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存仁（1917—2009），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祖籍山东临清，民国时期曾以柳村任、柳雨生为名，发表侦探小说系列《梁培云探案》等。
1935年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并于8月出版《中国文学史发凡》（苏州文怡书局）；1939年在《玫瑰》第1卷第4期发表文章《旧梦》，回忆少年时代阅读、创作侦探小说的旧事；1940年8月出版文集《西星集》（宇宙风出版社），收录《梁培云探案》最后一篇《蛇足》。
《外国的月亮》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5月为柳存仁出版的一部文集，其中不少内容来自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9月出版的《人物谭》一书。不过，这一篇记程小青和侦探小说发展的文章《程小青》，似乎是第一次见到。
巴金先生的小说风靡了三十年代成长了的青年男女，也赢得了他们苦闷中悲凄的同情和热泪。每天早晨，从上海公共租界西端的静安寺远驶虹口的拥挤的电车上，就看见不少的青年，学生也好，商店伙计或工人打扮的年轻人也好，连站立着的乘客也有一手紧举了吊着的藤环，一手拿紧折叠好的《时报》露出了《激流》今天的文字来追寻。年纪更轻的一辈，是大约十四五岁“情窦未开”的大孩子罢，他们经常咀嚼的营养品不是谈情感的小说，是神异诡怪的梦境，不然，就是勇敢冒险的故事，等到他们从奇情跑到理智和逻辑的领域里头去探索，爱看的就是侦探小说了。年轻学生们自己读书的选择，是细大不捐的。可是，在上课的时候夹在课本里面裹着偷看的私相授受的秘笈，常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这是任何孩子得了就会爱不释手的，我到如今还痛恨听说这书后面有几回是赵苕狂先生伪作的。也读泰山（Tarzan）故事的《野人记》（即E.R. Burroughs 写的以泰山这个野人做主角的）许多册不同书名的惊险故事。而我知道程小青先生和他的《霍桑探案》的名称，也是在这个学龄的时候。
霍桑这个名字不像是国人的，就是小说里面他的助手和探案的纪录者包朗，也像是翻译来的名称。前者有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大小说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这里很方便地就跟霍去病、霍光认了同姓。包朗，过去有人说是为了开玩笑，把天笑生的别字包朗孙改的，我看这不像，虽然程、包两人是好友，仍当是西人姓Brown顺手牵羊的拆字格。因为程先生的开始写侦探小说，明明是受到翻译西洋小说的影响的。因为他这延续了六十多年前后共有几百万字的《霍桑探案》，整个的体裁、结构（structure）和组织，是和柯南·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故事，有虎贲中郎之肖的，虽然它没有一篇的情节袭用柯南·道尔的故事，而且程先生创作的，背景最初在苏州，但所描写的大多数环境还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繁嚣复杂的上海租界。柯南·道尔在1887（清光绪十三年）开始写福尔摩斯小说，1903（光绪二十九年）《绣像小说》第四至第十期已译刊包含六个短篇的《华生包探案》（The Memoirs of SherIock Holmes），到1906年就出了单行本了。还有《案中案》（The Sign of Four），是1904年出版，林琴南（纾）和魏易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A Study in Scarlet）是1905年出版的，到了刘鹗写的《老残游记》（1903—1908）里提到福尔摩斯之名的时候，这位远来的大侦探恐怕已是家弦户诵了。
还有一层可说，中国人大部头地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虽然后来柯南·道尔还有续作，但是在当时确是《全集》），是民国五年（1916）就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是一部共十二册的文言文译本（自然，上面提到过的几种译本也无一不是文言的），参加工作的多数是当时有名气的文士或名流，像天虚我生（陈蝶仙）、天侔、常觉、小蝶，他们似乎成了一组。其余有包天笑、刘半侬、周瘦鹃、严独鹤、陈霆锐和小青先生等都在内。刘半侬就是后来学术界享名的刘复（半农），这里半农用的还是半侬的名字，是当时小说家的风尚。陈霆锐是学法律的，后来成了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天虚我生有一个时期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后来他去办工业去了，这工作由周国贤先生（笔名瘦鹃）接办，继续了许多年。严独鹤是《申报》的对手《新闻报》附刊《快活林》的主编。程小青先生这时恐怕已经开始在苏州的东吴一中教书了。这部《全集》里，程先生的译作出现过好几次，他自己写侦探小说恐怕也在这时或稍后。到三十年代，上海的世界书局异军突起，又请程先生作主编，把福尔摩斯故事又出版了一部白话译本的《全集》，销路听说也很畅。那部文言的《全集》，到1936年也销到第二十版了。
