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奇是浙江龙泉人，元末明初学者，其造诣与“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不相上下。朱元璋攻下金华，“四先生”皆受聘，明初已是高官显宦。叶子奇直到洪武八年（1375）才做了岳州巴陵县（今湖南岳阳）主薄，而更不幸的是洪武十一年关进了大牢。身在狱中，心却未闲，他开始写作《草木子》。
孟子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又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反复论述，要在强调辨别“是非”，是心智的起码表现，是人性的标志。否则，那就很难说是一个正常的人。因此，叶子奇入狱之后，首先要思索的当然是：自己究竟有罪，还是无罪？判决是对，还是错？所以他在《草木子·自序》中一开头就叙述事情的经过：洪武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祭祀城隍神，仪式尚未开始，一伙小吏躲在角落里偷饮猪脑酒。倒霉的他不期而遇，见到这一幕，也许是书生习性，缺少特殊的联想。可是县学生员中倒有巧于联想的“高手”，将此事告发了。“吏惧，浼众为之言。别生复言于分臬”。从一方恐惧、求情，一方不依不饶，继续上告来看，可以感到那状告的内容似乎已不是什么贪杯嗜饮、行不检点的小节。究竟是什么？叶子奇在序中也没有说。不过，在文网密布、多疑滥杀的当时，可以推测最令人恐惧的告发，大概就是以“猪”，谐音“朱”，“饮猪脑酒”，“猪”字犯忌，而且还恰恰发生在祭祀之日，祈祷乎？诅咒乎？抑或兼而有之，用心何其“恶毒”！因此叶子奇在序中也只能隐而不语，不便重复，难以明言。世事总是变化的。这种话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候，就无须躲躲闪闪了。虽然，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下旨，明令禁止民间养猪，因为猪养大了难免挨一刀，实属不吉不敬。几年之后，猪就断种绝迹，可没想到祭祀献牲无猪，对神灵、祖宗又无法交代，只得取消禁令，再养再杀。这个插曲，也表明上述“推测”也并非毫无道理。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倘若告发的内容如上所述，受理者也真的把它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那么，作为县主薄的叶子奇即使没有策划、参与，见而不报，也该惩办。
叶子奇在《草木子·自序》的开篇用言简意赅，引而不发的笔墨，将这个荒唐年代的荒唐事，告白于天下，正表现出不甘冤屈，追求是非、公正的精神与心智。我们再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以大量篇幅反复诉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大谬不然”的冤情之由来，到书信的结尾，犹忍不住地呼喊：“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读之，“如见其慷慨激烈，须眉欲动”（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八）。
不过，生活是严峻的，有时还是残酷无情的，对于弱者而言，这种“基本需要”未必能得到。比如叶子奇不甘冤屈，也只能屈辱于囹圄；告白天下，也无改于现实。怎么办？狭窄的牢房从来也锁不住遨游天地、上下求索的人心。这，对于文人来说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写作，就是“发愤著书”，“患难著书”。叶子奇写作《草木子》也正是这种精神文化的承传，他说：“因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存名于天地之间也。”“著书”可以谈古论今，宣泄忧愤；可以转移思绪，平衡心态，拓宽心境；同时，还可以展现才智、表达识见、树德建言，“存名天地之间”。
鲁迅先生曾说过：“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哪里还有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碰壁”之后》）这话不无道理，但不能“说死”，因为世事是复杂的，人是多样的，苦难可以毁灭一个人，也可以磨砺一个人，生活是辩证的。当然，鲁迅先生是严谨的，他只说：“不大可靠”，而非“绝不可靠”、“绝无此事”。同时，他也说过司马迁作《史记》，就是“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汉文学史纲要》）。不过，还是应该指出在困境、逆境、险境中“著书”，毕竟不同寻常，更不是出于“闲情逸致”，它之所以能成为现实，而且还是“愈穷则愈工”，这除了必具的知识、意志、才情之外，人的“需要心理”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需要”是指向，也是动力。
叶子奇在狱中想到效法前辈“穷愁而著书”，不用说此时的他什么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等等需要早因“剥夺”而“丧失”，就连纸和墨都没有，怎么办？“见有旧签簿烂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草木子·自序》）。这种绝境中的机智，倒也再一次证实了“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抱朴子》）的哲理。
这一点，在那些“发愤著书”者的身上也同样体现得很明显。比如太史公司马谈临终时握着司马迁的手，说：“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赐旧闻，不敢阙。”司马迁三十八岁嗣父职，为太史令，便投入准备工作，四十二岁开始撰写《史记》，四十六岁因为对于李陵之事说出自己的看法，“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不料反而触怒了武帝，获罪下狱，受宫刑。五十岁被赦，任中书令，武帝时此职以宦者为之，所以司马迁说：“身直为闺阁之臣”，“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他中断《史记》的写作，约在五十五岁全书结稿。隐忍苟活，百折不挠，“成一家之言”，不仅实现了对父亲的承诺，而那“高辞振幽光，直笔诛隐恶”（秦观《司马迁》）的风格，也充分地展示出一位史学家的责任、使命与爱憎情怀。也正是如此，《史记》才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才能“至今青简上，文采炳金雘”（秦观《司马迁》）。
叶子奇的《草木子》揽括天文地理、医卜农圃、世事人生、社会矛盾、时政得失、元之兴亡等等，“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农民起义的史迹，有很多是他书所没有述及的”。同样关乎“人类的利益”、家国的命运，其著作亦常为后世史家、学者所征引，“是书终不磨灭，则其遇既与左、迁后先一辙，而《草木子》亦与史、国今古流传，安知非造物以不朽之名厚报之也哉”，诚可谓“草木其人，不草木其言”。
是的，《草木子》和《史记》的写作一样，显然是在困苦、屈辱中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其艰辛是难以想像的。《草木子》完书于作者出狱之后的洪武十一年（1378）十一月，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叶子奇的裔孙叶溥为其刊行，沉寂了一百三十八年。《史记》完稿对司马迁是一生大事，而在当时其人、其书皆无足轻重。其人，“后来怎样，竟没有确切的事迹可资佐证，所以他的卒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考定它”。至于其书呢？“记言、记事虽古史职，然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记载。故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官中书令以后，其为私家著述甚明。故此书在公生前未必进御”。又据《汉书》本传记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述其书，遂宣播焉”，是亦有赖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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