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读过高尔斯华绥的一本小说,什么名字,早就忘了,其中的一句话,三十多年过去了,仍记得清清楚楚,道是:“无论什么事件,只要有个女人参与,如果这个女人也还漂亮的话,那么整个事件就不一样了。”
所以记得清楚,不是我的记忆力多么强,实在是几十年间,遇到的可资验证的事件太多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等于一次又一次的默诵,默诵得多了,不想记也记住了。
这几年才思枯竭,凭着一点老本,做点现代文学的研究艰难度日,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人生经验,倒成了做学问的斧斤,遇到想不通、参不透的地方,照准那要害处劈过去,每每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对闲话事件的研究,就是极为成功的一例。
这里说的闲话事件,是指1926年春,北京文坛上那场著名的论战。牵扯人员之多,对后世影响之深,此前此后的几次论战,都无以比并。影响之深不说了,牵扯进去的男性名人计有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鲁迅、李四光、林语堂、胡适、刘半农诸位。
事件的整个过程就不说了,需要说的是其起因。
1926年1月9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有陈西滢写的一篇文章,叫《法郎士先生的真相》,这是后来结集出书时定的名字,当时就叫《闲话》,是他开的专栏的名字,也是每篇的
名字。西滢的好朋友徐志摩看了,很是喜欢,写了篇《“闲话”引起的闲话》,登在自己编
的《晨报副刊》上,说这是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说西滢分明是私淑法郎士的,也不只是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
这样的文章,说是吹捧过了头可以,说是伤着什么人就未必了。恰恰是这样一篇颂歌似的文章,成了闲话事件的引子。
首开战端的周作人(岂明)。当即写了篇《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寄给志摩看看,附信说“要登也可以”。
这天晚上徐志摩从清华回来,“心里直发愁,因为又得熬半夜凑稿子,忽然得到岂明先生的文章好不叫我开心:别说是骂别人的,就是直接痛快骂我自己的,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也许更舍不得了。”当晚赶写了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承认自己对西滢的评价有不妥之处,同时不明白周作人为何会生这么大的气。
1月20月周徐两人的文章一并在《晨报副刊》登出。
周作人的文章,是由志摩夸西滢的不满而起的,却无意跟志摩纠缠,几笔带过,便向着西滢扑来——
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的忠贞……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的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也觉得多讲他们龌▲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说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大体来说,周作人是个平和的人,平日为文,雍容有度,偶尔来点小幽默,也很少伤及对方的情面。像这样火气冲天、尖刻狠毒的文字,在周氏的文集中,可说是仅有的一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于说现在的女学生都是娼妓,暗示陈西滢说过这样的话,真够恶毒的了。
后来几经辩驳,确证陈西滢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是什么使周作人这样恼羞成怒呢?对世事的愤慨么,几个月前北洋政府教育当局迫害学生,他也没发这么大的火儿。是忌恨这班留学西洋的同行么,以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彼此的年龄(他41岁,陈30岁),似乎也犯不着。再就是,他和陈西滢两人,虽在女师大学潮中有过论争,似乎也没到这个份上。此前一直相处得不错,互有借重,也还融洽,并没有什么十分过不去的地方。如此怒目相向,重拳出击,从人情之常上说,说是乖张也不为过。不管陈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周在这里说出来,都让人有卑劣乃至于下流的感觉。
会不会是什么文章之外的原因呢,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陈西滢的文章是无可挑剔的,症结还得在徐志摩的文章里找。一连看了两遍,我恍然大悟。在《“闲话”引起的闲话》中有这么一段——
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命”成绩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
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问我阿哥报虚账!”
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
有人会说,这么写不过是为了把文章做得足点,涉笔成趣,加以渲染,未必真有其事。
太皮相了。这些话都是确有所指的,也确有其事的。去年女师大学潮中,真的发生过学生焚烧章士钊公馆(章任教育总长),并使图书受到损失的事,外界传言说学生此举系受二周唆使,这样“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就不能当做是玩笑话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在陈西滢身旁,确有这么一位阿妹。
此人便是时年22岁,燕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正与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热恋着的凌叔华。当时的名字是凌瑞唐。徐和两人都是好朋友。凌和陈说这样的话,陈会告诉徐,或许就是当着徐的面说的。热恋中的情人,阿哥阿妹的说说该是平常事。
这又关周作人什么事?
