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儒林外史》,还在上高中,最初遇见“选家”这两个字,就是拜《儒林外史》所赐,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吴敬梓笔下,科举考试俨然一场闹剧,沉迷于其中的读书人,不是迂腐,就是奸猾,嘴上念着孔孟,心里攀着官场,全然一副奴才嘴脸,编纂《历科墨卷持运》一类考场秘诀的选家,充当了诱人入局的角色。
1982年12月,孙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孙犁散文選》写的自序中,起首就说:“这本集子,是谢大光同志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选而成。我看过了目录。以为,作为选家,大光是有眼光的,他对编辑方法的见解,也很新颖,详见他所写的后记。”这是第一次有人称我为“选家”,虽然出自孙犁先生,我看着还是有点刺眼,嘴上没说,心里在叨咕,作品全是您的,我不过就是编编目录,梳理了一下嘛,怎么就成了“选家”?对自己的作品,先生反感“炒冷饭”,出版选集历来不热心,多次挡过朋友的驾,我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季涤尘委托,编这本《孙犁散文选》,心里很没底,犹豫了几天,怕一开口被先生回绝,一次耕堂聊天,趁着聊得畅快,故意漫不经心提了这么一句,先生淡淡地回说:“人家让你编,你就编呗。”算是给了我一个面子,没有硬驳。我摸不清先生到底怎么想,只有编起来再说。先生的作品我熟悉,先前的大多在《白洋淀纪事》《津门小集》中,新近的,都在“百花”出的集子里,没来得及编入集子的,手稿我大都在耕堂读过,选本书不难,要紧是思路不能与其他选本重复,否则过不了先生这一关。没多久,我拟出初选目录,拿给先生过目,先生看了一眼,面容有变化,抬起头盯着我:“说说你的想法。”先生先前出过几部选集,编者大都按写作时间排目,从前往后排的,从近往远排的,都有,这一次我想打破惯例。孙犁的写作,重视亲历感,单篇看不明显,读多了,联贯起来,就是一部自传。编散文选目录时,我想尝试一下打乱写作时间顺序,把涉及作者本人生活与环境的篇章,按照所反映的年代排列,成书后再读,文字随着时间自然延伸,整体感会很强。第一次编先生书稿,也是第一次在先生面前端出个人想法,我说得小心翼翼,没想到先生听完,说了一句:“好,就这样吧。”我趁机提出:“您光说好不行。出版社希望您写个序。”先生笑了:“这个序由你来写吧。就把你编书的想法写进去。”这不成了作茧自缚?我急了,声音高起来:“人家要的是作者的自序。我写算什么!”先生见我真急了,缓了一下说:“容我再想想。”
真是难为先生了。先生有自己的原则。序,虽然写了,仍再次重申:“自从我决定不再为别人的书写序以来,为自己的书写序的兴趣,也大大淡漠了。各地委托别人代选(有的广告上说是我自选,不确)出版我的别集,我都没有写序。这次,大光和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一点,屡辞不获,实在没有新意,就说几句闲话吧。”孙犁的“闲话”可不闲,特别是那层“一时失去真相”尚有救、要在“内心保留着真情”的意思,够记一辈子了。遵照先生提示,“编后记”我没有按“等因奉此”的程式写,说了一些尚不成熟的个人想法:“我以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不但创作需要个性,编辑工作也应当富有个性,才有利于'百花齐放’。由于孙犁的鼓励和理解,这本散文选集,得以按照我个人对于孙犁作品的理解,来选择和编排,使我关于编辑方法的设想,有了一个实践的机会。”文末,我感慨:“在社会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能够了解别人,或是让人家了解自己,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通过编《孙犁散文选》,感觉与先生近了,出入耕堂更勤了。我发现,自己其实很欣赏先生的固执,心下还在学着做,不过对于“选家”二字,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编《散文》月刊时,大量接触自然来稿,虽然能用的很少,沙里淘金,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作者多是青年,我们尽力推上去,有的发表出来反响不俗,甚至意外地促使作者人生道路发生转折。期刊毕竟有时效性,影响囿于一时,编刊之余想到编书。如果不限于一两家刊物,在全国范围选一部青年作者的散文,一定面目一新,应该有读者欢迎。当时受观念所限,这种跨年度、跨地域的散文选集,还是迷信权威大社,虽然没有成文规定,实际上,也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隔个三五年编一部这种带有范文意义的选集。专为青年作者编的,还没有见过。
