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辞典中的词条，其实就是今人为古人所编写的一个履历小传，往往要涉及到与传主相关的方方面面，从姓名、籍贯、生卒到经历、事迹、著述，无不要求尽可能地准确完备，而史实和常识，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点。由于这些人物在历史上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其名号和事迹经常被提及和引用，并且辞典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受到读者的依赖和信任，所以避免相关史实或常识的错讹、含混是非常重要的。翻阅《湖南古今人物辞典》，抱着“于不疑处有疑”的态度，除了“勘校之一”已经讨论过的“编写标准”问题，发现该辞典在“文史知识”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且具有代表性，值得商榷。本文就其中出现的史实和常识以及人物名称字号的错漏部分，举例作些勘校，既以求教，亦供著者、编者及读者参考。
（一）
关于史实的真伪。对历史人物的记述和评价，必须建立在史实真实、准确的基础上。
引据史料要细心。廖树蘅条，1、称其“主管水口山矿务，任事八年，赢利六百万”。此说与史实不符。据《宁乡县志》：“树蘅已在矿八年。癸卯……其子基植继开水口，又八年，前后赢利计为银五六百万。”所以，实情为其父子陆续主持矿务总计十六年，合计赢利五六百万，不可时间减半，亦不可仅归于廖树蘅一人名下。2、称“三十三年捐主事，分部加四品衔”。或有误。据同上，此前树蘅已拒绝参加经济特科试，且“入省综矿政”，没有理由再出钱去“捐”个六品衔的主事；实情应为，鉴于廖氏对地方经济的巨大贡献，湖南两任巡抚先后向朝廷“奏请优叙”，“而部议仅以主事分部”，而使巡抚“深以未能荐达为恨”。“优叙”、“荐达”之辞可证，其主事之职非捐纳所得。
剪裁史料要得体。余肇康条，本条应系根据袁思亮所撰《长沙余尧瞿先生行状》（载《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第二辑）写成，但在简写过程中造成错漏，称“因襄办皇族大婚典礼，升武昌知府，迁汉阳。在任修荆州万城堤”。1、余所“襄办”者，并非普通皇族婚礼，而是当朝皇帝光绪的婚礼，此节没有理由含糊。2、余因此而得到的奖赏实际是“劳晋二级，以知府分湖北补用”，之后是“署荆州府”再“补汉阳，权知武昌”，“在任修荆州万城堤”说方可成立，“署荆州府”与“在任修荆州万城堤”为时空因果性联系，否则以“武昌知府，迁汉阳”而“在任修荆州万城堤”，形成时间错位、越界管理，难免会让人无从理解。
考证史实要准确。杨褫条，称其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乡试第一”，据《湖南通志》记载，杨褫实为明弘治五年（1492）乡试解元，而明成化十九年的乡试第一名是湖北江夏人林贵。周采条，称“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据县志“周采传”及“县纪年”皆记周采为“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进士”，亦可征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周采名列是科三甲第197名。余廷灿条，称“常与戴震、纪昀相切磋”。据杨树达所撰《存吾文集四卷》介绍（见《湖南文献汇编》）考证，其“与戴震相切磋”云云“与事实不合”，系“传闻误记”，已有考证结果和结论，理应采纳。童兆蓉条，称“光绪三年（1877）署延榆绥道”，其任职时间有误，县志云：“（光绪）三年丁丑题补兴安府檄署榆林府……六年庚辰署延榆绥道。”亦可证之《清史稿》之“童兆蓉传”。
叙述史实要完整。魏瀚条，漏记原名，且笼统称“后举乡试”，据《湖南通志》，传主原名或榜名“魏焯”，为嘉庆五年（1800）恩科举人。袁名曜条，袁名曜与弟子合作岳麓书院著名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参编《湖南通志》，主纂《宁乡县志》等重要事迹，不可不提。该辞典中影响到词条完成性的各种漏记非常多，从生卒年份到表字、别号、谥号到代表作品到人物关系，属可考而漏记者，不下百例，小文篇幅有限，难以一一例举。
关于常识的正误。校对，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字辨认的问题，与内容相关的常识的核对，同样重要。
