，他都无怨无悔。刘青石主意已定，他决心回大陆向党汇报完情况后，立即迅速消失，给台湾方面造成他事败被杀的假象。这样他才能够既不违背自己的信仰，又能保护家人的安全。
1956年春夏之交，刘青石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归途。那天一走出香港码头，他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他的密写药水一把扔进了海里，向噩梦般的过去彻底告别。
途经香港辗转回到大陆，刘青石很快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的归来震动了中共高层，公安部派人出面接待了他。在广州的一个招待所，他要求直接到北京面见党中央的领导，汇报台湾地下党事变经过。
然而到了北京后，只有一位统战部的领导接见了他。他一看接见如同审问嫌犯，两位警察把他夹坐在中间，当时就火了。刘青石“呼”地一下站起来，愤怒地大声抗议道：“我又不是坏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那位统战部领导很礼貌地拍着他的肩膀，好言相劝，请他耐心配合调查，告诉他情况总会搞清楚的。刘青石放声大哭，如同受尽委屈的孩子，回到了家却无从倾诉。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刘青石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材料。交代完所有情况，他就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身边全都是政治犯、刑事犯、劳动教养犯。刘青石的心彻底凉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历经生死换来的竟是自己人的冷漠与怀疑。
冷静下来后他问自己，当初离开台湾时，你不是早就做好了受冤屈的准备吗，你不是告诉自己只要问心无愧，任凭组织如何处理也不反悔吗?至少，你现在还有一张嘴可以为自己申诉下去，可是那些已经在台湾埋骨荒郊的战友，他们到哪里去申讨公道?
这样一想，刘青石准备顽强地活下来。后来有关部门每个月给他寄来30块钱生活费，意思是没把你当罪犯，也没把你当农场的干部或者职工，就是把你暂时“搁”在那儿，等台湾解放情况弄清楚了再解决。就这样，刘青石带着不明不白的身份，在农场安身立命。
5年过去了，刘青石没有等来台湾解放，却意外等来了一封妻子辗转寄来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诉说了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期待与他早日见面的心情。刘青石翻来覆去读着妻子的来信，直到把信读成了皱巴巴的碎纸片，他的心中无比纠结。
家山万里，异乡为客，他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年迈的父母，也完全可以猜想妻儿背着“匪谍”家属的恶名，在台湾过着怎样艰难痛苦的日子!可千般犹豫之后，他还是一次次撕掉已经写好的回信。当时大陆肃杀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写这封信，而为对岸的家人安全考虑，他更不能给妻子回信。台湾贫穷的19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有嫌疑的“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可以想象，一旦回信妻子将承担怎样的风险。
对台湾的亲人，刘青石只能做一个活“死人”。而在农场，因为他从事工作的特殊保密性，他也不能暴露自己的历史。他没有身份，更没有朋友，只能活在自己的影子里。那些如孤狼独处的日子里，拼命劳动成为刘青石解脱孤寂的唯一方法。他不能让自己静下来，一静下来就要发疯。
“文革”来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变成了瘟疫一样可怕的人物，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加重改造。
有一次斗争会上，有个干部骂他是蒋介石的爪牙。刘青石立即大声回骂，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于是对他的斗争立即升级。换作别人可能早就受不了，可刘青石反而非常高兴，他内心甚至时常期待着这种批斗会。批斗他时，他像个英雄一样笑容满面，昂首挺胸地站在台上，享受着那短暂难得的热闹时光。对他而言，只要有人搭理他，只要还有发泄的地方，就能证明他还是个有生命的人。
昨日少年今白头