也是巧。一次在北京参加出版系统的会,与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坐在一起,这位戴玳瑁眼镜的“老”干部问了我几句闲话,初次见面的拘束感很快消失。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老阙当时任什么职务,只知道在中青社是个领导。听我说起在“百花”编《散文》,老阙来了兴致,聊着聊着,编青年散文选的念头自己冒了出来。老阙是“老出版”,沾上选题反应敏锐,听我简单一说,马上表态,好哇。这正是“中青”该做的。你回去写个书面意见,我们商量一下。
想法并非一时,写起来就快,我在寄给老阙的《关于编辑“青年散文选”的设想》中强调,迄今还没有为全国范围的青年作者出过散文选集,“这些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致使散文创作方面这一支新生力量,未能受到应有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散文的发展。”那时年轻,写什么都爱往大处使劲,好像自己做的是天底下最大的事。除了拟订青年散文的编选年代与作者年龄,还提出:“本书所选,除坚持一般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之外,应能反映新时期青年一代对于生活的思考和追求,有益于增进青年读者的文学修养和思想修养。并要求篇幅短小,文字精练,可作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现在想来,这大约就是朦胧意识中我最初认可的“选家”职责。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我心里不大抱有希望,老阙回信了,看来他们经过了慎重研究,“来信及方案都收到了。编这样一个选本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问题想和你先商量一下。我们的《青年佳作》及《青年诗选》,是分别用《青年文学》编辑部和本社名义编选的,散文选仍想用上述名义(选一种)编选,以便保持风格的统一;但编选工作仍请你做。至于选目还可以征求有关报刊编辑部的意见,请他们推荐作品。佳作及诗选就是在报刊编辑部推荐的基础上选定的。”这些话显然代表出版社说的,下面一小段,则恢复到那个与我聊天的老阙的口气,“这样做是否可以,想先听听你的意见。你如果同意,可与王维玲同志进一步联系(主管文学编辑室及《青年文学》)。我即将出差,如果等我回来,就得要延到六月初了。”这封信是1984年5月4日收到的。
在部队呆了些年,我脑子里对人事关系毫无概念,其实是怵头,心想一事不烦二主,编书不是急事,还是等老阙回来吧。七月间,《青年文学》编辑部发来一封盖着红印章、内文手书的公函,行文客气,却透着不容商量的语势:“您热心地提出了关于散文选的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不过,我们也早有这个意图,拟每两三年编一本,和《青年佳作》《青年诗选》及报告文学配套。根据您的来信,我们与领导做了研究,决定还是以青年文学编辑部的名义来编,邀请您参加此书的编辑工作,具体方案如下……”一二三四,列了一串条款,最后表示,“如您同意上述方案,我们当进一步联系,协商具体事宜。”从私心讲,我对自己这个选题有些得意,从未奢想独自去完成,能看到书出来已是最大满足,其他都无所考虑,对方提出,“由您首先进行初选工作,提出一批选目,我们依据这个选目,再做调整或补充。我们负责二选、三选及有关出版工作,当选目确定后,付给您一定的编辑费,并在出版者的话中提及此事,编者署名为《青年文学》编辑部”,我毫无意见。只是在编选范围上,对方“限定82、83、84三年内发表的作品。82年以前均不选”,我有些困惑。1980-1982年,正是《散文》初创的这三年,接触一批散文新作者与作品,才促使我萌生编书的想法,《青年文学》按说不会隔膜,提出这样奇怪的“限定”,不知所凭何据?我隐隐感到对方的眼光没放在散文上,这次合作不会太顺当。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借出差到北京当面与《青年文学》编辑部协商,他们确实对散文状况不甚了了,让我不必拘泥年代,先编起来再说,并指派刊物兼管散文的詹少娟与我联系,这位身材高挑的福建妹子,说话柔曼文静,给我印象很好,后来才知道,詹少娟就是斯妤,斯妤的散文在女性写作中已崭露头角,文字和人一样悉心安静。