这就关着了。
凌叔华最初是受到周作人的提携才进入文坛的。若凌真说了这话,就等于恩将仇报,就等于无耻。
周作人是北大教授,自1922年8月起到燕京大学兼课,第二年开学后,收到一位名叫凌瑞唐的女学生的信,说她是本校英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因这学期选修的课程已满,无法再加上周先生的课,“冒味地给您写信,不知您肯在课外牺牲些光限收一个学生吗?”周作人复信同意,凌便寄去自己写的“近作一小册,若先生暇时请加改削”,“我是第一次写语体长文,这册子内误谬不对的地方一定非常之多,英文点句法我曾学过,中文新圈点法我是外行,不知道究竟一样不?”也即是说初学写作,连中文的标点符号还不会用。
大概这位女学生的小说写得也还不错,周选出一篇给了他的学生,《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1924年1月13日刊发。这就是凌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不料又引起了他人嫉恨,竟投寄化名稿件,揭发凌的“隐私”,说凌叔华曾与当过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的儿子结婚,后又离婚。孙伏园将稿件转给周作人落实。周将稿件寄给凌叔华看了。凌给周作人写信说明原委,表示感谢,信中说:
若论赵氏之事,亦非如稿中所说,唐幼年在日本时,家父与赵秉钧《他二人是结拜兄弟》口头上曾说及此事,但他一死之后此事已如东风过耳,久不成问题,赵氏之母实明慧,故亦不作此无谓之提议矣。那投稿显系有心坏人名誉,女子已否出嫁,在校中实有不同待遇,且瞒人之罪亦不少,关于唐现日之名誉及幸福亦不为少也。幸《晨报》记者明察,寄此投稿征求同意,否则此三篇文字,断送一无辜女子也……先生便中乞代向副刊记者致我谢忱为荷。余不尽言,专此致谢,敬请时安。
周作人定然给孙伏园说了,那篇稿子自然不会发表了。此后凌叔华在《晨报副刊》上还有小说发表,如《资本家的圣诞》、《我那件事情对不起他》等,一时间颇有文名。这一切,都可说是周作人提携的结果。
凌叔华后来有表现怎样呢?解放后,已失去当年声势的周作人,面《几封信的回忆》中不无怨怼地说道:
寒翁之喻,古已有之,她的小说出我的介绍在副刊上登载,引起了无端的诽谤,这是很对她不起的事。然而在别的方面却也有意外的发展。她的文名渐渐为世上所知,特别是现代评论派的赏识,成为东吉祥的沙龙的座上宾了。其时《现代评论》还未刊行,这是在民国十三年的十二月才出版的,但其实早已有这团体,普遍便因了地址称为东吉祥胡同派的就是。以后她的作品有时便登在《评论》上,后来还集成一册,叫做《小哥儿俩》,书名记不清了。
这话的意思等于说,早在陈某等现代评论派赏识凌某之前,他周作人已切实地提携过这位才女。而这位才女呢,自从结识了现代评论派诸人之后,应当再理睬他这位启蒙的业师了。
不仅仅是推荐稿件,周作人对凌叔华是倾注了相当的关爱的。在燕京大学,凌叔华原来念的是动物系,后来才转到英文系,转系后曾独自跟着周作人学日文。晚年,回答他人采访时,凌说:
我原念的是动物学……后来果然转系。当时周作人老师对我也真帮忙,完全是那种望子成龙的态度,他为让我顺利转成,特别让我把日文列为副科,当时燕大外文系两种语言为正副修外,尚需有两种副修,而当时燕大尚无日文科,周作人破天荒赠我三四尺高的日文书恶补,好在幼时住过日本,有底子,考试时,还算轻松过关。(《凌叔华文集》附录)
采得郑丽园特意在“破天荒”一词下面加注:“周作人素来很小气。”这话只能是凌叔华自己告诉采访者的。
后来凌叔华转拜陈西滢为师,继而相恋,都是人情之常,周作人自然无话可说,但不会没有一点感慨。毕竟陈是留学英国的博士,又是北大英文系主任、教授,论出身自然在周作人之上。这点感慨只能存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然而,当看到凌叔华在今日的情人面前如此刻薄地挖苦自己时,不管是真是假,他都要出这口恶气了。
这,或许才是周作人勃然大怒的真正原因。气急之中,无暇细想,便把曾从张凤举那儿听来的一句并未核实的闲话,当做攻讦陈西滢的利刃甩了过去,是给陈的致命一击,也是给凌一个绝大的难堪,你看你的情郎是个什么东西。后来大概觉得太过分了,为了淡化羞辱凌叔华的色彩,故意把陈说这话的时间提前了许多,改口为“说这话是一九二三年,与女师大风潮”无关。
周作人一生崇奉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蔼氏不光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批评家。周作人很早就购得《性心理学》,“这本书由于以科学、人道与同情的态度处理人生问题,对他立即产生了深刻印象”,成为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借助。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人,绝然没有想到,在闲话事件中,竟做了自己信奉的学说的俘虏而不自知。
