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少年时期日记手迹
周作人在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一书中,一再提到诗与真的问题,强调自己所写的全是“真”事,反对“诗”化虚构。这部回忆录在取材上最大限度地贴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尤其是在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时,面对岁月悠久记忆模糊的困难,他经常引用早年日记以确保真实。而在表达方式上,则尽量多用叙述和说明,少发议论,尤其是不轻易抒情。往前追溯,周作人中年以后的笔墨,大都如此,笔调客观冷静,内心波澜不惊,呈现出一个淡然和超然的智者形象。
然而,周作人并非天生如此,他也曾经年轻过。仔细察看《知堂回想录》对周作人青少年时期(1898至1905年,时当13至20岁)日记的频繁引用,会发现这些引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即只选取某些对事实的确切记录,而将大量的抒情和议论文字排除在外。事实上,周作人早年的日记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其中“诗”的成分随处可见,而要对周作人的一生有一个真切的理解,绝不能无视他早年留下的这些诗意盎然的文字。
周作人13岁即开始写日记,终其一生,很少间断。对于周作人研究也包括鲁迅研究,尤其是周氏兄弟青少年时期的研究,这些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原始资料。从日记来看,周作人青少年时期非常多情,重情而容易动情。大至亲人的生离死别,小至风景的四时变异,乃至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足以给他带来强烈的触动,情不能自已,而行诸楮墨。
1898年11月7日(农历,下同),周作人四弟椿寿病重,次日夭亡,年仅6岁。周作人“抚膺大哭,悲感不胜”,连续几个月深陷悲痛之中,多次写作诗词表示哀悼。11月26日夜,他听到蟋蟀的鸣叫,引动悲伤,作古风一首,其中有句如“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兄弟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相从地下或相遇”。而在读《华佗传》时,思绪也不自觉地转到对手足阴阳相隔的悲愁,又作古风一首,起首即言:“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语带双关,几欲起华佗于地下,令其助自己的四弟起死回生。12月18日,又作七绝和长短句各一首,其中有言“月值大吕日甲午,欲向昊天问数语,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恨不得抢地号,恨不得呼天愬。聊作短句写余悲,而吾之恨尚不能屈指数”。丧弟之痛,令周作人常起呼天抢地尽情哀号的冲动。根据亲友日后回忆,周作人的这个四弟聪明可爱,在四兄弟中天分最高,不幸早夭之后,周作人的悲痛似乎是最深的。
1901年正月,周作人翻阅自己两年多前的日记,写下一段评述:“戊戌之冬,四棣患喘以逝,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故冬以至春迄皆悲感,即所作俚词亦甚凄,甚哀飒,间有过激之语,良由一时悲愤之故……时一翻阅,即自当亦迓其颓唐耳。”似乎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实则念念不忘,一个月后又“挥泪”专门为亡弟写了一篇《逍遥处士小传》。
兄弟之中,周作人和大哥周树人感情同样深厚,常常同出同入,难分难舍。但周树人1898年前往南京求学,周作人要到1901年才步其后尘,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02年周树人就前往日本留学了,周作人则继续留在南京读书,因此在这数年之间,兄弟俩聚少离多。于是,在周作人日记中,便留下了不少书写离别之苦、守望之切、相聚之欢的文字。如1898年10月30日所记:“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又因大哥在宁,四弟长别,则又不觉黯然,而不知回肠几折矣。”12月12日,他收到大哥来函,告知20日左右回家。于是到了日子,他天天盼望,结果这一次因为轮船出了点故障,大哥晚了好几天才到家。以此,在周作人12月23日、25日和26日的日记中,先后三次留下了“望大哥不至”的记录。尤其是大哥12月26日上午已经到家,他仍然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从清晨起“望大哥不至”,简直是望眼欲穿。到了1899年1月20日,周树人动身返校,周作人送到船上,“执手言别,中心黯然”。12月1日,“黎明忽闻扣门声,急起眎之,是大哥自江南回家,喜出过望。”两人同在南京求学时,经常穿梭于水师和陆师两所学堂,互相串门,见面则兄弟怡怡,“不值”则怏怏不乐。如1901年12月22日,“拟至陆师同大哥晤谈,藉豁尘障,乃雨师风伯相继光顾,令人跬步为难,恨恨。”1902年2月8日,“晨,大哥自浙江来,喜极”,“是日同大哥畅谈甚适,大哥为我刻名片一方,颇好”,但一个多星期之后,大哥就乘船前往日本留学了。
