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慈庆之死
北魏正 光五年(524)孝明帝元诩十五六岁，已在位十年。南方则是梁普通五年，梁武帝萧衍在位的第二十三年，虽已六十一岁，那时却没有人会知道，他还将继续在位二十五年。这一年前后，从政治史来看，萧梁平平淡淡，没发生特大事件，显得没什么可记。这意味着社会安定，政治平稳。北魏就全然不同了，在长达百年的上升期和繁荣期之后，从西部秦陇和北边六镇开始，本来构成王朝统治基层力量的城民、镇民暴起反抗，拉开了随后长时间全国性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序幕。后人读史到此，不禁悬心，但当时无人可见后人之所见，底层社会与遥远边地的强烈震荡，经僵化官僚体制的一层层过滤，传到洛阳朝廷时已大大衰减，至多如月光之下天渊池上的涟漪微澜。
这一年的五月七日(524年6月23日)，八十六岁的老尼慈庆在洛阳昭仪寺去世了，用佛教徒的说法，就是“迁神”了。她虽早已出家，却一直住在宫里，直到这年四月三日(524年5月21日)“忽遘时疹，出居外寺”，可能感染了某种季节性流行病，按规矩要迁出皇宫，所以搬到宫外的昭仪寺。据《洛阳伽蓝记》，昭仪寺位于“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洛阳城的内城东城墙开有三座门，自北而南依次为建春门、东阳门和青阳门。东阳门向西直通铜驼街的大道便是“御道”，昭仪寺即在御道南侧。《洛阳伽蓝 记》说该寺是“阉官等所立也”，寺以昭仪为名，可见该寺最初是宦官(也许还有宫女们)为某位昭仪而立，当然，这位昭仪未必是做了比丘尼，也许仅仅是因虔敬佛门而立此愿心。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被废或失势的后妃有不少出家为尼的，无论是否自愿，比起佛教传入之前同样情形的那些宫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种相对独立的社群生活。洛阳西城墙的阊阖门内，直对宫城千秋门的御道以北，有著名的瑶光尼寺，便是专为这些特殊身份的出家人准备的，如孝文废皇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据《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有“尼房五百余间”，装饰极盛，“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可见不只是出家人，宫中尊贵女性也来这里学道礼佛。这些当然意味着财富支持。具备同样经济能力的，是高门贵族之家的 年轻女性，“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在洛阳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瑶光寺自有一种贯通皇宫内外、连接上下僧俗的独特性。
可是老尼慈庆并不在瑶光寺出家，她出家后一直居住禁中，直到病逝之前。宫里有佛寺，大概是为了方便某些出家女性仍可在宫里事佛。但出家人终究身份特殊，跟她们出家前在宫里的制度规定比起来，多少有了些人身自由，宫墙不再是绝对的人生边界。若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她们可以在宫外立寺，可借以来往宫禁内外，因与宫里的寺庙相对，故称外寺。宫内寺庙虽不见于文献记录，但从外寺之称可知有一种对应的内寺。昭仪寺便是这样一所外寺，宏大豪侈不及瑶光，勾连内外串接僧俗的功能则并无二致。据《洛阳伽蓝记》，昭仪寺塑像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这三尊艺术水平极高的塑像每年都会参加佛诞日(四月八日)的“行像”活动。平城时期四月八日行像已极为隆重，成为重大节庆。《魏书 · 释老志》说太武帝初即位时继续前两位皇帝的崇佛政策，“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这一庆典是从南亚和中亚传到中土的，《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都有相关记录。在经济水平大有提高的洛阳时期，行像庆典之盛大更是远超从前。这一天盛饰佛像，载以车辇，周行城市内外，受万众礼拜瞻仰，伴以五花八门的伎乐表演，极其热闹。
