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影心其人，我几乎一无所知，包括他的生卒年、籍贯、学历、生平等等，甚至李影心是否他的本名也不清楚,只知道他1935年前后在天津，该年5月12日他曾与董秋芳、王余杞等新文学作家一起参加关于话剧的讨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的今天，还出现这样不应有的空白，真是令人悲哀，也令人无可奈何。
最初在萧乾的回忆文字中知道李影心的大名。1987年9月，萧乾为李辉编选的《书评面面观》作序，文中忆及，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期间，“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们中间”。李影心的名字赫然在矣。其中，“已作古”者指杨刚，她1957年在北京弃世；“移居海外”者指刘荣恩，他1948年赴英伦深造后定居在那里；“还健在”并“仍在我们中间”者，应该包括常风、宗珏（卢豫冬）两位，常风在太原，我曾多次致信请教。那么，只剩下这位李影心了，他当时在哪里呢？萧乾说得含糊，也许他也不知道。然而，除了收入《书评面面观》的数篇李影心书评佳作，这却是1980年代以来相关当事人提供的关于李影心的唯一记载。
治中国现代文学史，若要探讨“京派文学”，“京派”书评断不可忽略。从杨振声和沈从文1933年9月23日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尤其萧乾1935年7月4日接编《大公报·小公园》，9月1日起主编由《文艺副刊》与《小公园》合并的《大公报·文艺》，书评遂成为这个最具代表性的“京派”文学副刊的显著特色，正如萧乾后来所回忆的：“那些年月里我曾怎样不遗余力地提倡过书评”，“曾充分利用了《大公报》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
统计1933年10月至1937年7月《大公报》之《文艺副刊》《小公园》和《文艺》发表的书评，竟然发现撰写书评最多的并非鼎鼎大名的“京派”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而恰恰是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李影心。李影心总共发表了十七篇长短书评；常风以十六篇紧随其后；刘西渭只能以十四篇屈居第三；刘荣恩以七篇位列第四；黄照和陈蓝（张秀亚）以五篇并列第五；沈从文、李长之、李辰冬、杨刚和宗珏以四篇并列第六。因此，完全可以说李影心和常风、刘西渭是《大公报·文艺》书评的三大“台柱”。
李影心是在施蛰存主编的上海《现代》月刊发表书评而登上文坛的，而且一开始就以新文学书评人的身份亮相。1934年3月《现代》第四卷第五期同时发表李影心讨论书评的《批评与读后感》和书评《喜讯》（彭家煌著），以《现代》在全国新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做法是颇为少见的。但是，李影心在上海文坛只是惊鸿一现，并未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自1935年8月4日发表长文《老舍先生<离婚>的评价》起，李影心转而为天津《大公报·文艺》撰稿，很快成为该刊书评的中坚。接着天津《国闻周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和《文学杂志》等大报大刊的书评作者中也陆续出现了李影心的名字。《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由凌叔华主编，《文学杂志》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主编是朱光潜，编辑是常风，均有浓厚的“京派”背景。由此可知，李影心理应属于“京派”书评家无疑。
1935年至1937年短短三年间是李影心中国新文学书评的井喷期，他所有书评文字中四分之三以上篇章都在这一时期问世，出手之快，质量之高，令人刮目相看。抗战期间，李影心一直蛰居天津，搁笔明志，从他抗战胜利后接连发表的《国旗》和《遥远的怀念》两文可以窥知他当时的孤愤心境。《国旗》抒发他度过黑暗终于见到“国旗”时的强烈感受，称之为“见到光明对于象征自由的一切标示便因特别亲切而有着新快流泪的感觉”。在《遥远的怀念》中更如此描述他在沦陷区对光明的向往：
在一堆不见天日阴暗寒冷的日子里，一个心地坦白不甘屈辱的青年人，他所面临的是怎样的命运！幸而我还能活了下来，若不是由于一点微弱的希望和憧憬，和远方广大自由土地上和我有着同样热血的青年所辐射交流的理想的光，我将怎样安顿我那空疏而痛苦的心情？
1947年1月31日和2月1日，李影心以分别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和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的《评<诗的艺术>》（李广田著）、《诗人心目中的天地——论刘荣恩先生的诗》二文为标志，重作冯妇，再写新文学书评。他的书评还重新出现在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和复刊后仍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5月15日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散文的节奏》之后，李影心的书评生涯戛然而止。
李影心留下的三十六篇书评，几乎清一色评论新文学作品，足证他对新文学情有独钟。其中有小说、新诗、散文和话剧评论，有作品选集、文学杂志和文艺年鉴评论，又说明他阅读视野的开放和阔大。更需指出的是，他评论过的作品，既有后来文学史上公认的名家名作，如老舍《离婚》、沈从文《八骏图》、芦焚（师陀）《谷》、何其芳《画梦录》、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合著《汉园集》、曹禺《日出》等，也有至今仍被忽视的毕奂午《掘金记》、艾芜《丰饶的原野》、宋霖（胡子婴）《滩》和田涛《焰》等。他固然对“京派”作家的作品倾注了足够的热情，同时对左翼和倾向左翼的作家如万迪鹤、何谷天（周文）、征农、舒群等位的新作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特别是创作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的儁闻（王林）和自印一系列新诗集的刘荣恩，直到近年才为文学史家发掘重评，李影心当年率先分析评介之功实不可没。
作为新文学书评家，李影心对书评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批评与读后感》一文中认为“大多数文艺杂志中所载的'书评’之类，其本质，并不见得是批评的，有时，更充分的流露着读后感的气息”，“读后感”虽然“不见得尽然可以随意抹杀”，毕竟“只是作为未入轨道的批评的一种过渡中暂时的现象”。他主张新文学“书评”应该是分析的、批评的；应该在体现作者个性的同时又顾及到公平；书评虽不能替代文学批评，但好的书评应该“独具一种较高的对文学艺术的趣味”，体现了文学史家的眼光。
李影心的新文学书评，就总体而言，是描述性的和抒情性的，富于才情，优美潇洒，充分体现了“京派”书评的鲜明特色。他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但与李健吾等“京派”书评家有所不同，并不飘逸空灵，他的书评既是印象主义的又不过于主观，虽文采纷披却不乏精到的文本细读。他注重将作品置于作者整个创作进程中加以考察，如对沈从文《八骏图》艺术处理手法的梳理；他留心已获好评的作家，其新作出现偏差，仍毫不客气地指陈，如对穆时英《五月》的批评；他也坚持“同情地理解”，善于发现作品中的熠熠闪光，如对何其芳《画梦录》的深入剖析、细致品评，以至他的书评也与《画梦录》一样引人入胜。他评小说看重人物形象的蕴含，论新诗强调新奇意象的扩展，说散文则欣赏思绪情愫的织绘，无不一一切中作品的肌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影心这些书评对评估1930至1940年代新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和评论都不无裨益。
1949年以后，李影心似乎销声匿迹了。吊诡的是，1957年10月《文艺报》第廿八期发表了署名李影心的《刘绍棠所探索和追求的——评<田野落霞>》一文。此李影心即彼李影心耶？按理应该是。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李影心在1950年代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学批评，如果可以算文学批评的话。从此以后，李影心真的从文坛上消失了，完完全全消失了，成了又一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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