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久远的反传统思潮中,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往往也给以否定性的评价,以致一提起士大夫,人们想起的往往是范进、孔乙己一类人物。反传统固然是突破传统的一种方式而有其意义,“五四”的丰功伟绩便不可抹杀;但传统文化并非一无足取,士大夫固然有许多致命弱点,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不应持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将之全盘否定。且不说假如没有这一知识群体的长期活动,那么在暴力、权势与财富的统治下,古代民众要多遭多少苦难,就是士大夫之人格,亦有可以瞩目之处。例如士大夫讲求风节与操守,视变节易操如女子失身,这种精神虽说太“迂”,却“迂”得可爱,甚至可敬。
士大夫以道德为人生之本位。“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人无法在穷尽一切具体知识之后才开始人生,但人生不能没有一个支点,那么就要总其大体。所以古人每每以“道德文章”并称。司马迁作传赞,每有“读其文而想见其为人”之低回深叹。做文先须做人,所谓“一字不识,亦可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士大夫并不否认求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是美德,但无论诗文论著,最终要凸显出一个至善或追求至善的人格来。“格物致知”,要先“致”出个作人的道理。有才而无行,那是不入流的“轻薄子”。
有人说基督教是“罪感”文化,儒教是“耻感”文化。确实,中国士大夫最怕的便是被斥为“无耻”;“无耻文人”是一入骨的讥骂。诗文高下、学问大小反在其次。“耻感”文化也并非没有自律的意义,“不欺暗室”也是前人的信条。富贵便淫,贫贱便移,威武便屈,不善善,不恶恶,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便是“乡愿”,这便是“无耻”。“无耻”的反面便是一种坚忍恒久的高风亮节。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又曰:“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故孔门弟子求教,欲求“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朝三暮四,今是昨非,为其不取。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便是士大夫所推崇的节操与人格。
“忠孝节义”,自然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士大夫注重节操,未始不反映了知识分子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追求,一种特有的使命感、正义感与理想主义精神。这不是以一句“封建观念”便可以概括的。对于士大夫来说,人格之成就,并不仅在于一己之小善,更在于天人之际那与“恶”永恒对立的大善。故先贤有“先忧后乐”、“民胞物与”之志,有“事事关心”、“匹夫有责”之怀。吕坤倡言“理尊于势”,“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正反映知识分子的一种在“明道救世”的使命践履中成就人格的志义。
价值观并不等于人的实际行为,而是一个文化系统中习用的理想化的评价标准。士大夫中“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无耻之徒,自然大有人在。但总的说,对于士大夫,那种临难不苟、见危授命、仗义直言、秉笔直书者,总是被书之竹帛,千古称扬;而蝇营狗苟、见利忘义、曲学阿世、卖论取官者,则每每遭人唾弃。所谓“一玷清议,则终身不齿”。一念之差,一生道德文章便如落花败絮,付诸东流。可不慎乎!士大夫一向严于君子小人之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禽兽——小人——君子这一序列中,正包含了一个升华与堕落的层级:“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古代知识分子中不是只有范进、孔乙己之流,也有屈原、司马迁、李膺,范滂、刘滂、顾宪成、杨涟这种顶天立地的硬汉子。谭嗣同曰:“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种成仁取义的浩然正气,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构成了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在反思历史时有人说,我们不看风节操守那玩意儿,而是要看切实的手段与功效。诚然,“行欲方而智欲圆”;但哪种理想不靠“九死不悔”的信念与精神才能推动?抛弃了道德标准,那么义无反顾、为民请命的志士倒成了褊狭的狂生,而苟且偷生、“曲线救国”之类反倒象是识时务的俊杰,这岂是持平之论?论史者不应把道德判断与历史的判断人为地对立起来。“知耻近乎勇”,风节操守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同样推动历史向真、善、美推进。任重而道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承民族历史上先贤先哲的那种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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