老实话说,第一次编全国范围的散文选本,又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真有些力不从心,好在有一批热爱散文的年轻朋友,《人民日报》副刊朱碧森,《萌芽》赵丽宏,《海南日报》黄宏地……他们的推荐,弥补了我的局限,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辗转听到消息,主动寄来作品,或介绍自己喜欢的作者。散文世界竟然还有这么多年轻面孔!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年轻,与散文相遇,激发出内心单纯的美,使人坦率,真诚,乐于与人分享。《新疆日报》列子,办《散文》时的作者,写信像老朋友:“我很喜欢散文作品,不忙的时候读一读,心里就像有一条温暖而明净的小河流过,有一种变得纯净的自我感觉。后来有机会自己也学着写一点,写得不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因而也不敢奢望出选集什么的,当然,一点念头也是有过的,但一看作品,真拿不出手,也就断了这个念头。”正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梅绍静信中说:“我很喜欢散文的'自由随便’,看一篇好散文就像听人闲谈似的,当然这种看起来随便的文章,也是作者多年积蓄的感情、思想的一种喷发,它应当是新鲜、生动而深刻的,使人无意之中得到益处。”仅凭爱好散文,就能够倾心交流的文友,让我感受到信任,这一年年终,《青年散文选》初选目录大体拟就,社里编书任务渐渐重起来,嗣后又面临着岗位变动,我把选目寄出,初选任务算完成了,等着出书就是。
一晃就是一年多。1986年5月,我从散文编辑室调到《小说家》编辑部,工作稳定下来,想起一直没有音信的《青年散文选》,遂致信詹少娟,很快得到回复:“散文选事,前不久我又提交编委会研究了。考虑到时间拖得较长,决定让一位副主编再看一下书稿,然后决定怎样调整,何时发稿。此书碰上出版低潮,一拖再拖,实在抱歉。但愿最近能促成。”小詹的回信我能理解,出版社经常面对作者出书慢的诘问,我也会同样答复。然而,这样一部标着“青年”的选集可拖不起,再拖下去青年就拖成中年了。小詹还是温馨的,她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仍在编刊物,但业余时间已写不了东西了——全给儿子占领了。”那段时间,我参与花城出版社《中国当代百家散文》编选,约了斯妤的稿。
只能继续等。1987年元旦,小詹似乎猜到我的心理,选择新年第一天写信告诉我:“老赵(赵日升)已将书稿看过,并有一些建议,诸如作者年龄、所选范围等方面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希望您来京一趟,咱们当面商量一下。好吗?”我心里明白,八四年的初选权当练练手,直到此时,中青社才算将《青年散文选》正式列入工作日程。八月间,同在《青年文学》编辑部的舒洁寄稿子来,“听少娟说,《青年散文选》已开始编辑工作”,从侧面证实了我的判断。三月间,小詹又来一信:“《青年散文选》已定年底发稿。您如最近来京,请到社里谈谈。赵日升意见选目要做些调整。此书一拖再拖,实在抱歉,现在终于有了准信,但愿能早些印出来。”
时间真是奇妙。有的时候,搁置,延宕,甚至偷懒,也可能开出新的局面。在《青年散文选·编后记》中,我记下这样的体会:“对于编好一本名副其实的《青年散文选》,这三年的搁置大有好处。只要对散文稍加留心,就可以看到,恰恰是最近两三年间,文坛上悄悄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散文作者,他们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长成于八十年代,可以看做是十年动乱后的一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新鲜活泼,较少羁绊,恰如他们的内心世界,给散文园地注入一股青春气息。另有一部分写作时间长一些的作者,在这两三年中,散文创作有了新的突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格局,这就为本书的编选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在新作者涌现的同时,初选名单中也有一批较有影响的散文作者,渐渐退出了青年的行列,步入中年。限于书名规限的年龄范围,他们的作品虽然各具特色,也只好割爱。至本书定稿时,初选篇目,只保留大约五分之一。对于时遭冷落而仍在默默前进中的散文事业,这是一个雄辩的佐证。”
当年的我已经四十出头,步入中年行列了,自认为比我年轻就算“青年”。从与作者往来信件中看出,1987年,是我走回“年轻”之年。《青年散文选》由中青社正式启动,也不分什么二选、三选了,回到我手里重新编过就是。我在“百花”被调到《小说家》编辑部,接触作者面宽了,对散文添了新的认识:文体不是最重要的。一些认真写小说的作家,下功夫打造自己的文笔,不喜欢按常规套路出牌,一旦以散文出手,常有力作。根据平日阅读,我选了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张抗抗、张新奇、何立伟、矫健、徐晓鹤、赵玫等青年小说家的散文,丰富了选本,又方便为《小说家》约稿,一举两得。韩少功复信:“遵嘱寄来你要的东西。我那篇散文,你從严处置,稍不顺眼,掷之纸篓就是。”何立伟复信:“散文寄来,因为极短,故缀以两则,称之'小品二则’,不知可不可以。也不是没有稍长的,但我以为小品文过于的受到冷落,大家不乐写,冷落得使其消失掉了。