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了高校统招
民国时期，大学都是自行招生的，考生到学校所在城市或设有考场的城市去考。像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里，大学多，外地大学也会到这里来设点招生。所以考生们难免要背井离乡，外出应考，而且为了获取经验，增加录取机会，只要考试日期不冲突，都会多考几个学校，从这个城市考到另一个城市。成绩好的，几个学校都录取了，挑一个去上。所以各个学校在“正取生”之外，还有一批按分数排序的“备取生”，准备填补那些未来报到的空缺。
从1951年起，政府组织高校统一招考，延续至今，大家都已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至少在我们这些学生和家长心中，就是一件很大的德政，由衷感到太平盛世、祖國统一的幸福。因为有了统招，一次就能报考很多学校，不用从这个城市考到那个城市，从这个学校考到那个学校了。
不过真正的全国统考，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开始的，1951年是试办大区一级的统考，只限公立大学，没把私立学校如教会大学等包括在内。考试方法和过去一样：不分文理科，中学学过的课程都考（加了一门政治），统分时再按报考专业，作相应的加权处理。比如考理工的，数理化加权大；考文史的，文史类科目加权大。还有一点：不是各县市都有考场，只在省会以上城市设考场，因为那时高中还不普及，很多县还没有高中。我是九江人，九江的高中毕业生要到南昌去参加统考，但更多是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周边大城市去考。好在报名和录取是没有地域限制的。招生是在暑假期间，考生除了投亲靠友，也可以免费入住高校的学生宿舍。考完回家。录取名单先以广告形式在主要媒体上公布。比如在上海投考的，就登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上。从上海到武汉的班轮，每天是晚上七八点钟到达九江，带来三天前的上海报纸，这也是当时上海媒体送到九江的邮发通道。预定载有统考录取名单的报纸水运到达本城的那天，同学们心急火燎地早早守候在江轮码头，等候船到。我们班有位同学的父亲是邮局职工，报纸刚一卸下，就抽出两份给我们，跑到一边，就着昏暗的路灯，寻找自己的名字，不时传出狂热的欢呼声。十天半月后，还会收到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应该说，这才是最确切的录取凭证。
我的情况还有点特殊：1951年春，我正要读高三下时，团市委要我去设在武汉的中南团校学习（当时江西属于中南区）。学完回省，已到了暑假，团市委要我参加工作。那时高校统考已经考过了，我还是想升学。虽然高三下未读，但剩下的课程内容不多，沒有高中文凭，可用“同等学力”报考。我终于决定辞职升学。在这之前，我的初恋女友在“参干”运动（就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中报名参军，分到青岛某海校，我忽然听说山东大学医学院还要单独招生，真是喜出望外，决定辞职升学。虽然我从未想过学医，但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学医了（否则就要再等一年）。
如沐春风
我顺利考入山大。这是个包括文、理、工、农、医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的水产系都在鱼山路的校本部。从鱼山路大门进来，去教室或回宿舍，都要经过校部的办公大楼。过道上挂着一叠校报（四开四版的《新山大》），用夹子夹着，挂在墙上，旁边有个朝上开口的小木箱，大约两三张A4纸的大小，写有“无人售报”几个字。读者自己取报，把钱投进箱里。我们来来往往，不时走过报箱，眼见报纸渐渐变少了，没有了。我新来学校，还没订上校报时，也是在这个报箱买报的。有一次买报时，正遇上校报编辑室的同志添报，就好奇地问：有少钱的时候吗？那位倒有点奇怪：怎么会少？只有多的：零钱找不开，就多投了。
学生是“包伙”，交一样的钱，吃一样的菜（也就是一人一瓢的大烩菜），那时还没有粮食定量和粮票，主食吃多少自便（但不能带走）。大约是考虑到同学们的不易，伙食费不是每年或每学期交一次，而是每月交一次，记得是每月75，000元（旧币，就是7.5元）。我记得这个数，因为家里每月给我寄的生活费是10万元（10元）。不过即便这样，有些同学有时还会犯难。交不上伙食费，这个月就不能进食堂。同学们也很自觉，没有混吃或强吃的。