和世界上许多别的民族一样，在古代的文献里披沙淘金，我们也可以找出许多类似侦探故事的题材。西方人的研究常举《伊索寓言》（Aesop）、希腊史学家希罗都突司（Herodotus 纪元前五世纪）、西细罗（Cicero 罗马的演说家和政客）等人的文字，或古本《旧约圣经》里一些靠不住的篇章中的材料，作为古亦有之的谈助，其实说的多是些聪明人解决问题的经验，还不能够和现代人观念中的侦探小说相提并论。这些貌似侦探的古典作品，我们宋代人的俗讲里已有“公案”这个类属，可惜见到的材料太粗糙了，像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朱氏与畊堂刊的《全补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可算是后来的《龙图耳录》《龙图公案》这些书的祖本。但是包龙图（北宋仁宗时的包拯）断案，还待梦兆，这就不如《元曲选》内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包公断案的聪明和有理性了。《灰阑记》案情的解决方式，酷似《旧约圣经》的《列王纪上》第三章两个妓女互争是孩子的母亲，所罗门王（Solomon）对他们下的判断。但是，这也不过是斗智巧地解决了一个难题罢了，它们都不能像现代侦探小说那样有细致的合理的侦察、推究和证明这些步骤。中国旧小说里，我看只有《醒世通言》第十三篇《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一篇的写法，走的有点像真正的侦探小说的路子。明嘉靖间藏书家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勘靴儿》，又有《没缝靴儿记》，猜想跟这个故事或有关系，可惜它们都已佚失了。
中国作家要写现代的侦探小说，不能不向西方出版的这一类的故事中去汲取养料，这是当然的。但是西方出版的侦探小说数量很多，销路很广，简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要把它们仔细地、忠实地翻译，自然也不能不做些适当的选择。西方侦探小说的崛起，通常是拿美国十九世纪中叶的爱伽·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一篇小说做计算的开始的，就是他在1841（道光二十一年，鸦片战争英军侵定海的那年）写的短篇《认尸所路的凶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程先生译本是《麦格路的凶案》）。美国爱读侦探小说的人追念他，1941年还曾举行过庆祝侦探小说的百年纪念。爱伦·坡是著名的诗人，研究他的作品的文学批评家们常说他有两方面的性格，他能写神秘的、诡异的场面，恐怖的、用想象力的地方他能写得让读者毛骨悚然。另一方面他又有客观的观察力，能仔细地去描写琐细的事物，把不可触摸的材料巧妙地变成有形的、零碎的个体和实像。他的小说的结构很有条理，时、地和动作都是统一的。他的侦探小说的主角是推理能力高超的杜宾（C. Auguste Dupin），故事里侦察事件的工作是业余的，小说中从来不见有侦探这个名词。事实上他写的侦探小说全是短篇的，而且也仅写了三篇，除了上面提过的那一篇，还有两篇别的，后来跟其他的小说收进一部书里，书名就叫做《故事》（Tales）。除了这重要的三篇，他还有一篇名作，题目是《金虫》（The Gold-Bug），似乎也有汉译。不过严格地说，《金虫》还不能算是侦探的体裁。
如果说有人在爱伦·坡以前写过些关于侦探的东西，那就是法国人维铎克（Franois Eugène Vidocq），一个冒险家出身的传奇人物。他年轻时当过兵，也因窃盗犯法入过狱不止一次，后来归顺政府，在拿破仑的时代是他创立了巴黎的警察部门。后来他又离职去做生意，生意失败了，在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的时代，又回任侦探部门的首长。后来他辞职，自己办了一个私家侦探社，可以说是私家侦探社的鼻祖，却又遭政府取缔了。他也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他生前人人都赞他勇敢、大胆，办事有分寸，文学界中人像巴尔扎克（Balzac）、雨果（Hugo）、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等人都跟他很熟。这些人虽然不曾写侦探小说，可是都曾尽量地掠取他的四大卷的《回忆录》（Mémoires 1828—1829）的材料来滋润他们的著作。爱伦·坡当然也读过维铎克的书的，但是维铎克的《回忆录》和几种相关的著作都是些实事纪录，不是个人的创作，爱伦·坡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小说。