“文革”结束后，1978年，在农场劳动了22年的刘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当上了一名日语教师。当年的英俊青年，如今已是56岁的半百老头。1983年，他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中组部部长亲自给他签发了平反通知，恢复了党籍，落实了政策，按高教六级待遇离休。台湾的家人以为他在北京已是高官显贵，殊不知他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离休干部。久别的妻子本来约好和他在美国的儿女家中见面，在得知这一真相后，不等刘青石到来，就立即飞回了台湾，并来信说她不认识这个人。
刘青石对妻子没有怨恨，只有歉疚。这么多年来，他给家人和朋友带来了太多灾难，在台湾他一直是个挂了号的“危险人物”。1992年，刘青石36年来第一次从香港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所有亲人都在机场排队等候着他。结果他的班机延误了，亲人们刚一听到机场喇叭说他那班飞机延误了，顿时认为他又被抓了，全都吓得一窝蜂跑掉了。可见当年那种“谍匪家属”的阴影，带给他的家人多么深重久远的刺激惊吓。
两岸关系缓和后，刘青石几乎每年都要回台湾给亲人扫墓。每次去台湾，他都悄悄地去，悄悄地走，他不敢也无脸去见当年那些牺牲战友的家属。他深感自己良心上欠了他们一笔笔重债。
1950年代的前5年，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而被构陷的普通人。近年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勇敢开启了和解的先河，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多次公开鞠躬道歉，向“白色恐怖”时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这是人权的进步，也是台湾的进步。
“胜利有一百位父亲，失败往往成为无人认领的孤儿。”那些曾经在海峡对岸一度被夸示宣扬的“剿匪功勋”，却在大陆长期湮没无闻。直到2013年1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公园建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公开纪念在台牺牲的地下党员，才使这段湮灭了60多年的神秘历史，首次在大陆官方的披露中浮出冰山一角。北京西山纪念碑的铭文印证：“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这场国共双方“隐蔽的战线”的最后较量，对于潜伏的“余则成”们而言，结局之惨痛，牺牲之巨大，诚如碑文所言：“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好在那些孤岛忠魂留下的殷殷血迹，纵然没有换来胜利的凯歌，也终于等到一份令人欣慰的缅怀。
今天，台湾海峡的硝烟战火早已散去。重新挖掘那段变幻莫测的历史，不仅令人怅叹命运的无常，还引领我们从那个寂寞旧战场中拣拾起许多沉重的思考——关于战争，关于人权，关于和平。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
为了应付饮食问题，基地人员不时下山向百姓勒索财物。当时的五股乡乡长陈盛藩就深受其害。陈盛藩是个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就住在观音山往五股的路上。陈清敦、陈锡炮、陈阿贵这叁个当过日本兵的台共，第一个就找上他敲诈。他们叁番两次地要胁陈盛藩准备几百斤米，做成粽子、糕点之类的食物，再趁夜摸黑下山，把粮食带走。
没多久，五股派出所就发现异样了，所长带着一个警员备齐枪械，开始埋伏工作。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陈清敦一伙人下山「觅食」的途中就给堵上了。可惜这名身扛长枪的警员，一看到叁名恶汉全都拔出手枪猛放，吓得眼都直了，等到所长由他手上取下武器，扣没两下扳机，这警员与所长就全给杀了。
事情闹大之后，警务处马上从刑警总队调来一批高手，保安司令部也支援了不少人，浩浩荡荡地展开搜山工作。结果还没抓到共产党，就被打死了四名刑警。死人事小，面子丢了事大，这两个单位夜以继日地在附近展开一连串的搜捕与布线工作。事情一拖经年，却一点进展也没有；最后还是我找上了李秋远的母亲，才暂时把事情解决了。
李妈妈跟陈清敦的母亲相识，我相信老太太一定能说服陈清敦母子。果然，在我才向李妈妈说完的叁天后，陈清敦、陈锡炮、陈阿贵就带着枪来找我自首了。
陈清敦是个小学教员，大家管他叫「敦仔」，偏名「炮仔」、「贵仔」的陈锡炮和陈阿贵则是他的学生。叁个人除了缴出几支俗称「王八盒子」的日制手枪外，还交代了藏在家里的一批长枪，当然也领走了由我具名的自首证。兴奋异常地回老家，过起了正常人的日子。陈清敦继续当教员，「阿炮」和「阿贵」世各自种田、做工讨生活去了，而李妈妈依然隔个叁、两天就带些人来自首。
果然，民国四十年八月中旬陈清敦等人自首后，保安司令部才忍到八月底，就开始跃跃欲试了。在情势上，我不得不离开。毕竟像陈清敦这种身背数条人命的自首台共，是否适用自首条例，恐怕还有些争议。八月底，我带了二十多个保密局行动员南下高雄。临出发前，我把留守台北的李秉谦、李绍民找来。