避免望文生义。黄本骥条记云：“收集秦汉以后金石文字数百种及古琴、刀、布等甚多，名其居曰'三长物斋。”这里，刀与布不能分开，“刀布”即古代钱币——黄本骥自解“三长物”即“秦汉以来金石文字”、“旧琴”、“周秦刀布”——况且收集“布”这种难以长久保存的东西也很难想像；“秦汉以后”亦应为“秦汉以来”，否则，拒绝收集秦汉时期的“三长物”也会让人难以理解。傅绍岩条，称其“捐赀为知县”，此节县志传内未见，而记其因上书陈事得巡抚欣赏，“保知县，需次江苏，纳赀晋知府”。《湘雅摭残》中则称其“纳资官湖北道员”。或可证“捐知县”不确。
核查时代背景。陈嘉言条，称其“出任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府十余年，后调京任监察御史”，此节问题较多：1、进入明朝已不设江州府，故清代人物陈嘉言不可能出任江州知府。2、陈出任知府近十年的地方是福建漳州府，其诗《离任福建漳州知府》自称“莅位九州越十年，愧无德政慰先贤”，又作《辛亥冬自漳州弃印还湘舟泊昭潭》，皆可证明陈做的漳州知府而非江州知府。3、陈在翰林院散馆后曾出任京畿道、江南道监察御史，时间在就任知府之前，“后调京任”实有此节，但那已是弃印漳州知府的民国年间，也不是“任监察御史”，而是国会议员；以常识而言，知府为四品，监察御史仅为五品，如无处分而降级调任，可能性也是没有的。
注意词语差异。易祓条，称“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据县志及《湘人著述表》等，易祓实为“淳熙十二年乙巳太学释褐殿试第一”，而“太学释褐殿试”有别于后来的进士殿试，所以易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进士”，此间差别应注明。李兴邦条，称“是年正月复命，辅讨交趾……”“交趾”作为生僻地名，当注（越南古称“交趾”）。陶汝砺条，称“明万历四十年贡生”，据县志，陶为是年“岁贡”；周圣楷条，记“贡生”，据《湘潭县志》实为“拔贡”；周世教条，记“嘉庆三年贡生”，应具体为“岁贡”。明清两朝，“贡生”名目繁多，若非不可考者，理应标注具体，虽然都是“贡生”，但一县之内岁贡年年有，拔贡则十二年出一个，两者在名声、地位以及待遇方面都是大不相同的。邓廷松条，称“以廪生援例知德庆州。”“援例”的说法过于含混，考虑到当代读者的知识背景，应具体为“援例捐知州”，清代廪生非捐纳不能直接成为知州——《宁乡县志》“邓枝麟传”记其父邓廷松“廪生，久困乡试，援例捐知州，发广东知德庆州”，林上洪著《清代科举人物师承研究》中亦明确指出：“在各个层次的科举人物中，生员是没有做官资格的。”——故“捐”字不可无。endprint
此外，在记述历史人物著作时，经常会用到两个词语：“纂修”和“著有”，它们之间的具体含义是有区别的，不可不注意。各种地方志一般系多人参与编纂之作品，署名者是牵头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编委会主任”或“主编”，这类作品可以列入主编者著述书目，但主持编著的性质不可变成“著有”。李继圣条，称“著有……《万年县志》等”，《万年县志》实为李继圣修，刘文表纂，将之直接归属为李继圣“著有”不够恰当。卢世昌条，称“著有《絅斋诗集》、《丰县志》等”，龙汝霖条，称“著有《高平县志》、《坚白斋集》等”，这两个词条将两种书籍同时定性为“著有”，是不严谨的；两部县志都属于前有先贤蓝本，时有同仁帮忙而成，应为“纂修”而非“著有”，而如伍让条，记为“主修《衡州府志》，著有《镜湘馆集》”，这种显示了不同性质的表述是恰当的。
细节决定成败。贺懋椿条，称“后改江北知州”，据县志应为“署江北厅同知”，“同知”与“知州”二官称不可互换；有清一代，四川江北为“厅”而非“州”，厅的行政长官为同知。李隆萼条，称“历任清镇、南安、印江知县”，县志称：“署安南，通志误南安。”且曰：“时苗酋稔乱陷县城。”查清代安南县系今贵州晴隆县，亦有南安县，但地处福建，李隆萼所任各县皆属贵州，且“苗酋稔乱”故与福建（福建极少苗人）无关，可证词条中的“南安”应为“安南”。洪荣圻条，称“见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实际上焦为都督，陈为副都督，为准确计，也应明确。
（二）
古人的姓名大多有名、字、号，表现在各种古籍中，相互之间称呼或自称，又根据场合、对象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即便不是书香门第，即便全家基本文盲，这方面也都不会含糊，长辈往往要请有文化的亲戚或教书先生之类把子侄晚辈的名、字、号弄齐全，而名人辞典中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其复杂性、多样性是需要注意的。
