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君没打工不等于领导辛亥革命

有先生介绍了武昌首义发生时，孙中山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边一个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内”，无疑是一种考证。然而一推论下去就令人不敢苟同了。

*君说：“作者最近发现孙文在武昌起义当天的一封亲笔信”，颇有故弄玄虚韵味。这封信原件老早就存于南京市博物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1页即登载有此信全文。若说“发现”，恐怕只是“作者”自己的阅读纪录吧。

然后*君称：“信中提到不久前（8月30日）他应黄兴要求让洪门筹餉局电匯至香港的一万港币”就有点让人糊涂，因为无论《全集》所刊信件全文，还是封文所刊原件照片，均无涉已汇“一万港币”，只求筹款逾万，不知如何“提到”。倒是此前8月31日孙致吴稚晖函讲述了这件事，称黄兴“决欲行个人主义，以与李、张等贼拼命”，孙及“吾党人”都不赞成。经劝阻黄已表示“遵谕”；所录黄电称“先组织四队，按次进行”，孙谓：“大为同志所赞成”。于是准黄“恳助万五千元”，孙告诉吴说：“昨日已勉汇万元，尚差五千元。”这“勉汇”的一万是筹饷局李是男那边汇出的，筹款“颇有成效”的老孙却连五千港币也凑不齐，到处发函电乞贷。实际上直至辛亥，孙再也没有筹得任何款汇给无论谁，就连黄兴处缺额五千港币亦无着落，不知封君所谓“14.413万美元”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了。直至赴南京窃取“临时大总统”那天，急电陈嘉庚才获得5万元忽悠以为他“不差钱”的各省代表。另，*君或许误解，将被问候的黄杰亭、刘菊波当作随员了，实际上跟随老孙至各地游说的是筹饷局解说员黄芸苏、张霭蕴、赵昱。

即使*君说已汇的是这一万元港币，那也与辛亥首义毫无关联，是供黄举事资费。黄直至九月底，除准备暗杀几个广州大员之外，还在筹划云南起义，并为此汇三百元给在上海的谭人凤，邀他同往云南发动。不但孙根本无从得知武昌的任何筹备起义之计划，就连黄兴，也不知情。我们复观此前老孙诸文件，甚至连涉及武汉乃至长江流域皆无片言只字，四川爆发保路风潮亦被其视作“谣传”：“我不相信这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偏偏“从未打算”之地真的动起来了。即使“所传属实，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响应，而广东军队亦将继起。”倒是可以证明辛亥首义确实不在孙之计划中。另在9月14日复咸马里函中言及“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闽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也没有提及武昌是否该“援应”。然而到10月24-26日间与鹤冈永太郎谈话第一条便了无羞耻感地谎称：“目前华中起义，系由本人所指挥。”

而武昌首义真正确定计划，是在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上，孙武主持约六十余人与会确定10月6日举事。此前已于9月16日派居正赴沪，邀请黄兴、谭人风、宋教仁来汉主持大计，故居正亦不知道所定举事的准确日期。他修书一封，连同谭、宋私函派吕志伊赴香港请黄兴北上。吕氏直至10月2日才找到黄兴，黄兴在5日致函在温哥华的冯自由，详细叙述了武昌已“是势成骑虎，欲罢不得。吾人当体验内陆同志经营之艰苦，急为设法筹集巨款以助之。”并请冯告知孙中山：“特由尊处转电中山”。需再次强调的是，至此无论孙、黄，仍不知武昌新军举事之预定日期及改期，更不待言临时爆发。

冯自由接到此函时武昌起义已经三个月了！而孙中山自传里也说：“武昌起义之次夕，余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丹佛）。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之代表〕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中之同情者〕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余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余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克强，申说复电延迟之由，及余以后之行踪。遂起程赴美东。”

我想，孙中山这段回忆理应清晰、准确。因为太大件事了！那么即便以时差核算，首义之师克武昌已是11日中午，时差23小时，孙也只能在火车上，亦不在“犹他州的Ogden”了。其实推论老孙在哪毫无意义，因为他是在13日抵达芝加哥的，那么在丹佛也只可能大眠一夜而已，所谓打工之说同样是拥趸们吹嘘罢了。封君说不可能在丹佛打工并没错，但借以推翻“孙文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没有直接关係因此贡献不大”就更轻率了。事实上，老孙对“辛亥革命”非但贡献不大，而且只有“负贡献”！

当年章士钊在《沈荩》一文中评述道：“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陆实行革命者得一人”。章氏影射谁不言自明：老孙自1895年广州举事败阵后游移海外直至辛亥胜利后赶回国，16年间仅1907年在法国军官陪同下涉足义军已攻陷的镇南关炮台不足一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武昌首义乃至延及长江流域的响应，都是在排除孙中山干扰的情况下实施的。有孙插手，皆败阵；无孙介入，却成功。这是历史的真实，无可否认。借一封催款函为老孙涂脂抹粉，那才“构成对歷史的扭曲与误读”。

1910年7月31日居正、宋教仁、谭人风、陈其美等在上海开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不但公开宣布与孙分道扬镳，还是对孙中山的批判会，其宣言就是对老孙的控诉书。直斥孙“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域？”吴玉章后来也指出：“这个组织虽号称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从他们所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领导有些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吴的评述还是客气的。其实，无论老孙筹款是否真如封君所述那般丰厚，至少无一文支给武昌首义乃至长江流域，亦无任何意见支持过“辛亥革命”。看老孙一系列筹款文书，所筹皆以“中华革命党”或“中华革命军”名义，连“同盟会”这块招牌也弃之不用了。老孙自己承认：“时余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虽解释说此电并未发出，但至少承认直至武昌首义成功，他无法筹得任何款项，因此才“令勿动”的。若照孙旨意行事，武昌首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均不会发生了！

（2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