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少年时期日记手迹
周作人在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一书中，一再提到诗与真的问题，强调自己所写的全是“真”事，反对“诗”化虚构。这部回忆录在取材上最大限度地贴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尤其是在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时，面对岁月悠久记忆模糊的困难，他经常引用早年日记以确保真实。而在表达方式上，则尽量多用叙述和说明，少发议论，尤其是不轻易抒情。往前追溯，周作人中年以后的笔墨，大都如此，笔调客观冷静，内心波澜不惊，呈现出一个淡然和超然的智者形象。
然而，周作人并非天生如此，他也曾经年轻过。仔细察看《知堂回想录》对周作人青少年时期(1898至1905年，时当13至20岁)日记的频繁引用，会发现这些引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即只选取某些对事实的确切记录，而将大量的抒情和议论文字排除在外。事实上，周作人早年的日记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其中“诗”的成分随处可见，而要对周作人的一生有一个真切的理解，绝不能无视他早年留下的这些诗意盎然的文字。
周作人13岁即开始写日记，终其一生，很少间断。对于周作人研究也包括鲁迅研究，尤其是周氏兄弟青少年时期的研究，这些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原始资料。从日记来看，周作人青少年时期非常多情，重情而容易动情。大至亲人的生离死别，小至风景的四时变异，乃至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足以给他带来强烈的触动，情不能自已，而行诸楮墨。
1898年11月7日(农历，下同)，周作人四弟椿寿病重，次日夭亡，年仅6岁。周作人“抚膺大哭，悲感不胜”，连续几个月深陷悲痛之中，多次写作诗词表示哀悼。11月26日夜，他听到蟋蟀的鸣叫，引动悲伤，作古风一首，其中有句如“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兄弟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相从地下或相遇”。而在读《华佗传》时，思绪也不自觉地转到对手足阴阳相隔的悲愁，又作古风一首，起首即言：“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语带双关，几欲起华佗于地下，令其助自己的四弟起死回生。12月18日，又作七绝和长短句各一首，其中有言“月值大吕日甲午，欲向昊天问数语，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恨不得抢地号，恨不得呼天愬。聊作短句写余悲，而吾之恨尚不能屈指数”。丧弟之痛，令周作人常起呼天抢地尽情哀号的冲动。根据亲友日后回忆，周作人的这个四弟聪明可爱，在四兄弟中天分最高，不幸早夭之后，周作人的悲痛似乎是最深的。
1901年正月，周作人翻阅自己两年多前的日记，写下一段评述：“戊戌之冬，四棣患喘以逝，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故冬以至春迄皆悲感，即所作俚词亦甚凄，甚哀飒，间有过激之语，良由一时悲愤之故……时一翻阅，即自当亦迓其颓唐耳。”似乎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实则念念不忘，一个月后又“挥泪”专门为亡弟写了一篇《逍遥处士小传》。
兄弟之中，周作人和大哥周树人感情同样深厚，常常同出同入，难分难舍。但周树人1898年前往南京求学，周作人要到1901年才步其后尘，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02年周树人就前往日本留学了，周作人则继续留在南京读书，因此在这数年之间，兄弟俩聚少离多。于是，在周作人日记中，便留下了不少书写离别之苦、守望之切、相聚之欢的文字。如1898年10月30日所记：“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又因大哥在宁，四弟长别，则又不觉黯然，而不知回肠几折矣。”12月12日，他收到大哥来函，告知20日左右回家。于是到了日子，他天天盼望，结果这一次因为轮船出了点故障，大哥晚了好几天才到家。以此，在周作人12月23日、25日和26日的日记中，先后三次留下了“望大哥不至”的记录。尤其是大哥12月26日上午已经到家，他仍然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从清晨起“望大哥不至”，简直是望眼欲穿。到了1899年1月20日，周树人动身返校，周作人送到船上，“执手言别，中心黯然”。12月1日，“黎明忽闻扣门声，急起眎之，是大哥自江南回家，喜出过望。”两人同在南京求学时，经常穿梭于水师和陆师两所学堂，互相串门，见面则兄弟怡怡，“不值”则怏怏不乐。如1901年12月22日，“拟至陆师同大哥晤谈，藉豁尘障，乃雨师风伯相继光顾，令人跬步为难，恨恨。”1902年2月8日，“晨，大哥自浙江来，喜极”，“是日同大哥畅谈甚适，大哥为我刻名片一方，颇好”，但一个多星期之后，大哥就乘船前往日本留学了。