我每每读东坡《承天寺夜游》,心生感念,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赵玫复信:“谢谢您在编散文选的时候能想到我。我们现在开始评职称,比较紧张,但总还有些时间,写点小说和评论之类,于是很累。若有可能,一定为《小说家》效劳,只是心里一直有些怵。”徐晓鹤写的小传,比散文有趣:“徐晓鹤(1956 -?),男,鄂裔粤籍湘人。当过知青、工人、编辑各数年,写过诗和散文,现写小说为生。工余买书看书,或随处走走。性好交游偏不擅处世。集自私、偏狭、妒嫉等恶习于一身,常招人恨到筋痛而不肯罢休。”张新奇寄稿来,同时推荐了聂鑫森。厦门大学林丹娅,熟悉的朋友称她“小精灵”,在北京刘再复家里见过一面,写信挺逗:“回得学校来,整天忙乎乎的,琐事甚多,另外还有一事我告诉你,就是忙着谈恋爱,谈婚论嫁呢!这样子我总没有力量去完成那个中篇,常常是零敲碎打地写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我也忘了前两年有选过哪两篇散文。现就寄上这几篇您挑挑看。如果时间能等的话,《青年文学》有篇《女人的星》,即发,我觉得挺不错,自我感觉挺好呢。”河南王英琦依旧直通通的脾气:“你又编什么散文集了?尽想捞钱!寄二篇给你,你可要把我都选上呦!现在我已成了'河南媳妇’了。长期以来,我渴望的就是那种宁静温暖的家庭生活,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诗人李钧寄来亡妻曹建玲的作品:“现寄上小曹的两组小散文。发表时因篇幅原因压去一些,我又找出原稿将压去的加上了。没什么特别原因,盼你不要给她再删压了。我还是那样,时时悲不打一处来,惧怕未来,总感到活着太累了……”李钧与小曹,原都是天津警备区军人,一个写诗,一个写散文,我亲眼见证了文学使两个年轻人相恋、结合的美好,小俩口先后调到北京军区,1987年5月,小曹因车祸殉职,年仅32岁。2021年,就在我断断续续录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北京传来李钧病逝的噩耗,对着信、稿,我呆坐许久。
1987年6月,福建三明举办旅游文学研讨会,会上结识了辽宁铁岭《青年散文家》党兴昶,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热心的人,专门为青年办了散文杂志,在一个偏远的小城,面向全国,难度可想而知。会议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房间,聊得很投机,小党正在为刊物的生存拼力奋斗,我曾在一篇序文中感慨:“在党兴昶身上,我第一次感到,对于散文的挚爱,不止需要勤奋,还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受得起委屈。这是党兴昶为《青年散文家》的生存所付出的。”小党会后来信说:“我越来越感到,一个人想做点好事很难,而去迎合,却会处处顺风,怪事!好在不断有朋友帮助我们,这是我最大的慰藉。我这人虽然时而木讷,时而怪态百出(在三明已得到一些表现),但心里还是有点数的。机遇使我们能够最早同住一室,恐怕这就有点什么先兆。”小党指的自然是自家刊物,我则望到了《青年散文选》的前景。结果美好,过程却未必,一波三折,反反复复,倒积累下不少体会,我与詹少娟商量,想写个“编后记”附于书后。1988年1月19日,小詹复信:“《青年散文选》我和老赵均已看过,并已于十二月初送老王终审,本想等终审下来再写信,因老王近来事多一直未看书稿,我又病了一个多月(发烧,咳嗽)故将复信拖至今天,十分抱歉!后记请您即寄给我,我尽快请老王看,并争取用。另外,我想您也可给老阙写封信,谈及此书稿,请他促成早日发稿。好吗?”我隐隐觉得,这部书的问世,还不会太顺当。
回顾一生编辑经历,沟沟坎坎不少,每次似乎都有贵人相助。这一次是詹少娟。事后回想,若不是她在社里始终盯着,《青年散文选》恐怕早就泡汤了。小詹身体不算结实,家务不轻,编月刊再加编书,负荷超重,来信流露过:“现在作家们写得少了,我们当编辑的就更难了。真想改行呢。”这一年,我两次到中青社,印象中小詹都是病恹恹的,她已申请去北京军区搞创作,为《青年散文选》还在做最后的努力。6月17日,小詹来信:“《青年散文选》发稿前的工作已全部完成,这一两天就发稿。奉上目录和后记复印件、未入选稿,请查收。我下个月就正式到军区上班,希望今后能多读点书,多写点东西。你的工作变动了吗?愿你如意!你这次来,正逢我身体不适,未能好好招待,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弥补。下半年我大约九月份下连队,其余都在家。”我为小詹高兴,也为《青年散文选》终于发排而欣慰,我甚至悬想,可能就是为了完成此事,小詹推迟了调动。此后一年多,事多心杂,《青年散文选》的最终命运,已经无暇顾及。1989年10月11日,久不联系的赵日升突来一信:“《青年散文选》终于见了阳光,不易。这是你辛劳的结果。现仅有一册样书,还不能寄你。寄上目录,请你把你所知道的作者地址,尽量全面地告诉我,以便及时寄样书和稿费。书出后即寄你!”
