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先生
上世纪下半叶，复旦大学中文系集结了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景深、吴文祺、张世禄等一大批名师，星斗璀璨，蔚为壮观。其中赵景深（1902—1985）先生，原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1922年毕业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戏曲、小说等领域。曾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名誉主席等。
1950年代，陈四益、江巨荣、陈允吉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与赵景深先生多有接触。陈四益先生后来成长为著名杂文家，回忆起他向赵先生借书的往事，直言赵先生对书很爱惜，但愿意外借，对学生很关心——没有结婚的学生只借洁本《金瓶梅》（见文首视频）。江巨荣先生1962年考取研究生，师从赵景深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元明清文学教学与研究。在他看来，赵先生的治学有这样的风格：刻苦自学、艰苦奋斗；重文献、重实证，不尚空谈；写文章短小有心得，杜绝夸夸其谈、假大空的文风（见文首视频）。
陈允吉先生也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既曾师从这些老先生，也曾与他们一起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这些老先生除了足以名世的学术成就之外，在传统文化和艺术修养上也是各有所擅，留下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上海书评》曾于2014年和2016年两次采访陈先生，请他畅谈了这些中文系名师，其中赵景深先生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
赵先生自小酷爱戏曲，尝师从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苦学八年，生旦俱工，唱演兼擅。我来复旦不久，中文系和数学系开新生联欢会，赵先生清唱了《西厢记·酬简》中的一支曲子，“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居禅室，鸦噪庭槐”，当时我们听来真是很新鲜。后来听说之前1956年，他们一家人曾联袂登台，在登辉堂（现名相辉堂）献演过《长生殿·小宴》，先生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女儿赵超林演宫女。后来，他又邀请俞振飞、言慧珠等戏曲学校的一批人在大礼堂演出，俞振飞先演了《惊鸿记·醉写》，又和言慧珠夫妻俩合演《南柯记·瑶台》，赵先生在这次晚会里演了《邯郸记·扫花》。根据一些回忆录的记载，在抗战时期，他担任迁至大别山区金寨安徽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曾计划教大家排《牡丹亭·游园》，又演唱过《贩马记》。一直到他晚年，还邀约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唱，他唱《长生殿·小宴》，夫人李希同唱《玉簪记·情挑》。所以他既是个戏曲研究家，也是个戏痴。
赵先生与夫人、女儿共同演出《长生殿》
而且他还乐于借助宣唱、表演来充实课堂教学的内涵。比如他的课堂即兴表演，讲到唐代戏弄《踏摇娘》，他就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手帕一角，另一角垂地，扭扭捏捏，边唱边哭：“命苦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嫁不到好丈夫。”讲到唐代戏弄《钵头》，他就两手指头弯曲置于胸前，上下舞动，作老虎扑人状，模仿老虎的咆哮声。讲到明代传奇南北曲的区别，他分别唱了两段，北曲是李开先《宝剑记》的一段唱词，高亢激越，是典型的北曲情味；南曲是梁辰鱼《浣纱记》的一段唱词，清婉柔靡，凸现南曲的风格，特别是收尾一句拖腔长达十六拍。
赵先生终生热爱戏曲，而戏曲的元素也贯穿了他的人生，他在逆境中有两个故事，算是痛苦中的诙谐。他因为跟外国人通信很多，在“文革”中被隔离起来查，但一时半会儿又没什么结论，拖了很长时间。当时有学生看守他，有一次学生要去打篮球，为了防止审查对象逃逸，就把他平绑在床上，这时恰好有个要通过赵先生外调的人来找他，去五号楼找，敲门敲半天也不应，少顷赵先生高声回答说：“里面没有人！”对方问：“没有人，你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是人，我是牛！”后来事情捅出来，学生也被批评了，之后他们打篮球，就把赵先生带到篮球场边，让他在旁边散散步。还有一件事，就是工宣队追查他，要他交代有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他一直不承认。这一天工宣队的态度特别凶，步步紧逼，赵先生就很爽气地说：“有的，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工宣队员说：“那你准备怎么样啊？”先生说：“我马上写交代材料，明天就可以交给你。”这位工宣队员高兴极了，满心以为案件将有重大突破。但第二天看先生交来的材料，上面写了给外国友人寄过些什么书，最后总结说：“我是把我们国家里的书流通到外国去了，所以我有严重的里通外国问题。”“里”、“通”、“外”、“国”几个字下面都加了小黑点。这两件事表面看来似乎是喜剧，实则是噙着眼泪的苦笑，是荒诞现实中产生的幽默。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学里工作的文史学者大多主张以经史为纲，在牛棚里处境不好还经常要比学问。很多老先生咸以通读二十四史为荣，朱东润、蒋天枢、刘季高等先生都说自己全部读过，陈子展先生则称曾精读和翻阅十七史数遍，由此可见大家对史籍的重视。赵景深先生倒是很坦然，说我只读过王伯祥的《史记选》。一般人会因此而觉得他旧学修养不够，其实赵先生搞的是俗文学，有着另外一整套知识结构的要求，史学方面略有了解就可以了。
赵先生一生受郑振铎影响很大，他总觉得自己早年所从事的那些研究工作，都是尊奉郑振铎的将令后才付诸践行的。我们老先生里有两位跟郑振铎的关系很深，另一位就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列举他的好友，总是无例外地把郑振铎放在首位的。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主要组织者是郑振铎，他比郭先生小，为筹备研究会的事情，常到沙滩春台公寓找郭先生商量，两人深宵戴月，沿着附近街道经常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郑是通过郭先生的介绍才跟南方的沈雁冰和叶圣陶接上了头。赵先生是郑振铎介绍入会的，很快成为骨干。三十年代赵先生的主要研究重心放在戏曲上，也是受郑的影响。研究戏曲要是对唱不感兴趣，很难研究好的。解放初复旦中文系和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每年要聚会一次，有一次会上华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说，我们华师大力量不很强，但是有个把人是古、今、中、外都通的，此指施蛰存。刘大杰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代理主任，他致辞，也先谦虚了一通，然后说我们也有个把人是编、导、演、唱都行的，就是赵景深。
赵先生和李希同结婚的时候，戴望舒是男傧相，鲁迅、许广平、郁达夫、王映霞都来预宴祝贺。那次他还表演节目，演关公，结果周仓上场的时候胡子没装，赵先生就对他说:“你乃周仓之子周×，快叫你父亲来！”“周仓”赶紧再下去戴胡子。
因为酷好说唱表演，赵先生有时也会遭到一些非议。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在系里演唱过《杜鲁门叹五更》的小曲，学杜鲁门的口吻，哀叹他侵朝战争的失败，唱着唱着最后竟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人说他“自轻自贱”，还有人说“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这挖苦他的说法，其实都是带有偏见的。我觉得搞戏曲和俗文学的学者会演会唱是需要的，一边讲一边唱对同学了解戏曲和俗文学很有帮助，是研究者进入境界的表现。
赵先生性格平易近人，他的藏书谁去借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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