爱伦·坡之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出现之前，比柯南·道尔约早二十年活跃的，法国有爱弥儿·戈波留（Emile Gaboriau），他为巴黎的报纸写长篇小说，创造了两个不同的侦探，一个是塔巴赉老爹（Pere Tabaret），一个是拉柯先生（Monsicur Lecoq）。拉柯先生的工作是职业性的，塔巴赉老爹是个博学的老书蠹。他们两个跟爱伦·坡的杜宾鼎足并峙，都是福尔摩斯私家侦探的直系祖先。他们两人比不上杜宾那样聪明，却比较浑和，也多些幽默感和人情味。爱伦·坡的那部《故事》这时候虽然已经被法国诗人和批评家波德莱尔（Baudelaire）译成了法文，戈波留的小说用做参考的恐怕仍是维铎克的《回忆录》为多。海峡对岸的英国这时候也出了一位柯林（Wilkie Collins），他的侦探长篇《月长石》（Moon Stone）又是英国文学中一部大家喝采的佳作。
像他的那些法国同行一样，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也是对警探的活动很有兴趣的。1817年巴黎成立了侦探总部，十二年之后（1829）伦敦也建立了都市警察总部，它的背后是苏格兰场（ScotIand Yard）。到1842年（就是爱伦·坡写成《认尸所路的凶案》的下一年），英国的侦探部就建立在苏格兰场本身，读过用伦敦做背景的侦探小说的人，特别是福尔摩斯的爱好者，都会有想到那里去看一看的愿望的。事实上狄更斯晚年也准备写一部侦探小说，题目是《爱德温·祝德的神秘》（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可惜这部稿子不曾完篇，他就去世了，遗稿还搁在书桌上。这半部遗稿后来也出版了，可惜多少读者想去猜中狄更司下半部要写些什么，到今天没有确定的答案。
在这之后，就进入了福尔摩斯的世界了。像上文我说过，程先生参加过中华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后来又主编过世界版的白话译本《全集》。我不记得程先生可曾参加过大东书局请周瘦鹃先生主编翻译法国莫黎瑟·勒勃郎（Maurice Leblane）的《亚森罗苹案全集》。亚森罗苹（Arsène Lupin）是勒勃郎创造出来的侠盗，有时候也是偷香窃玉的剧盗。作者跟和他当时齐名的勒儒克司（Gaston Leroux）都是戈波留的后辈了。此外，程先生还译过不少美国近代的侦探小说，二十年代后期出版范·达痕（S.S. Van Dine）的菲洛·凡士（Philo Vance）的几大部的《探案》，他一个人全译了，这几部分别以什么什么人物做名称的《探案》，它们一出来时的威风真令美国的侦探小说能教世人刮目相看，而程先生的几部较后较迟的创作，像《八十四》《活尸》《催命符》《白衣怪》……这些绵密细腻的分析、推理和科学实践的应用，自然也是他翻译时取精用宏的、无形中的收获。
每年成千成万做计算单位的外国游客到伦敦，福尔摩斯故居听说是他们当看的“一景”。霍桑呢，上海爱文义路七十七号他和包朗合住的寓所和办公室，坐落在哪里呢？我和程先生认识很久，但是多年来从没有拜访过他在苏州的家，就是在葑门寿星桥的茧庐，他曾作这些主要作品的地方。现在，寿星桥改称望星桥了。1992年的夏天，我承章太炎先生的令孙念驰先生和一位封先生陪我同去，蒙主人程育德兄夫妇殷勤接待，让我在程先生当年的书屋徘徊了半天。这书房布置得很雅致，大约和主人生前的部署仍相仿佛。记得程先生昔年有《茧庐·咏家园》的一首《一剪梅》词，我记得，上半阕“桥畔幽居水西，曲岸风微，小巷人稀。向阳庭院有花蹊，春日芳菲，秋日纷披”，是咏的室外。下半阕“高阁窗前绿树低，晓接朝曦，暮送斜晖。闲来读画更吟诗，家也恰怡，国也熙熙”，咏的是室内本身。可惜我来得迟，见不到先生了。
归途中我在车上默想：眼前一带爱文义路的几家两层红色旧楼房又显现了。进门前先得推开那半掩着的短铁门，咯咯的皮鞋得走上石阶好几步，这里望得见左边是一小块花圃。楼下办公室的灯光莹然，这么晚了里面还有电话声。是警署的汪银林么？倪金寿么？还是不认识的女子呢……老仆施桂白发也多了几茎了么？
外面急乱的电车路上发出了像音乐的当当声，车正要拐弯了。“霍先生在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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