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此时怀抱向谁开”,取自顾随之词,作于北平沦陷时期。借为书题,因此集所录之文,多探求明暗之间的历史,微婉隐曲的表达,及历史中人欲言还止的心事。
写作这些论文之外的文字,出于一些偶然的机缘。读书期间曾被导师批评只会写两三万字的长文,放不下论文的架子。确实在现今的研究条件及学术训练下,要把文章撑长不是什么难事,能把文章写短才是真本领。被学院体制规训出来的青年学者,大多不会写短文章,也没有兴致写短文章。按学院内的游戏规则,在非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字,大部分不计入考核。青年学者在解决晋升问题前,不得不盯着权威核心期刊,被课题计划绑架着向前走,自然没有余暇去写这些什么都不算的文字。
写作这些文章的契机,一开始缘于师友的鼓励,幸运的是,也正好赶上纸媒的黄昏。有可信赖的学术平台,才有持续写作的动力。在新媒体全面崛起、搅动学术生态之前,有公信力的纸媒仍是学术共同体对外发言的主要渠道。为报刊写文章,始于《北京青年报》设立“星期学术”版。
至今记得在地铁站内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态度谦和,自我介绍说是《北青报》社的编辑陈国华。接完电话才反应过来,陈国华不就是《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作者陈徒手。在《北青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声音风景,据说反响不错。于是与《北青报》结缘,试着将自己的学术思考转换为更有弹性的文字。《北青报》对作者的尊重,排版之用心,都为文章增色不少。
为报刊写文章,可以锻炼论文之外的另一幅笔墨,也有助于养成读者意识,慢慢知道是为谁而写。此前写论文,时常 “目中无人”,不会考虑一般读者的感受。为报刊作文,则需悬想专业外的读者是否对此问题感兴趣,怎样进入你的话题,如何调整叙事节奏不让读者感觉乏味。报刊之文涉及的话题,肯定在自己学术研究的延长线上,但绝不是论文的通俗改编版, 也不是把做论文剩下的边角料烩成一盘端上来。每家报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能否与之持续合作,取决于你的学术趣味与文章趣味是否与之契合。
除了《北青报》,本书收录的学术随笔及书评主要刊发在《读书》杂志及《上海书评》。这一报一刊在学界的口碑自不必多言,难得的是能给青年学者发言空间。迈过《读书》及《上海书评》的门槛,也为我这方面的学术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自我 要求,争取一篇有一篇的面目。最初在《读书》上发表的《周 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缘于赴台湾开会时于朱家骅档案中发现的一份档案。而在《上海书评》上初次亮相的《民国学术圈的 “里子”》一文,原题为“寻找汤尔和日记”,背后也有一段曲 折的学术寻访经历。这两篇文章都不纯是书斋内的考据。2017年《上海书评》纸质版停刊,归入澎湃旗下,在我个人看来, 似乎意味着纸媒的黄昏临近尾声。新媒体的辐射面及传播速度当然是纸媒难以企及的,但积习难改,我仍愿做纸媒时代的“遗民”。本书收录的文章,在对象及写法上都兼及文、史两方面,似有“脱文入史”的倾向,实则止于一种“横跨”的姿态,一只脚 迈出去了,还有一只脚留在门内。“横跨”的姿态,既不舒服,也不优雅,徘徊于文史之间,这样的蝙蝠派或许到头来两边都不 承认。所谓“文史互通”,在我看来,乃是就个人关切的问题,去界定你所谓的“文”,并去独自构筑与“文”贴合的“史”。
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身上。对人——特别是历史中人的理解,不该被学科、家法所拘囿。潘光旦有几句话说得很精彩:“人的了解必须是囫囵的, 不囫囵不足以为了解”;“研究必须有囫囵的对象,囫囵的人,以至于人所处的某一时空段落里的囫囵的情境”。文史研究的对象本应是“囫囵”的人、“囫囵”的情境,而非被文学、思想、政治等切割的人事。
本书侧重于 1937至 1945 年间,沦陷下的人事与风景。第一辑以人物为中心,探究沦陷下知识阶层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第二辑以空间为单位,考察沦陷北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围。第三辑为学术书评,不限于自家的专业背景,意在展现个人的读书趣味,力图探索书评作为一种述学文体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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