不只和兄弟的聚散离合常常牵动着周作人的心弦,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一草一木也能引起他的强烈感应。他的日记经常记录天气情况,因江南多雨,对雨的记录尤多,其基本情感体验则是“苦雨”“愁雨”。1920年代之后,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其心理感受有一以贯之的地方。“夜雨潇潇,闷人殊甚”“听雨声飒飒萧萧,令人闷极”“夜雨尤大,簷溜有声,滴水缸中,澎湃甚厉。念及庭花正娇,愁与惜兼”,如此这般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外也有,但极少,其中一例是1902年9月18日,这天上午忽然下起小雨,“睹之生喜,不雨数日矣,若得甘霖一下,枯苗皆有起色矣”“下午雨颇大,夜又雨,闻之喜而不寐”。将雨视为有利于枯苗的甘霖,而不是扰人睡眠的“雨师”,对于少年周作人而言,这样的情形颇不寻常。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他在这样的年纪尚未将生活艺术化。除了风雨,他对于气温的变化也很敏感,太热或太冷都令他烦闷,因此日记中类似“汗流浃背”或因天冷导致手指冻僵无法写字的记录也很不少。
人在青少年时期血气方刚,情绪变动剧烈,“喜怒无常”而不自知,原为常态。周作人生性敏感,性格内向,加之体质和神经都较为衰弱,情绪尤易波动。但他情动于中却无法发之于外,于是常常只能在日记中直抒胸臆。因他并非阳光少年,因此日记中流露出的情绪多为负面,“黯然”“闷人”“不爽”“烦恶”“无聊”“岑寂”“凄清”“颓唐”“荒凉”“惘然”“寂寞”“懊恼”“难堪”“忽忽不乐,未知何故”等充斥于字里行间。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他甚至对一些小动物的打扰怒不可遏,例如有蚊虫叮咬,“挥之不去,甚为可恶”;“晚屋上有果子狐一头,疾行瓦上,余持竿逐之,惊窜落间壁梁氏竹林中”;“五鼓有貍奴急鸣,急起逐之出户”。这三条记录密布于1901年2月6日至4月28日的日记中,可见这段时间周作人情绪烦闷至极。
学界通常将周氏兄弟的日记作为非常简略地排日记事的代表,认为写作者几乎不动感情。显然,周作人早年日记不属此类,而含有较多的抒情成分。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涉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特定年龄段的心理感知特点以及周作人的个性特征,还有文学传统与时代两方面因素应予考虑。
其一,此时的周作人虽然尚未成为一个作家,但他在写日记时有着也许是不自觉的创作意识,因而受到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抒情传统的深刻影响。他在日记中常夹杂古诗词、游记、传记、对联、集句等创作,无论是体式还是表达都与传统文学有着深厚联系。他自评为四弟所作的一首绝句“句庸而感深”,自评《春雨》一诗“上六句庸,无甚意义,且多杂凑”,正体现了传统诗词发展到近代已难以为继的困境。而他在1898年冬季购买的一些石章,刻文或为“吟风弄月”,或为“一庭花月”,或为“几生修得到梅花”,都显露出传统的士大夫雅趣。1899年初,他有一次经过一座风光秀丽的山岭,在“鸟语花香”中顿起“隐居之意”。这样的感知和表达方式也都是非常传统的。
其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身处清末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新旧更替时代,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年轻人,既不满现实,又前途未卜,容易限于烦闷焦躁之中。例如周作人1901年4月19日所记:“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仝朽哉!”又如1903年2月22日,周作人已在南京水师学堂就学一年有半,但对身边环境十分不满,“在此处如在荆棘丛莽中,予早蓄振脱此难之志,倘东游消息的确,吾志遂矣,人言不可恤也。”
“天下事物,总不外一'情’字,作文亦然。不情之创论,虽有理有据,终觉煞风景。”这是周作人1905年12月18日写在日记中的原话。要准确理解周作人早年的人生与写作,从中读懂一个“原周作人”,这两句话有可能是一个关键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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