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的《后来》歌词写得挺好，貌似谈爱情，其实具有人生的普遍价值。
现在说起来，已经是20多年前了。
那年夏天，刚从学校毕业，下午下班后天天去一中操场踢球。破自行车往长满蔷薇花的低矮栏杆上一靠，一个翻身就从马路进了操场。
一身臭汗之后，光棍来光棍去，漫无目的骑车回单身宿舍。
大部分时间经过京源商厦。那时候卡拉OK乍起，不知什么时候，门前广场忽然多了一个跳舞的男子。约40岁左右，腰缠红绸绳，衣服不算褴褛，但绝对不干净，随音乐扭来扭去，招来很多人围观。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神经病。一言概之，跳舞可以，但一个男子扎着红腰带跳舞，基本纳入神经病序列。
不只在京源商厦，有时候在老光明羊肉馆前也会见到他随着音乐起舞。
见多了之后，好像只要有音乐的地方，他都会跳起来。
那些年流行一句话叫“边走边唱”，就因为这个，忽然对这个跳舞的男子产生了兴趣。
多次观察之后，我发现这个人不是乞丐。音乐一停，他就会挤出人群，一路消失在夜色中。他从不伸手向人乞讨，更不会从垃圾堆里捡食。
终于，年轻的好奇心让我跟踪了他。
那天下午踢球之后夜幕降临，路经商厦，他又在那里不停地扭来扭去，既不说话，也面无表情。老样子。
后来音乐停了，他把腰里的红绸子一扎，顺着路往南走。鬼使神差，我便慢悠悠跟在了他后面。
那时候老转盘大桥下还是一片荒芜，有几个收垃圾的占据了半个河床，酒瓶子塑料袋堆积如山。眼瞅着，看他顺着小坡下去，不见了踪影。
犹豫了很久之后，我把自行车往路边一靠，然后也下去了。
走了不远，看见一个黑影坐在一垛酒瓶前面，借着远处街灯的光晕正在吃饭。近前一看，果然是他，红绸子还在腰里扎着。手里是半个馒头，啥菜看不清。
然后，我就在他对面蹲下了。
他仿佛没有看见我，自顾自吃。
终于按捺不住，我问了这么一句傻话：“你怎么天天去跳舞？”
出乎意料的是，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了我：“没事跳着玩！”
我原本给他编了很多故事，但到了此刻，发现俱不合宜。他既不呆，也不傻。反而是我呆了呆，最后也就站起来走了。
以后再见他跳舞，我就失去了观看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神经病，也不是一个乞丐，更不是一个收酒瓶的小贩。
至于他是谁，已经不重要。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从这个小城消失了。
为此，我真的很是觉得少了点 。于是写了一篇小文，好像叫《舞者》。
其实，我很想探究他背后的故事。
至少，在大家都把他当傻子的时候，我怀着年轻的好奇心去看过他。
多年之后，我发现，这种年轻的好奇心一点都不含歧视。
今日晚归，夜里11点。
下午六点去影院看了看《敦刻尔克》，大失所望。
除了英雄，满是活下去的渴望和自私。也有龌龊。
在那个环境下，很是理解的。
步行回家，烦。约人路边小酌了下。
烦是因为心里有疙瘩。现在还不能说。
草草散了，回家。
邻居大嫂在街边租赁的房子还亮着那盏黄悠悠的小灯，正往屋里收拾水果。
我没有帮她，但说了一句：“没人了，早回家吧！”
大嫂答：“这就准备走，你才会来？”
对她，起初我没有一点好印象。
同是街坊邻居，她的水果价格给我的总要比500米外多那么一毛。而且，每次见我总要向我推销水果。挨不过，买过几回，都不如意，后来心里就抵触了。偏不买。
那年冬天，早晨，我正在电脑前敲字，老远听见她在院外咋呼我的名字。当时听见我是很烦的，还没来得及反应，院门咣当一声开了，她搀着老母进来了。
老母那年七十多岁，去厕所回来，半晕在路边，她恰好遇见。老母嘴硬，硬要撑着自己回来，其实已经自己走不了了。看上去像喝醉了，等进了院子看见我，两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
因为她，老母应该说捡回了一条命。她让我掐人中，又让我不要让老母咬了自己舌头，眼见母亲真的要咬牙关，毫不犹豫我把手指插进老母牙缝中。终于，几分钟后，老母长出了一口气。大嫂说：“好了，没事了……”
住院检查，老母头部供血不足，毛细血管有些堵。
假如那天没有邻居大嫂，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这事之后，感谢是必须的。
从此以后，我总会装作不经意地去买大嫂的水果。
而且，我甚至觉得，以前对她的印象是龌龊的。
尽管从那以后，见面还是淡淡的，没有刻意的热情，但这个大嫂，在我心里有了一个位置。
现在，对于人和事，我真的喜欢坦白，明确说明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不过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多年以后的遗憾。
善待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需要他的帮助。
关于后来，你永远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况且，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是完美的。
就像我自己，有可能让人终生厌恶，但也有人会终生喜欢。
2017年9月26日
文｜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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