不只和兄弟的聚散离合常常牵动着周作人的心弦，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一草一木也能引起他的强烈感应。他的日记经常记录天气情况，因江南多雨，对雨的记录尤多，其基本情感体验则是“苦雨”“愁雨”。1920年代之后，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其心理感受有一以贯之的地方。“夜雨潇潇，闷人殊甚”“听雨声飒飒萧萧，令人闷极”“夜雨尤大，簷溜有声，滴水缸中，澎湃甚厉。念及庭花正娇，愁与惜兼”，如此这般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外也有，但极少，其中一例是1902年9月18日，这天上午忽然下起小雨，“睹之生喜，不雨数日矣，若得甘霖一下，枯苗皆有起色矣”“下午雨颇大，夜又雨，闻之喜而不寐”。将雨视为有利于枯苗的甘霖，而不是扰人睡眠的“雨师”，对于少年周作人而言，这样的情形颇不寻常。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他在这样的年纪尚未将生活艺术化。除了风雨，他对于气温的变化也很敏感，太热或太冷都令他烦闷，因此日记中类似“汗流浃背”或因天冷导致手指冻僵无法写字的记录也很不少。
人在青少年时期血气方刚，情绪变动剧烈，“喜怒无常”而不自知，原为常态。周作人生性敏感，性格内向，加之体质和神经都较为衰弱，情绪尤易波动。但他情动于中却无法发之于外，于是常常只能在日记中直抒胸臆。因他并非阳光少年，因此日记中流露出的情绪多为负面，“黯然”“闷人”“不爽”“烦恶”“无聊”“岑寂”“凄清”“颓唐”“荒凉”“惘然”“寂寞”“懊恼”“难堪”“忽忽不乐，未知何故”等充斥于字里行间。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他甚至对一些小动物的打扰怒不可遏，例如有蚊虫叮咬，“挥之不去，甚为可恶”；“晚屋上有果子狐一头，疾行瓦上，余持竿逐之，惊窜落间壁梁氏竹林中”；“五鼓有貍奴急鸣，急起逐之出户”。这三条记录密布于1901年2月6日至4月28日的日记中，可见这段时间周作人情绪烦闷至极。
学界通常将周氏兄弟的日记作为非常简略地排日记事的代表，认为写作者几乎不动感情。显然，周作人早年日记不属此类，而含有较多的抒情成分。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涉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特定年龄段的心理感知特点以及周作人的个性特征，还有文学传统与时代两方面因素应予考虑。
其一，此时的周作人虽然尚未成为一个作家，但他在写日记时有着也许是不自觉的创作意识，因而受到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抒情传统的深刻影响。他在日记中常夹杂古诗词、游记、传记、对联、集句等创作，无论是体式还是表达都与传统文学有着深厚联系。他自评为四弟所作的一首绝句“句庸而感深”，自评《春雨》一诗“上六句庸，无甚意义，且多杂凑”，正体现了传统诗词发展到近代已难以为继的困境。而他在1898年冬季购买的一些石章，刻文或为“吟风弄月”，或为“一庭花月”，或为“几生修得到梅花”，都显露出传统的士大夫雅趣。1899年初，他有一次经过一座风光秀丽的山岭，在“鸟语花香”中顿起“隐居之意”。这样的感知和表达方式也都是非常传统的。
其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身处清末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新旧更替时代，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年轻人，既不满现实，又前途未卜，容易限于烦闷焦躁之中。例如周作人1901年4月19日所记：“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仝朽哉！”又如1903年2月22日，周作人已在南京水师学堂就学一年有半，但对身边环境十分不满，“在此处如在荆棘丛莽中，予早蓄振脱此难之志，倘东游消息的确，吾志遂矣，人言不可恤也。”
“天下事物，总不外一'情’字，作文亦然。不情之创论，虽有理有据，终觉煞风景。”这是周作人1905年12月18日写在日记中的原话。要准确理解周作人早年的人生与写作，从中读懂一个“原周作人”，这两句话有可能是一个关键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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