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世界，世界很可爱
文学作品| 作者|小文
1964年，陕西省民政厅发出了《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从那一年起，陕西省13个县以及商雒正式改名——
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改为千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商雒改名为商洛。
那么，当时陕西省人民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会将一个个原本充满文化底蕴的地名儿，改得面目全非呢？
这与郭沫若有关。
郭沫若早年曾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期间，郭沫若发现日语跟中国的汉字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他发现日本人虽然在使用汉字，但绝不是简单地拿来主义，而是根据本国的需要，将汉字进行了二次加工，使得原本含义晦涩书写复杂的中国文字简单了许多，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内的文盲率。
而在当时的中国，学习汉字的困难程度，要远远高于日本这个根本不曾发明文字的国家，这也是造成中国当时文盲率极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那时起，郭沫若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祖国复刻日本的这种文字改革，可以让更多的国民识字，知礼。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把自己对中国汉字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汉字改革的种种设想，归纳总结成了一份详实的报告，并将之交给了毛主席。
说来也巧，此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正在为如何提高全国人民的认字水平发愁。据统计，在建国初期中国的文盲率超过了80%，怎样才能让人们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最多的汉字，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读到了郭沫若这份有关汉字改革的报告。毛主席对郭沫若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繁体汉字书写复杂，学习困难等缺点深以为然，加上当时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都在积极推动汉字改革工作，所以在新中国成立还不到10天的时候，毛主席就下令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郭沫若当选为常务理事。
当然，改革汉字虽然势在必行，但并不意味着能够贪功冒进。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员，每一个都是文学界的大佬，他们各自都有着对汉字改革不同的意见，因此发生争论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其中，虽然在细节上可能千差万别，但在大方向上大略可以分成两派，温和派与激进派。
激进派主张将汉字彻底拉丁化，这无异于将汉字全部废除。而温和派提倡的是给汉字加注拼音没有问题，但汉字本身不能废止，只是对其中的生僻字加以简化即可。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还是温和派占据了上风，毕竟中国汉字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又怎会有人真正舍得弃之不用呢？
大方向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具体的简化方法。
1964年，郭沫若通过数十年对周边国家文字改革历程的深入研究，有了巨大的收获，尤其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他们之所以能快速降低文盲率，跟国家的文字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其中列举了日本在汉字改革过程中的先进做法，以及改革后的汉字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文人对郭沫若的看法都表示赞同。
这天，正在杭州疗养的胡乔木读报纸时，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胡乔木觉得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其中很多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特别是对郭沫若提出的将中国地名中的生僻字替换掉的这个提议，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付诸实施。
不过，冷静下来的胡乔木也知道，想要立马在全国范围内更改地名并不现实，不过找一个省做试点应该是可以的。最终，有着众多复杂地名的陕西省，映入了他的眼帘。
于是，胡乔木立刻给当时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就是说自己读了郭沫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应该找个试点实验一下，陕西省下辖的许多地名就包含了生僻字，能不能就把那里作为试点，如果效果显著就可以向全国推广。
刘澜涛收到胡乔木的来信后，立刻让秘书找来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认真阅读之后，刘澜涛觉得胡乔木说的办法可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这些生僻字的地名确实会给人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刘澜涛将胡乔木的来信转给了当时的陕西省书记张德生。张德生对郭沫若的想法也非常认同，很快，张德生就把陕西省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更改省内生僻字地名一事。
在会上，大家讨论得非常激烈，也有不少人对这件事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按照郭沫若的意思简化的地名，多少差了点文化底蕴，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投出了赞成票。
之后，众人就在陕西省管辖的范围内选出了14个含有生僻字的地名，商量出了一个更改方案，转交到了陕西省民政厅办理。
同年9月份，陕西省人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出关于《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要求陕西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更改地名生僻字任务，全力配合汉字简化和改革工作。
很快，陕西省14个包含生僻字的地名全部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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