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 生
《读书》今年第一期《周作人“南下”》文中认为《郑天挺自传》中误记一九三七年周氏与郑同行南下。然郑师为文精细，附逆投敌之周作人又系名流，想不致两次误记。
时北大另有周作人教授，执教于经济系，后迁昆明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我在联大曾亲聆这位周教授讲授“货币与银行”一课，先生授课勤勉，每于开课前十多分钟到达课室，前课未散，则悄然静候于后排学生座，待本课学生喧然进入教室，发现授课老师安然坐在学生凳上，无不肃然。时先生与联大诸教授一样，以清贫自娱，常着旧蓝灰长衫，仆仆于南门新校舍之间，不知是营养不良抑或有疾，步态有些蹒跚，面授业勤勉如常。周教授是当时显赫富贵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之弟，时周作民在沦陷之上海仍任总经理，未丧金融权势。但周教授虽专攻经济，又长“货币银行”，却不趋炎附势，毅然随迁昆明，虽有陈蔡之危，而之辍弦歌，知之者无不钦佩。
是以，若认为天挺师自传误记此事，应先查明当时此经济系教授周作人是否与天挺师一齐南下。即使当时此周未与郑师同行，也是郑师误记此周行迹，而与附逆之周作人无关也。
附：
宏 图《周作人“南下”》
据郑克晟整理的《郑天挺自传》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郑先生离别已为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故都北平赴津，“过了几天，我们搭'湖北轮南下，同行的有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邱椿、陈雪屏、赵抟、周作人、王烈等教授。……十二月十四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道南京陷落，学校又准备迁移。“翌年”二月中，学校师生决定迁滇，我乃与周炳琳、赵抟、章廷谦、张佛泉、周作人、劳干等人，于十五日乘车出发，……于三月一日到达昆明。”(《郑天挺学记》第388页，三联版)两次提及周作人同行，为前所未闻。
查张菊香、张铁荣编撰《周作人年谱》，一九三七年约十二月，因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未随校南下，仍留北平”；翌年二月九日，“午往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是周作人附逆投敌的起始。”(南开大学版，第394，396—397页)
周氏“南下”云云，想为郑先生误记；惜先生哲嗣整理《自传》时，未加注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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