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此时怀抱向谁开”，取自顾随之词，作于北平沦陷时期。借为书题，因此集所录之文，多探求明暗之间的历史，微婉隐曲的表达，及历史中人欲言还止的心事。
写作这些论文之外的文字，出于一些偶然的机缘。读书期间曾被导师批评只会写两三万字的长文，放不下论文的架子。确实在现今的研究条件及学术训练下，要把文章撑长不是什么难事，能把文章写短才是真本领。被学院体制规训出来的青年学者，大多不会写短文章，也没有兴致写短文章。按学院内的游戏规则，在非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字，大部分不计入考核。青年学者在解决晋升问题前，不得不盯着权威核心期刊，被课题计划绑架着向前走，自然没有余暇去写这些什么都不算的文字。
写作这些文章的契机，一开始缘于师友的鼓励，幸运的是，也正好赶上纸媒的黄昏。有可信赖的学术平台，才有持续写作的动力。在新媒体全面崛起、搅动学术生态之前，有公信力的纸媒仍是学术共同体对外发言的主要渠道。为报刊写文章，始于《北京青年报》设立“星期学术”版。
至今记得在地铁站内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态度谦和，自我介绍说是《北青报》社的编辑陈国华。接完电话才反应过来，陈国华不就是《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作者陈徒手。在《北青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声音风景，据说反响不错。于是与《北青报》结缘，试着将自己的学术思考转换为更有弹性的文字。《北青报》对作者的尊重，排版之用心，都为文章增色不少。
为报刊写文章，可以锻炼论文之外的另一幅笔墨，也有助于养成读者意识，慢慢知道是为谁而写。此前写论文，时常 “目中无人”，不会考虑一般读者的感受。为报刊作文，则需悬想专业外的读者是否对此问题感兴趣，怎样进入你的话题，如何调整叙事节奏不让读者感觉乏味。报刊之文涉及的话题，肯定在自己学术研究的延长线上，但绝不是论文的通俗改编版， 也不是把做论文剩下的边角料烩成一盘端上来。每家报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能否与之持续合作，取决于你的学术趣味与文章趣味是否与之契合。
除了《北青报》，本书收录的学术随笔及书评主要刊发在《读书》杂志及《上海书评》。这一报一刊在学界的口碑自不必多言，难得的是能给青年学者发言空间。迈过《读书》及《上海书评》的门槛，也为我这方面的学术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自我 要求，争取一篇有一篇的面目。最初在《读书》上发表的《周 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缘于赴台湾开会时于朱家骅档案中发现的一份档案。而在《上海书评》上初次亮相的《民国学术圈的 “里子”》一文，原题为“寻找汤尔和日记”，背后也有一段曲 折的学术寻访经历。这两篇文章都不纯是书斋内的考据。2017年《上海书评》纸质版停刊，归入澎湃旗下，在我个人看来， 似乎意味着纸媒的黄昏临近尾声。新媒体的辐射面及传播速度当然是纸媒难以企及的，但积习难改，我仍愿做纸媒时代的“遗民”。本书收录的文章，在对象及写法上都兼及文、史两方面，似有“脱文入史”的倾向，实则止于一种“横跨”的姿态，一只脚 迈出去了，还有一只脚留在门内。“横跨”的姿态，既不舒服，也不优雅，徘徊于文史之间，这样的蝙蝠派或许到头来两边都不 承认。所谓“文史互通”，在我看来，乃是就个人关切的问题，去界定你所谓的“文”，并去独自构筑与“文”贴合的“史”。
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身上。对人——特别是历史中人的理解，不该被学科、家法所拘囿。潘光旦有几句话说得很精彩:“人的了解必须是囫囵的， 不囫囵不足以为了解”；“研究必须有囫囵的对象，囫囵的人，以至于人所处的某一时空段落里的囫囵的情境”。文史研究的对象本应是“囫囵”的人、“囫囵”的情境，而非被文学、思想、政治等切割的人事。
本书侧重于 1937至 1945 年间，沦陷下的人事与风景。第一辑以人物为中心，探究沦陷下知识阶层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第二辑以空间为单位，考察沦陷北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围。第三辑为学术书评，不限于自家的专业背景，意在展现个人的读书趣味，力图探索书评作为一种述学文体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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