真有些出乎意料。“不易”两个字出自老赵,内里的故事不是我所能尽述。成书最终选了100篇散文,出自100位青年作家,选目大致保持了1987年的面目,加入几篇《青年文学》近年刊发的作品,经过几番折腾,原初的编辑思路已经模糊,仅仅为当年的青年散文留下一个遗照。据说“该书一摆上新华书店的书架,不日便销售告罄”。变革之年,这样一部年代感很强的选集,很快被遗忘了。
2017年1月,恰是我农历生日那一天,电脑邮箱里读到深圳书友梁由之发来邮件:“去年9月,京师匆匆一晤,既感欣慰,又憾未及详谈。随后携汪朗兄到长沙,为《汪曾祺作品》系列已出的6本搞了场活动,对谈嘉宾则是何立伟兄。我一向喜欢立伟兄的文风,回想起来,当初最早读其小说,是杂志上的《白色鸟》,最早读其散文,则是80年代的一个选本《青年散文选》里面的两个短章《星期天》和《忆江南》。回深圳后找出旧书翻阅,居然发现,后者的'编后记’,出自兄台手笔。这也太巧了。日前与立伟兄通话,谈及此事,并略述了兄我的因缘,他也惊叹人事和造化的神奇。”我与由之一南一北本不相识,皆因都喜欢孙犁作品,一语即熟,亦堪称神奇。
《青年散文选》的磨折,没有销蚀我编选散文选本的兴致。“文革”中缺少书读的日子里,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代出版的《散文特写选》,曾被我视为宝贝,几乎翻烂,种下了一个情结。后来接触到《古文观止》,郁达夫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心目中选本的分量越发重了。1985年庐山开会,与《随笔》黄伟经同行,随笔、散文本是一体,天天转山看景加聊天,聊出了一个思路,何不就近十年的新作,编一部《中国当代百家散文》?老黄是个急脾气,当即就要拍板,又虑及我年轻资历浅,回去报选题怕难通过,遂提出是否找一位名家合作,思来想去,熟悉的人选里,袁鹰最合适。袁鹰负责《人民日报》文艺部,又是“百花”与“花城”都倚重的作家,就怕他手头事情多,不肯答应。
编大型散文选集,是个苦差事,也是广泛接触作家、作品的难得机会,于本职工作,于个人修养,都有大益处。估计袁鹰早有切身体会,听到我们想法,推掉其他约请,爽快地答应下来。我当时在社里新到一个编辑室编书,工作量大,很多事要从头学起,压力不小。袁鹰长我十多岁,论写作,论编辑,都是前辈,一起合作编书,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心中也有顾虑,两个人的观念、评价标准未必完全一致,遇有异议,如何处理?我已做好当助手的准备。后来事情证明我是多虑了。老田(袁鹰本名田钟洛,从这次合作开始,我口中称呼很自然地由“袁鹰同志”改为“老田”了)一开始就坦诚表示,这次编书我们各取所长,他侧重老作家,我侧重中青年,必然事半功倍,合作圆满。我发现,散文观念上,老田的开放包容,与我甚为契合。老田撰写编选前言,一番话说到了我的心里:“散文的发展,一般说不大会像小说或报告文学那样,突然名噪一時,声震遐迩,顿时引起读者的瞩目和评论界的青睐,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散文是不大会有这样机遇的。它是平静的,它以安详、从容的步态走到读者身边,走进读者心中,它是早春的细雨,仲夏的凉风,清秋的明月,严冬的炉火,轻轻地、绵绵地沁入心田深处。它将真事、实事,种种矛盾、种种纠葛,按它们的本来面目,真实地袒露在人们面前。它以真情、至情,不加矫饰地撩拨人们的心弦,引起你的共鸣,让你欢欣、恬静,让你感慨、震愕、悲愤以至战栗,让你沉思、探索、冥想、自省,让你的心灵在炼狱中经受种种煎熬,辗转反侧,不能自已,最后得到净化、升华,以至大彻大悟,返璞归真。”我接续写出“编余辍语”,把合作编书中轻松、从容的心态表露无遗:“5年前,为孙犁编辑散文选时,编者曾提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不仅创作需要个性,编辑工作也应当富有个性。’这当然专指文艺读物而言。