那么,在闲话事件中,凌叔华的态度究竟怎样呢?这也需要探究明白的。
起初是默不作声。因为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曾牵涉到她为《晨报副刊》画刊头画的事。在这上头,凌是无辜的。有人已声明过了,用不着她来饶舌。
以情理而论,凌叔华该是知道这场纷争缘何而起,只是不便明说罢了。正巧有件事,给了她个机会。
论争正激烈之际,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凌与陈的婚约问题的,有人在文章中约略提及。既然已牵涉到自己,凌叔华就可以说话了,便给周作人去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面。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说是为的整个事件。事情根子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这位心胸狭窄的业师的怒火。
一面是自己的业师,一面是自己的情人,凌叔华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幽怨,让人分外爱怜。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理解之同志”,应当有这么一种。
1月30日,《晨报副刊》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以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为按语,登出陈西滢、张风举、徐志摩等人,主要为辩清“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一事互相往来的12封信。这便是有名的“攻周专号”。
1月31日, 周作人一连致徐志摩两信,作凌厉的反击。
就在这个当口,凌叔华的信寄到了。(《周作人日记》)
周作人是怎样回答的呢?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一面“我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翻检周作人后来的文章,火气确实小了,也确实没有提及凌叔华。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甚至可以说,凌叔华一求情,这场纷争就平息了。
同时给徐志摩去了当天的第三封信。
周作人的这一变化,从徐志摩给他的复信中不难揣度,徐信中说:
对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复……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我已经十三分的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你那个《订正》我以为也没必要了。现在就问你的意见,如其可以不发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
徐志摩还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信岂是可以随便扯了的。明明一连去了两信,其中一信还是《订正》(也许是信中夹有《订正》一文),怎么突然又去信讲和呢。此中情由,只能是刚刚收到凌叔华求情或者说是赔不是的信。
一个事件,只要有一个女人参与,如果这个女人还是漂亮女人,那么整个事件就不一样了。正是看到这些资料,让我又一次想起高尔斯华绥小说里的那句话。
还得说一句,凌叔华是很漂亮的。不光姿色出众,风度更是绝佳。台湾出版的一本书中,作者陈敬之先生说:
凌叔华生得姿容秀丽,气质娴雅,真可以说得是一个东方型的标准人……在当年北平的文教界,却也人人知道有林徽音(后来嫁与梁任公的公子梁思成)、韩素梅(后来嫁与张歆海)、谢冰心(后来嫁与吴文藻)和凌叔华四大美人。此盖由于她们四人都是容貌超群和才智出众的名门闺秀之故。(《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
不管后人对“闲话事件”赋予怎样高妙的意义,若说到整个事件的起因与结果,不提及凌叔华这样一位漂亮女子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总不能说是完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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