从医学院学生宿舍去文学院那边的途中，有个铁皮屋，门口挂着“大众餐厅”的牌子，是个小饭店。一时凑不齐钱，交不出伙食费的同学，可以到这里来应下急。当然也有约上三朋两友，来这里浅斟慢酌的。我始终不知这饭店的来头，是个什么“性质”的：校办乎？私办乎？好在也无关宏旨。记得进门右手边是张大方桌，放着稀饭、米饭和馒头，还有一碟碟盛好的廉价小菜：芹菜酱干、肉皮冻、煮花生之类，明码标价，一般两三百元（两三分钱），不会超过500元（5分钱）。完全自助式：顾客自取饭菜，自己付钱。这里更简便，连收钱的木箱都没有，完全开放式：钱就放在桌上。找零也是自取。尤有甚者，钱不趁手时，可以“挂账”。所以桌上除了钱，还有欠条，比如“某系学生XXX欠洋多少，改日奉还。”下面是签名。服务员收拾碗筷时，也不以为意，随手放过一边，夹在一起。改天有钱了就来“奉还”。也不必找人，放上钱，找出自己的欠条撕掉就是了。服务员说，欠条常在变，旧的去了，新的又来，倒也不绝如缕。过了这“自助区”，再往里才是点菜吃饭的“正式”餐馆。那里是不是也能这样“挂账”，就不清楚了，我没去过。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这就是发生在校园里很稀松平常的事。没人特为关注，也没成为日常言谈中的话题，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莘莘学子
1951年入学时，学费是40斤小米，按市价折合现金缴纳。那时小米牌价低于大米，更低于面粉，只能说是象征性收费（手头有条资料：1949年10月北京小米牌价是每斤旧币195元，不到2分钱）。因此当时大学虽说难考，考上了，好像不存在交不起学费读不了书的问题。公办大学大抵如此。当时还有私立大学，该是另种情况。我没上过私立大学，收费情况不详。私立中学是上过的，我在江西上的那个教会中学就是私立的，每学期学费是大米一石八斗，杂费七斗，共为两石五斗，约合大米310斤。中学如此，私立大学肯定还要贵得多，不是一般人家负担得起的。
所以那个年代大学入学门槛虽高（1951年以前，大学总录取率约5%），但考上了公立大学，学费是不用愁的，有困难还可申请减免。住宿是免费的，倒是有个生活费问题：每月要交一次饭费。虽说收钱不多，但对有些同学来说，有时也要犯难。这也使我想到山大校园里可能与这有关的另一道“风景线”：到处贴着大学生们卖东西的小广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读过、看过的书，玩过的乐器（提琴、胡琴、吉他之类），以及钢笔、衣帽、生活和学习用品等。我实习时用的白大褂和听诊器，就是在校园里买的二手货。
随处可见这样的广告，如卖书的：“某君急售《XXXX》（书名），市价5000元（旧币），六成新，五折出让。有意者请与XX宿舍XX号X君联系”。
可以讨价还价。如在那广告空白处写上“四折如何”，卖主如写上“同意”，就可登门付钱取物了。我在工学院那边，还见过一次集体卖场，楼前摆放着形形色色要卖的东西，卖主也很多，好像是毕业班同学离校前的“清仓甩卖”。那情形就有点像我后来在美国看到的“跳蚤市场”（flea market）了。
校园里的勤工俭学
卖东西是一时应急，勤工俭学或打工才是更好的出路。这方面的路子也不少，如做家教。那时大学生还是“珍稀品种”，全国大学生在校人数也就10万左右，比现在的博士生要少。
校园里也有事做。比如到总务处登记，分配你打扫一两间教室或实验室，也能挣钱（酬金多少我没问过）。我想是因为教室和实验室不是固定某系某班使用的，所以不便安排学生轮值打扫吧。还可以为教材科刻讲义。大约两张A4纸那么大小的一页蜡纸，刻一张是2000元（0.2元）。我们都做过这事，但那已不是打工挣钱，而是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记得当时山大全校认捐一架战斗机，明码标价，也就是要给国家上缴15亿（15万）元。所以人人想方设法赚钱。各系用其所长，竞显神通：水产系同学兜售自制的简装海鲜罐头；物理系学生给人洗像片；我们刻蜡纸也是为“抗美援朝”效劳。还有很多其他挣钱捐献的门路。集腋成裘，终于完成任务，捐上了一架飞机。