在该辞典中，姓名、字号的缺失、错漏是个“重灾区”。先说其中一个特殊部分，即谥号的缺失。古人于朝廷有大功者，往往死后会得到皇帝赐予谥号，而谥号又往往成为其行世的称呼，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等，所以，这类人物的条目内应以记录谥号为宜。不是说皇帝“赐予谥号”者都有资格列条目，但入了条目的人物若曾经有过官方谥号且确有影响，自然应当记录在案。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是，官方谥号类于后来的国家级荣誉称号，不论今人对该“奖”的评价是高是低，实录之都是公平、客观的选择，何况这些谥号由于被普遍使用，实有助于读者的阅读辨认。
刘典条，内容中不列刘典谥号“果敏”。如果我们不知道曾国藩谥“文正”、左宗棠谥“文襄”，我们也将不知道《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的作者就是曾国藩、左宗棠，那么不知道刘典谥“果敏”，也将很难猜出《刘果敏公全集》的作者就是刘典。同类情况如刘长佑条，不记“谥武慎”，不列《刘武慎公遗书》。曾国荃条，不记“赠太子太傅，谥忠襄”，不列《曾忠襄遗集》。李续宾条，不记“追赠总督，谥忠武”，不列《李忠武公遗书》。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论列凡十七人，李续宾赫然在列，词条不记其著作，如何说得过去？何孟春条，不记谥号“文简”，而《四库全书》收录其《何文简疏议》。储玫躬条，不记谥号“忠壮”，而《中兴将帅别传》有“储忠壮公玫躬传”。罗泽南条，不记谥号“忠节”，世存《罗忠节公遗集》。邓绍良条，不记“赠太子少保，谥忠武”，世存《邓忠武公荣哀录》。彭玉麟条，只记“卒后清廷赠太子太保”而不记“谥刚直”，则所列“撰有《彭刚直公奏稿》”失去信息照应。刘锦堂条，不记“谥襄勤”，有《刘襄勤公奏稿》存世。瞿鸿禨条，亦应记录其死后废帝溥仪追谥“文慎”，有《瞿文慎公文稿》一卷存世。与此同时，刘坤一条记“谥忠诚”；黎培敬条记“谥文肃”；张百熙条记“谥文达”。则同类人物记述标准之未能统一可见一斑。
当然，朝廷“予谥”不一定都要详细记录，关键要看该谥号的影响和使用情况，如萧启江条不记“赠巡抚，谥壮果”，陈大富条不记“谥威肃”，杨玉科条不记“赠太子少保，谥武愍”，由于这些谥号在后世影响甚微且少见提及，不作记录或也说得过去。
古人的姓名比现代人要复杂很多，他们除了名之外，还有与名相表里的字，一些人在名、字之外还有别号，而且名、字、号还可能不止一个，给人们的辨认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有人说曾伯涵老谋深算、谭壮飞年少英雄时，如果你感到有点茫然，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曾国藩字伯涵，谭嗣同号壮飞。从这个角度说，古人，尤其是进入了辞典的名人，其字其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准确的记录也是必要的。该辞典在人物字号方面的问题举例：
一是漏记，有些人物是完全不列字号。如非特殊情况，古人在名讳之外基本都有字有号，辞典编纂者应尽量查找核实，切不可偷懒导致漏记。邓粲条，应记“字长真”。欧阳通条，应记“字通师”。胡曾条，应记“字秋田”。张唐条，应记“字讷翁”。茹瑺条，应记“字良玉，号恕庵”。张敏条，应记“字时习，号乐山”。夏崇文条，应记“字廷章”。周策条，应记“字臣献”。孙斯亿条，应记“字兆儒”。贺懋椿条，应记“字彭年，号龄圃。”黄本骐条，应记“字伯良”。胡光北条，应记“字楚良，又字学山”。
有些人物是缺表字或者记列不全。黎吉云条，“字月乔”后应加“一字樾乔”，各类古籍中，“月乔”、“樾乔”二字并用，且后者居多，如曾国藩有诗题为《送黎樾乔侍御南归》，《词林辑略》则记“字云徵，号樾乔”。杨彝珍条，只记“字性农”，应记为“字湘（季）涵，号性农，别号移芝”，其作品名即为《移芝室集》。陈启泰条，“字伯屏”外应另记“一字伯平”，《词林辑略》记“字宝孚，号伯平”。袁名曜条称：“字道南……遗稿仅存《吾吾庐存草》六卷。”县志（指《【民国】宁乡县志》，下同）记为“字焘岚”，著作记为“《吾吾庐存草》五卷”，不可不备一说。康刘锽条，漏记“字訏俌”。周达武条，仅标“字梦熊”而不加“一字渭臣”（县志只称“字渭臣”），郭嵩焘评周达武诗时径称“渭臣军门示嘉峪关诗”云，亦可见“字渭臣”不可不列。endprint
