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诗的出现，是现代文学的一件大事，人的内觉终于从笼子里飞出，不再受士大夫的调子限制，词语保持了活力。因为不同于古人之作，意象与格式都是别样的。这一新形式虽由胡适倡导，但实则一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以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现代人的思想，读起来不隔，有时甚至倍感亲切，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一般人读白话诗，希望在陌生的感觉里有一点惊喜，精神有着历险的快意。如果遇见旧岁珍奇的版本，就得了另一层隐含，由读诗而去读人，收获的就不仅仅属于审美的花絮，多了诗与史的互渗，话题也丰富起来。张建智先生是个有心人，他善写诗话，最近出版的《绝版诗话三集》从旧的版本说开来，就由诗而人而史，在冷僻的路上觅出诸多遗迹，给我们以阅读的欢心。作者游于那些很少被注意的文本间，旧岁的尘纱渐渐剥落，文学史被遗漏的人与事，就由远而近，一点点飘来了。
诗人的世界有世俗所没有的灵光，许多有情怀的人，在日常的凡俗里，发现神秘的存在，体验出对于存在的异样的理解。因为在日常逻辑之外，诗人瞭望到的是看不见的存在，自己往往却在苦海中。所以，我们看那些美丽的词语背后的作者的人生，感到空灵与实有的反差，其间的所指，总有非同寻常之处。诗内诗外，那些纠缠人生难题的地方，也是读者喜欢留意的。
民国间有多少诗人，我们不太知道。一些人不幸淹没，文字也散落暗处，时间久了，遂不被人道及。张建智所关注的毕奂午、刘大白、韦丛芜、石民等，文学史写得不多，有的甚至未被注意。这些人的最初诗集，背后都折射着时光深处的光点，从介绍中能领略到往日的余痕，知道民国时代知识人的样子。像毕奂午先生，本是很有潜力的诗人，后来却从文坛隐去，其苦楚经历，也像一首凄婉的诗。再比如曹葆华先生，过去仅以为是翻译家，未料也是诗人，且与陈敬容有过难忘的友情。他们的经验对于今天的青年人，也不无警示的意义，看那些苍凉的文字，是深感苦岁寻路的曲折的。
诗人的写作，能像兰波、里尔克式的人物毕竟太少。文本上被后人深记的也毕竟不多。那些普通人的作品，并非没有价值，倘细心看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漂泊于尘世的光和影，对于认识人性与时代，也不无意义。韦丛芜现在已没有多少人知晓了，但回望他在未名社期间的翻译与写作，也轰动过文坛，只是后来滑落到暗地，才华便凋落了。废名的新诗也是好的，涩与怪，灵与思，跳动着一种曲线，婉转里有六朝式的清俊。张建智先生写这些远去的诗人之影，有发现，善理解，也带深思，文字是秋水般的明澈。民国诗人不求闻达的时候，文字都很可爱，在瞭望那些人物时，我们便会知道时风里遗失了什么，内倾的文人何其脆弱。他们花一般凋落后，惟有风还记着些许味道。而诗话家，便成了那不凡的捕风者，在搜寻与体悟中，有意外的收获也是一定的。
新诗的发生与域外诗歌的翻译大有关系， 比如关于徐志摩与汉园三诗人，背后都有多致的背景，C.F.女士的翻译，如花雨般落在枯寂的土地。路易士的文字，就有沧桑之色的印染，不仅有审美的力度，从资料里，还可借着张爱玲和马悦然的目光，照出现代诗的幽微。读到战乱里的心灵的游弋，人如何克服内心苦楚，以飘逸的词语寄托爱意，便感到独思者的价值，那些没有沉沦的精神，才留下了岁月之声。今人要听懂它，也并不容易。
许多诗人往矣，而文字还留着温度，那些已经绝版的书，久久睡在安宁的地方，仿佛期待着知音来，倘真的有人为之传播，那也是幸运的吧。诗魂是可以穿越时光，因了阅读而再生的。凝视那些锈色的书本，会隐隐感到未曾经历的路径，吸引我们去扣那深锁的门。资料整理者和研究者就是这样的扣门者，他们让读者领略到了未曾见的风景。
诗话是一种有趣的文体，史料的钩沉之余，亦带回味之趣，或闲言闲语，或思想探究，于不经意间，有幽情散出，读之益智而又怡情。过去的海派与京派一些文人，喜欢写此类文字，形成很可观的传统。这类文章的好处，是像学者的散步，不必故作高深，本于心性，源于史料，从斑驳的旧影里觅出新曲，是有精神品位的。图书馆见到的诗歌论著和诗评集已经不少，多端着架子，可深读的有限。但诗话写作，则以神遇而得深趣，乃自由的游弋，对于读者来说，更为亲切。然而那些时髦的学者与教授们，多数是写不出类似的文字的。
多年前有过湖州之行，有幸结识了张建智先生。知道他研究民国史，喜谈掌故，趣味带有雅音，是文质彬彬的儒者。读过他一些钩沉史料的文字，觉得内心自有定力，文字是安静的。这大概与湖州的历史有关，那里自古出了不少文人，宋元以来的遗墨，至今依然可以感到一二。湖州的文脉，令人羡慕，旧时的一些遗迹，对于今天的读书人还是大有影响的。这一本书，让读者也走近了作者，仿佛听到他的谈天，慢条斯理中，余音袅袅。也如站在一幅旧画前，满眼的旧岁片影。大凡衔接了前人文脉者 ，都不太会迎合时风。凡此中人，都可一叙，或成为朋友。忽想起湖州人赵孟所作文字，有从容飘逸之美。倪瓒说他“高情散朗，殆似魏宋间人”，不无道理。古今的文心与诗心，并非隔膜的，每有遇合，都可以记之，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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