说到打工挣钱，我总会想起一位同班同学高君。他是温州人，比我大几岁，因为他高中毕业后，在小学教过两年书，才考进山大。此君中等身材，长年穿件黑布（夏季是灰布）长衫。皮肤白净，但很瘦，虽不能说骨瘦如柴，也是瘦骨嶙峋，堪称“骨感”了。总是背着他那做工拙劣（自己缝制）的黑布大书包，往来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他不但要设法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供养老家双目失明的母亲，困难可知。我和他住在一个宿舍，也难见到他，因为他总是很早就起来，背着他的黑书包到图书馆去了，晚上回来很迟，总是在我们都已睡下后，他才悄悄进屋，摸黑脱衣上床。有一天下午，没有课，忽然发现他在宿舍里，口里喃喃有声。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备课。他找了个家教的职务，辅导一个四年级小男生，也就是讲点数学、语文吧。四年级的课程，还用这么下功夫备课吗？他可是惜时如金的。他说他是练“口语”。那时还没大力推广普通话，大家说普通话的能力都很差。高君的温州普通话，北方孩子是很难听懂的。所以他要先练一下，就“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两个词，就很叫他为难，反复练了多次，又说给我听，问能听懂么。他说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做好了，老娘和他就生活无忧了 。
他每天下午4时到小学门口去接他的“小东人”放学（“小东人”是高君原话，至今记忆犹新），护送回府。路上要讲个故事给他听。回到家，开始做功课。不懂的，他再讲一下。5点半钟，佣人开饭，他陪小东人吃。饭后学生自由活动，他总是鼓励学生看故事书，他也可以看自己的书。八点钟女主人回来（有时是从楼上下来），他就可以走了。那女人长得很好看，对他很客气，但也透着冷漠。他很奇怪：自己在家时，怎么也不陪孩子吃饭，倒要他陪着吃。后来才知道，那是后妈。他没见过孩子的父亲。据说先生要很晚才能回来，还常常不在青岛。
做这个家教，还有意外之喜：他可以把吃剩的饭菜带走。他说不带也浪费了，都会倒掉。那时还没有粮票、油票之类的东西，钱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有钱都能买到，所以有钱人不用很珍惜。
这以后，高君就不用每月交饭费，也不进学生饭堂了。每天早晨和中午，他就用这带回来的饭菜度日。家教的薪酬虽薄（我没问过多少钱），但也能养活老娘了。他自己几乎没什么花销：不抽烟，不喝酒，也没什么休闲或娱乐花销。他说在校期间，只看过两次电影，就是纪录片《抗美援朝》第一部和《抗美援朝》第二部，学校组织的免费电影。
毕业后，他分配回浙江。1957年前后，我在《中华外科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篇短文：《尿道排出蛔虫一例报告》，工作单位好像是温州一家医院。我不免为他高兴：终于回到双目失明的母亲身边了。
1952年秋季开学以后，国家对大学生釆取全包的政策：學费全免；伙食费也不用交了，国家买单（自己开伙或在家吃饭的，还可把伙食费领出）；贫困生每月另发零用钱；病了有公费医疗。彻底解决了大学生们的后顾之忧。
苏联影响无所不在
我在大学时，正是“中苏蜜月”期间，国家实行 “一边倒”的政策，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教育界也不例外，甚至抓得更紧，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就是学苏联的大动作，可说伤筋动骨。从此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没有理、工、农、医等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山大的工学院和农学院都分出去了，医学院也应独立出去，但因校舍困难，延至1956年才正式分出，算是特例。这是宏观上的改变。微观上，就从我们普通学生的视角，苏联影响也是无处不在。比如医学院的教学组织原来是叫“科”的，如解剖科、病理科、寄生虫科等，但苏联是叫“教研组”“教研室”，我们也随之跟进，沿用至今。以考试来说，我们一直是百分制，学习苏联，改成“5分制”，当然也是作为先进经验引进的（不过我们这些1951年和更早入学的人，因为是从百分制过来的，未便中途改制，所以仍维持百分制）。设立“课代表”，也是学苏联才有的。苏联高校还有所谓“6时一贯制”，就是上午安排6节课，把课都集中在上午，下午时间全给学生自己支配。我们也搬来了。但是这条学得有点困难，因为贯彻不久就发现：4节课后，同学们已饿得饥肠辘辘，无心听课。所以这条“先进经验”持续不久，就在全国高校悄悄废止了（多年后得知，苏联大学生和我们有个很大的不同：他们以走读为主，不住校，所以上午把课上完对他们很方便。我们的大学生都是住校的，实在没有必要把课都排在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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