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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复旦，作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育人无数。
然而，这三所大学的建立与三位老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既像灯塔，又是引路人。正是他们，建造了中国最宏伟的殿堂，接续了中国最宝贵的文脉，也教育出了中国最出色的大师。
及至今天，他们呐喊渐弱，但仍有余音。
恰如千年前范仲淹之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马相伯创办复旦
1840年，江苏镇江丹阳一个男孩出生，信奉天主教的父母为襁褓中的婴儿做了天主教洗礼，这个小教徒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从小就非常聪慧。11岁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私塾的学习，决定要去刚开埠不久的上海求学。他这一走，一位学贯中西的大人物，便走进了历史。
到上海后，马相伯入读法国耶稣会的徐汇公学（今上海徐汇中学）。十几年后，他熟练掌握了英文、拉丁文等7门外语，30岁时，他获神学博士衔，旋即出任徐汇公学校长，讲授经史子集。
1876年，巨大的饥荒袭击了中国北方，史称“丁戊奇荒”。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他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他的弟弟马建忠是重臣李鸿章的左膀右臂，经弟弟介绍，马相伯投在李鸿章门下。李鸿章对他非常赏识，两人亦师亦友。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代表朝廷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和外交使者，同坐在谈判桌上的马相伯也背上了无数骂名。马相伯的母亲甚至说：“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直到去世，母亲也不原谅他。
1901年秋天，另一位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蔡元培来到了上海，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索性决定办一所学校。
1903年3月1日，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院成立了。学校地址位于今天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震旦”之名，出自梵文的“中国”，寓意是“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他为震旦立下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1904年，25岁的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卖国，被迫逃到上海。马相伯爱惜其才华，将他收入门下。梁启超听说马相伯出山办学，激动地发出贺文：“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好景不长，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马相伯和投资方耶稣会闹翻了。耶稣会不但解散了学院，更是将65岁的马相伯变相软禁起来。在于右任的带领下，学生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为了让学生们有书读，马相伯拄着拐杖，到处求人筹款。
1905年9月14日，在废弃的提督衙门的破烂屋舍里，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椅，只有一块黑板，加上一个老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成立了。
“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意为“复兴中华”，同时也包含了“恢复震旦”的含义。
复旦公学，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马相伯的悉心教导下，一些日后如雷贯耳的人物，于右任、竺可桢、李叔同、陈寅恪、邵力子、黄炎培……昂首走出。
辛亥之后，马相伯出任过南京首任市长，当过总统府的高等顾问，也在蔡元培的邀请下代理过北京大学的校长。
1939年11月4日，100岁的马相伯被家人带着，千里逃难，数次转运，最后客死越南谅山。
这位多寿多辱的百岁老人，在生命的余烬里，泣不成声：“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是没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去世后于右任痛挽恩师：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蔡元培入主北大
马相伯去世后4个月，他的学生蔡元培口吐鲜血，摔倒在地，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73岁。
时钟拨回1901年。这一年，蔡元培拜师马相伯。
“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马相伯的这句话，影响了蔡元培以及后来的北大。
这时距离蔡元培执掌北大还有15年。
蔡元培出生于地杰人灵的浙江绍兴，16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成为进士，27岁又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特别赏识他，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
39岁时，蔡元培赴德国游学。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期内，蔡元培发现并请进了鲁迅、许寿裳等风云人物。1916年，蔡元培登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舞台，北京大学。在这里，他成了永远的北大校长。
如果没有蔡元培，就不会有今天的北大。
当天的报纸上是这样描述的：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五天后，在1月9日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演讲一出，全国震惊。这份就职演说，为后来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陈独秀是蔡元培请来的第一位大将。在北大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但蔡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坚持请他来校任教。1917年短短一年中，蔡元培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
蔡元培广邀新派人士，也聘用留任了不少“旧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他们构成了北大的“旧派”主力，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蔡元培还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学术的中心。他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被后人誉为“永远的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生操劳，一生清贫，至死都无房无地。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后，还拖欠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衣的衾棺木，都是至交好友、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代筹的。
1940年3月10日，蔡元培出殡，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上万人相送。
梅贻琦主政清华
北大隔壁的清华，也出了一位好校长，他叫梅贻琦。清华建校至今109年，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是清华史上任职最久的校长。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天津人，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高足。张伯苓，也是周恩来的老师。1909年，梅贻琦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于1915年回到中国。半年后，他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
1931年底，梅贻琦走马上任清华校长。就职演说时，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时清华的教授阵容强大：陈寅恪、金岳霖、叶企孙、赵元任、冯友兰、朱自清……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华罗庚轰动数学界的时候，才20岁。但他只有初中文凭，还有残疾，但梅贻琦手一挥：“让他来清华。”华罗庚由此被清华录入，一路破格，最后成为教授。
文凭不高的吴晗、钱钟书等人，包括没有任何学历的陈寅恪，都是在梅贻琦鼎力推荐下，才得以进入清华任教的。
清华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正是从梅贻琦这里开始的。在梅贻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迎来了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精英一时荟萃清华园。
以1936年为例，当时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
在梅贻琦主政清华的十几年里，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至抗战前夕，清华已从当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与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国最高学府。连北大校长胡适，都说清华的毕业生比北大的更抢手。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
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视若珍宝，从未当众打开过，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住院后也一直放在床下隐秘之处。两周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包打开，所有人都呆了。原来里面不是重要文件，也不是支票存折，只是一个账本——清华基金账目，从他初掌清华，一直到去世前，一笔笔账目清清楚楚地列着，分毫不差。
在场者无不落泪。
梅贻琦去世后，蒋介石亲题“勋昭作育”。出殡时，千人执绋，万人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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