作为最能体现作者个性的散文作品,尤其需要在编选时突出个性。本书应当说是这种说法的又一实践。编者的目的,只是将自己平日所好介绍给读者,如同对友人展示心爱之物,以求共享欣赏的愉悦。此事最忌约定时日,突击成书,编者亦不必正襟危坐,示苦读状,但须痴于散文,入寝入食,淡急功近利心理;平日阅读不拘风格流派,纵目浏览全凭兴之所至,每遇佳作,不免手舞足蹈,读后专置一箧,容闲暇时细细品味。日积月累,乐此不疲。加之外出访友,常遇同好,闲谈中各荐过目美文,引以为快。至编书时已成竹在胸,只须倾箧内所有,互通有无,再加以比较遴选,删繁补阙。本书编选过程大致如是。”今天想来,这样写,快意有之,确有些浪漫了。联络作者,选定篇目,誊抄小传,这些编事的琐碎庸杂,相当一部分由老田承担了,繁忙中能如此优游,全拜老田那长者的宽容与担当。仅选1986年6月老田一封来信,可以管窥当年我们紧张、默契的合作状态:
大光同志:
你好!你接到此信,想已从外地回天津;但我后天出差去上海,中旬已在上海了。你五月二十二日来信及几篇复印件,及《十年散文选》均收到,请勿念。
我近日即抓紧看这批稿件,并将你编写的小传,一一誊抄在每篇文末,但到今天,才看了十分之六(包括一部分过去已读过的),尚有十分之四。因即将离京,来不及看完,只好回来再抓紧看完。又想到应有陈学昭的;因此已托《随笔》郭丽鸿同志代为选一篇,因为陈学昭同志近年作品,大都在花城出书,也大都由郭担任责编。其他也尚有个别可以调整。
昨天同伟经通了电话,告知以上这些情况。他说不必太急,还是将保证质量放在首位,要将这本书编成高于目前一般类似选本,以符合书名。他六月中下旬来京集中后访苏,七月上旬回国,到那时编好由他自己带回。我想,等补稿、小传等统统搞齐,恐怕也要到那个时候,何况尚有序言、后记均未动手。我去上海,大约六月底前回来,在此期间,估计很难着手写序言,最多是酝酿、思考一下而已。我们两人实际上都是业余在编此书,怕也只能如此。
即祝
夏安!
袁鹰
六月五日
《中国当代百家散文》1988年6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七百多页,选了106位作家的作品,遵照袁鹰提议,选目以作者生年排序,从1900年的冰心,到1957年的铁凝,绵延几代的新老作家济济一堂,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顿时感到,所有的付出,值了。
编这样大型选本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往往须较长时间酝酿,有时也会突如其来,带戏剧性。1994年春,我们在广东佛山承办全国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首届年会,那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早已挂出牌子,人员编制还属北京出版社的文艺读物编辑室,李志强时任编辑室负责人。改革开放后充满活力的珠三角,给与会者留下很深印象。会后老李寄来合影,“那一段美好时光,将永远留在记忆中”。一晃四年,1998年5月中,久未联系的李志强突然来信求援:“大光兄:疏于问候,祈谅!有一事相求:我社准备出版《建国五十周年文学作品精选》,已列为北京市重点出版工程,各卷均已开展工作,唯散文卷主编余秋雨最近提出由于其他任务太重,难于分身,希望我们提出一人同他共同主编。这样,我就想到了阁下。你与他共同署名,由你提出入选篇目,我们征求他的意见,然后由你做编辑工作。导论由他撰写。现寄上我们关于这套书的构想和补充意见。”
我在出版社多年,知道这种事的急迫,犹如梨园行里“救台”,《选题构想》落款“1997年10月”,要求各卷所选作品应于1998年7月以前交出版社,也就是說,其他卷有10个月时间操作,留给散文卷只剩两个月;再看各卷主编名单,均为文学门类各路诸侯大腕,自知不在一个台面上,有心推掉,又却不过老李一个“求”字,内心也有“何不一试”的冲动。那一段时间,我具体负责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丛书》正在逐卷攻关,不允许过度分神,复信时我告诉老李,我当尽快草拟一个初选方案,以解燃眉之急,至于主编,他们可从容考虑,找到更恰当人选,我的方案作为参考就是。经过几个选本的编选实践,90年代初又连续编了几年《中外散文选萃》,自知列一个选目并不困难,不担“主编”名义,只当给朋友帮忙,也就没有压力,十多天业余时间草拟好,寄出去,算尽了心。