「只要是有关陈清敦的事，李秉谦你千万不要插手!」我一再交代：「所有事情由李绍民处理。」
九月十五日，警务处长找到毛人凤说：「陈清敦他们叁个人打死了我们六个同志，现在仗着谷正文一张自首证，每天在叁重、芦洲附近耀武扬威，今天逛酒家，明天上餐馆，同志们尸骨未寒啊! 叫我们怎么甘心，死者怎么瞑目呢?」
这一手哀兵之计立即奏效，不仅毛人凤在口头上答应了警务处的要求，副局长潘其武更正式行文同意。这纸逮捕命令，很快就送到了侦防组。
九月十五日当夜九点，「清仔」、「阿贵」和「阿炮」衣冠楚楚地准时到达延平南路看守所，李秉谦二话不说，找来一辆吉普车，把这叁个人送了上去。由于我南下时，只胡乱找个年轻人开车，所以司机一直留在台北。车子进了北所，陈清敦一行人，还轻松地摇着扇子踱步。
「搜身！」延平北路看守所的管理员话声一落，叁人立刻伸手往背后的裤腰上拔出枪来。一阵火光之后，北所一共死了四个卫兵、四个管理员，我的司机自然也未能幸免。
当夜十二点，毛人凤就十万火急地将李秉谦收押，暂缓事态恶化。而李绍民却因电信转接业务迟缓，拖到隔天中午才找到正在关仔岭「听水厅」的我。一股无名火烧得我七窍生烟，回台北后，我告诉毛人凤：「想找这些人还是得靠李妈妈，让老太太去向陈清敦的母亲商量；不过，所有情治单位都得投入这项逮捕工作，也许他们有其他的线索，而且风声越紧，陈清敦的母亲，就越可能跟我们合作。」
到了十月初，刑警大队就在芦洲的「菜寮」一带找到了陈阿贵，这小子躲在一个地窖里，刑警一进去搜查时，他立刻开枪拒捕，结果给一羣刑警乱枪打死。陈阿贵身中五十余枪毙命的消息传来后，陈清敦、陈锡炮两人就更不容易找到了；不过李妈妈也在之后不久，便把陈老太太约到家里，请我去与她沟通。
「清仔现在一定跟炮仔在一起，我想办法告诉他们两个。」陈老太太一副合作无间的样子，还千道谢万磕头地感激我放清仔一条生路，这种态度，反而让我更加不信任她。为防万一，我将观音山基地案已自首而未结案的叁十多个老先生、老太太找来，每天给他们五块钱办案费，轮流在陈老太太附近监视她。
为了查案我索性搬到五股。事实上，从观音山基地案开始以来，我留在五股的时间已经非常多，现在又发生了这种麻烦事儿，就更是离不开了。
跟踪陈老太太得用上好几组人，加起来总得十个八个；暗桩更是与日俱增，每隔一阵子就会发现一个陈清敦的亲戚朋友，线索十分庞杂。相对地，每绦线索所能提供的资讯也相当有限。
虽然老太婆表面上为了他的儿子与我合作无间，但私底下她则一直和我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她经常愚弄我，把我们弄得团团转，但在这当中她总会泄露一些蛛丝马迹。我将种种线索归纳起来，最后判断清仔和阿炮一定躲在五股，而且昼伏夜出，生活全赖老太婆资助。
为了诱出这两条大鱼，我选定李绍民做饵，还在组里面挑了个女调查员贾启华与他伪装成私奔的情侣，住到五股去。这「小俩口」伪装得很好，每天昼伏夜出地在理发店厮混，与同是见不得光的陈清敦有了较大的交集。我估计，李绍民将会在理发店碰上爱漂亮、好打扮的陈清敦。
不久，事情果然就有眉目了，李绍民选了个半夜去理发时，瞥见一个陌生男子和老板嘀咕半天，内容大约是想请理发师傅留晚一点，等等两位迟到的客人。不过老板并未答应，反而要求这两个啰唆的客人「明天请早」。得到这项消息后，我用的办法还是跟踪。一个星期后，负责跟踪的行动员陈运祥发现了一名酷似陈锡炮的农民。
那是个适合插秧的季节，整个五股地区缺工缺得很厉害，同时清仔和阿炮也缺钱缺得厉害。做过粗工的陈钖炮为了过日子，在左邻右舍的鼓励下，决心「自力更生」一番，每天拿工钱换些食物，和陈清敦相依为命起来。
「应该是陈锡炮没有问题，我有八成的把握。」陈运祥说道：「这些插秧的农民休息时多数会摘下斗笠，聚在田梗上聊天，单单这小子，从头到尾不曾拿下斗笠。」
「他们明天在哪儿插秧? 」我问道。
「还是在五股冷水坑附近。」
「这个好办。明天带些人沿路埋伏，你就找个大石块躲起来，一发现这个人，你就边叫「陈锡炮」边朝他身边开枪，但是别打到他。」
隔天陈运祥依样昼起了葫芦，而陈锡炮则从怀里掏出了一颗手榴弹回敬。被炸起的水花还没来得及落下，陈钖炮就拔腿往山上跑，一伙儿行动员也不管叁七二十一地朝他身上开枪。叁声枪响，陈锡炮应声倒地。
埋伏的人还没靠拢，人羣里又冲出一个男子逃向山去。李绍民一急，拔枪猛追的当儿，一心认定这人就是陈清敦。
「陈清敦，站住！」李绍民开枪了，子弹落在这个男子的脚边。
「他不是清仔，别打他了。」一个老妇哭喊着冲出人羣。
「陈清敦在山上，他不是『清仔』！」老妇哭得更大声了。叁、四个荷枪实弹的大汉，直往老妇手指的方向奔去。
带着买来的媳妇儿躲在山上的陈清敦，早就听见枪响和哀嚎了。他拖了一只大柜子挡在门前，准备还击。调查员围着屋子，开了五十多枪。每放一枪，陈清敦的媳妇儿就嚎叫一声，声音尖得像是给枪打中了一样地惊心动魄。混乱中，陈清敦逃到山坡上，不过仍被当场击毙。两腿和身上各中一枪，躺在血泊中的他，显得极其狼狈。
案子总算落幕，陈老太婆指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所幸，他买来的这房媳妇儿肚子里已经有了陈清敦的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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