还有的人物名字前后有变化，不能不交代清楚。熊少牧条，不记原名熊盛旸，据谭延闿《近代乡贤手札书后》云：“先生入江南乡试闱中阅卷，褫去举人，后始改名少牧。”康刘锽条，漏记科举经历。称传主“清光绪二十一年官礼部主事”，却不说明系因进士身份得官。导致此项漏记的原因，是由于在进士榜上找不到康刘锽的名字，他在光绪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时用的名字是刘锽（三甲第166名），后来才以祖姓康向朝廷申请复姓康刘而得现名。此间过节，理应略作交代。朱剑凡条，称“曾用名家纯”，准确表述应为“原名家纯，字剑凡”，后“以字行”。朱剑凡系湘军名将周达武之子，祖姓朱，因避祸改姓周，清亡后恢复原姓。此节不可不提，否则读者就不能了解当年创办“周氏女塾”（著名的“周南女校”前身）的周家纯就是朱剑凡。
漏记较多的是别号，旧时代人物，确实有些人的别号只是附庸风雅，没有实际用处；但下面这些人的别号是具有具体辨认功能的，不可不记。易祓条，漏记“号山斋”，著作有《山斋集》。周堪赓条，漏记“号五峰”，世存周堪赓撰《五峰遗文》。吴道行条，漏记“号嵝山”，著作有《嵝山集》。邓显鹤条，既记录“著《南村草堂诗钞文钞》”则当记其“晚号南村老人”。黎培敬条，仅书“字简堂”，据王先谦撰《黎文肃公神道碑铭》和《词林辑略》，应为“字开周，简堂其自号，晚更号竹间道人”，存世有《竹间道人自述年谱》。郑沅条，漏记“号习叟”，郑书法闻名，为人题字多落款“习叟郑沅”或“习叟沅”。廖树蘅条，廖有《珠泉草庐文集》行世，其“人称珠泉先生”之号需记录。傅熊湘条，列传主名、字、号多达八个，惟独漏记“号钝安”，而传主使用最多且名世者恰恰是“钝安”，条目中所列作品即为“《钝安遗集》二十二卷”。
二是错记，这类问题大多属于校对错误，有些则是流传中字号多种并存，应视使用情况依次记列或并列，以期完备，字与号的混淆也较为常见。李兴邦条，“字嘉人”应为“字嘉言”，合“以言兴邦”之义。曾朝节条，“号直斋”应为“号植斋”。周采条，“字元亮”应为“字子亮”。王坦修条，“字正亭”，据县志及《词林辑略》应为“字中（仲）履，号正亭”。邓廷松条，“字丈三”应为“字丈山”。刘愔条，“字黔台”应为“字默台”。孙鼎臣条，“字子俆”应为“字子馀”或简化“字子余”。萧翰庆条，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七忠义四”，“字辅丞”应为“字黼臣”。龙朝翼条，“字瑞龄”应为“字瑞臣”，县志考证认为“通志误瑞龄”。陈岱霖条，“字云右”应为“字云石”。彭洋中条，“字晓航”应为“字晓杭”。欧阳兆熊条，“字晓岑”应为“字小岑，一字晓晴”。贺华实条，“字六山”应为“字云山”。李元度条，“自号天岳山人”应为“天岳山樵”。易佩绅条，“字茹山”应为“字笏山”。王世琪条，“字炳青”应为“字丙青”。廖基植条，“字璧根”应为“字璧耘”。谭延闿条，“字组安”应加记“一字祖安”，世存谭延闿书法原件落款皆可见自署“祖安”，《词林辑略》及《谭祖安先生年谱》等作品亦作“祖安”，其弟谭泽闿字祖同，亦可佐证。
作为从事编校工作多年的编辑，吹毛求疵成性，本义上讲，实不忍见各种错漏白纸黑字地流布人间。需要说明的是，此节勘校，主要依据以下资料，列出以备核查：1、《（民国）宁乡县志》（周震鳞修，刘宗向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2、《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第二辑）》（民国湖南文献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湘人著述表》（寻霖、龚笃清编著，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4、《湘雅摭残》（张翰仪编，岳麓书社2010年2月版）。5、《（光绪）湘潭县志》（王闿运等纂修，岳麓书社2010年2月版）。6、《傅熊湘集》（傅熊湘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7、《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田伏隆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8、《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湖南图书馆编，岳麓书社2012年4月版）。9、《历代宁乡书画家传略》（夏时、李砺主编，中国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版）。10、《词林辑略》（朱汝珍辑，明文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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