结果我被对方认真负责的职业操守感动了。老李、接任他的隋丽君,还有“散文卷”责任编辑丁宁,拿着我那不算太靠谱的选目,多方征求意见,决定正式发出约请,丁宁写信详细列出补充建议,并强调:“所有的建议都仅供您参考。您定篇目不必受我们影响。真的,您决定上什么不上什么。”丁宁还专程来津当面磋商。我在班儿上分不开身,让女儿(教育出版社编辑)陪她吃了顿饭,临走丁宁有些责备地说:“谢芳挺聪明,跟我说了不少心里话,满苦恼的,看来你们平时缺乏交流。你该多找她聊聊。”真是的。成天忙了些什么!不知不觉膝下嬉闹的孩子已是大姑娘了,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丁宁提醒的很是时候。日后我常为这偶然碰上的忠告心存感念,这是命运最好的回报了。
真正投入“五十年散文”编选,我被“五十”这个数字迷住了,“人的视野有限,记忆有限,离得太近或太远都看不真切,记不清楚。五十年,恰好提供了一个不致忘却而又便于审视的距离。”如果视散文为一面镜子,那么五十年散文这面镜子,呈现出来将是碎裂的。只要不翳,碎片不也具有镜子的功能吗?我虽然主张,文学作品的编选应当富有个性,五十年的散文,完全依凭个性未免褊狭,多听听不同意见,动员起多年积累的各方资源,这部书值得他们和我一起下功夫。
袁鹰最先伸出援助之手,半月内两次来信寄稿,言出肺腑:“五十年散文选是一项大工程,自当尽力听从你指挥。”“编这类选集,担子繁重,事务又繁琐,你辛苦了!但其中亦有乐趣,且极有意义。”文学所楼肇明话说得尖刻,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这些年来,散文园地闯主角的是随笔,质量高的好作品也集中在学术随笔。散文的定义是可以宽泛一些的。没有思想的滋养,散文只会是一片雍塞之下的贫困,即繁荣遮蔽的荒漠。”刘烨园是年轻人中的知友,说我与他们“距离”很近。关于“五十年散文选”,他认为:“要有眼光、个性,将来要站得住,就得注意一些形式、思想内容上有追求的作品。不能过多地论资排辈。宜在多元的当下,鲜明地展示您自己的一元,这样才有价值,也才能与众多选本互为补充、对照。”苇岸下午接到我的信,当晚回复:“关于推荐散文新作者作品,我寄上一平这篇《辽阔俄罗斯》(我个人较偏爱一平的散文,他现在美)。我也给冯秋子刚打了电话,让她寄您一篇,并让她转告于君(您收到后,给她们回下处理意见)。另外我也想到了鲍尔吉·原野和杜丽等。但可能您所需新作者篇目有限。我的《大地上的事情》,书上的被选编过多,我寄您一组后来较新的。一切都依您的编辑标准定取舍。”
我是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学理上,资料上,毫无准备,所有的思路离不开现实。我的思考是,“五十年散文”这个旗号一打出,就不全是个人的事了,庸常,从众,避免不了,出新不在于制造噱头,而在挖掘,在鲜被注意的节点上开出新矿。沈从文,现代文学公认的大家,1949年以后确实写不出来了,勉强写出的无法卒读,我又不甘心让他缺席。八十年代初拜访过沈老,在东总布胡同那间简陋的耳房,凡文学话题避而不谈,一脸木衲,转身从床下拖出一卷敦煌拓片,展示宝贝一样滔滔不绝,像个孩子。他有舒展自己的领域,就到他的领域去寻找合适的文字吧,我选取沈老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的《引言》,心里踏实许多。老先生写到元蒙王朝服饰,有这样一段话:“本书却在统治范围内的小事,为前人所忽略,或史志不具备部分,提出些问题,试作些叙述解释……进行些比较探讨,是否能够得到些新知?”
文学不是万能的。文学不能到达的地方,自有其他文字可资替代。张竞生,马寅初,顾准,就这样被我拉了进来。孙犁的散文我选了《黄鹂》,1962年病中写出,直到1979年才得刊发,与晚年的耕堂文字相比,虽然没有那么老辣淡远,却是一脉,置身其他同辈作家文字中,已有一股超拔之气。1998年,孙犁已重病卧床,无法像以前那样,对我提出的选目表示可否,我以为《黄鹂》是孙犁翻过白洋淀,迈向耕堂的转折之笔。
其实,老作家中,我孤陋寡闻的也不少。湖南李冰封,安徽彭拜,如果没有当地文友提醒,险些错过,李的《背犁》,彭的《婚后之恋》,都是实大于名的佳作。王朔有句话我很认同:“任何选本的企图都是对整个文学成就的不敬。”比起作家,对跨界写作的文化人,我尤其感兴趣,画家林风眠只有二百多字的《自述》,哲学家周国平殇女儿夭逝的《一个父亲的札记》,原子物理学家詹克明的《裸猿》,无意文学,却在本质上比许多标准散文更贴近散文的特质。詹克明来信说得诚恳:“我长期从事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数理化天地生都有广泛的涉猎,几十年来一直跟踪科学的最新进展;我又是一个惯于思考的人。追求科学普遍性与深刻性的思考,有时把我引向自然哲学,这次却把我引向文学。我用散文形式写出了这方面的感悟,对自然、人类、科学的理解。散文前辈名家一再告诫,写散文切入点要小,切忌大题目,可我却是三个大题目的综合。它总括了我多年来对这方面断断续续记下来的思考。我原估计这种涉及最新科学、有些艰深内容的文章,只能是为了少数读者写的,文学界如此强烈的反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包括《散文卷》在內的(八卷),1999年9月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在百花社主持编辑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十三卷),1999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两套书双双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选编类图书的最高奖。我和同事李家文去北京领奖,与隋丽君碰到一起,彼此一笑会意。会后,老隋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
新世纪的到来,对于我,意味着退休倒计时,我对散文的编选情结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退,退下来,闲心思多了,也许更从容一些。2010年,翻闲书忽然想到,第一个十年快过去了,散文怎能没有一个刻度?人民文学出版社自21 世纪开始,每年编一本散文年选,他们有这样的兴趣吧?潘凯雄当时任社长,我写信谈了想法,经有关编辑室研究,同意由我来编这个十年散文选,书名定为《21世纪散文典藏(2000-2010)》。与人文社“选家”们合作,编选过程比较顺,乏善可陈,最大的收获使我领教了时间的无情。文坛如牌桌,一局终了,重新洗牌,二十多年前《青年散文选》入选的百名作者,至此只余寥寥六人,也都知天命了。另一个印象,散文越写越长,不知得益于电脑的便利,还是稿酬的刺激,想选千字左右的短制太难了。一位善写长文的名家,被我发现一篇挺有味道的短文,推上去,却说“不够厚重”,另换了一篇万字文才通过,我选了八十几篇作品,定稿时,被砍下十多篇,意见仍是“不够厚重”,弄得人没脾气。出书后一看,分量确实不轻,64篇作品,已有四十多万字,砍掉一些篇目还是英明的,若是弄成一块砖头,谁能喜欢。我的性格中,随遇而安、习惯妥协的基因较强,难得固执,难得坚持,虽有善于包容之长,结果往往驳杂,很难说有什么眼光。现在想来,所谓编辑要有个性云云,应该是年轻人不谙世事的一个梦吧。刚刚走上编辑之途,就得到孙犁先生鼓励,我是幸运的。先生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却放手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拿他做什么选家试验。今天想想,先生才当得起真正有眼光的选家。他在《天津日报》创办的“文艺周刊”,成就了多少文学青年;他的文字,他对古今诸家的评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附记:写这篇回忆,重读了一遍《儒林外史》,读出吴敬梓的悲悯之心,活生生的人,被僵死的科举制度弄得灵魂扭曲,作者心疼。几个选家形象,刻画得各个不同,下笔冷暖极有分寸,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节,就写得十分有趣,看得出作者有几分喜欢这个人物。读到富家子弟蘧公孙终于如愿站上“选集”的封面,附了马二先生的骥尾,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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