《北史·外戚传》记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勉力参与佛诞日的行像。在老尼慈庆因病迁出皇宫的六年前，即神龟元年的佛诞日庆典中，胡国珍以八十高龄参与了行像活动。首先，他在行像前一天，即四月七日(518年5月2日)，从家里出发，把自己出资铸造的佛像送到洛阳内城西城墙的阊阖门(自北而南的第二座城门)。他跟在佛像后面，全程步行，所谓“步从所建佛像，发第至阊阖门四五里”。八日这天，他“又立观像”，就是站立着观看行像大典(很可能是站在阊阖宫门的门楼上)，站了一整天，“晚乃肯坐”。如此一番劳顿，终于病倒了，“劳热增甚，因遂寝疾”。虽然胡太后“亲侍药膳”，终究风烛残年，四天后，即四月十二日(518年5月7日)病逝。《魏书》说他“时事斋洁，自强礼拜”，年老体弱之时仍然依礼在佛像前跪拜。由胡国珍的故事，可见当时行像狂热之一斑。
《洛阳伽蓝记》说洛阳各寺的上千躯佛像都要在前一天(四月七日)先送到城南的景明寺，次日巡游入城。昭仪寺的三尊塑像因其美观绝伦，送入景明寺时，景明寺要抬出自己的三尊佛像来迎接，这叫以像迎像。到了第二天的正日子，千尊大像车载辇举，以次排列，从洛阳城的正南门宣阳门入城，经南北 向的铜驼街来到阊阖宫门前，皇帝站在宫门楼上向下散花。
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慈庆四月三日发病，至迟一两天后已转入昭仪寺。四月七日昭仪寺的一佛二菩萨三像送往景明寺时，寺中众尼都不会置身事外，慈庆虽在病中也必知晓。次日全城行像，欢声震天，慈庆也是听得见的。只是这时她病情转剧，不见得能留意这件盛事。昭仪寺有水池，据说就是西晋石崇绿珠楼下那个水池。寺内佛堂前有“酒树面木”，大概就是棕榈树，在那时的洛阳算是珍奇树种。不过水池也好，奇树也好，慈庆都已无从欣赏了。
当慈庆病情转重时，孝明帝元诩来到昭仪寺探视，时在四月二十七日(524年6月14日)。“车驾躬临省视，自旦达暮，亲监药剂”，孝明帝在这里停留了整整一天，看着别人为慈庆熬药救治，反映出孝明帝对这位老保母的深厚感情。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胡太后被元叉、刘腾等软禁在宣光殿已近五年，孝 明帝如此表达对慈庆的感情，当别有深意。据说慈庆弥留之际，还不忘给孝明帝留话，涉及为国家治理献计献策，所谓“逮于大渐，余气将绝，犹献遗言，以赞政道”。这当然并不说明慈庆多么关怀国家大事，但多少能说明她对自己抚养长大的孝明帝的感情。
五月七日下午后半晌(晡时)，慈庆在昭仪寺“迁神”。第二天皇帝手敕表哀，并指示后事细节，给慈庆追赠女尼的最高官职比丘尼统。丧事由宦官中给事中王绍监护，“赠物一千五百段”。皇帝“乃命史臣作铭志之”，女尼哀荣，莫此为甚。墓志还特意载录孝明帝手敕，以显慈庆哀荣之高。这一年六月 十八日(524年8月3日)，慈庆葬于北邙山。一应花费是由宫里另外支出呢，还是从“赠物一千五百段”折算，还不是很清楚。孝明帝“乃命史臣作铭志之”，就是由朝廷专职写作的官员来为慈庆撰写墓志铭，此人即中书舍人常景。常景是北魏宣武、孝明时期比较重要的笔杆子，洛阳的宫殿门阁及街巷里邑之名，就是他和刘芳一起制定的。胡太后很欣赏他，请他写了永宁寺碑。魏收在《魏书》里为他立传，收入他的诗文多篇，显然是看重这位前辈的，而且对他的评价相当高，甚至超过了那时名气更大的袁翻和祖莹。《洛阳伽蓝记》说常景“敏学博通，知名海内”，虽然后来官位不低，却一直“居室贫俭，事等农家，唯有经史，盈车满架”。《魏书》说他“清俭自守不营产业”，以至于迁都邺城时，要不是高欢特批给他四辆牛车，他一家人还走不了。他奉命为慈庆写的墓志，至少以文学水平论在当时是第一流的。
常景所撰墓志刻于志石，随慈庆尸骨长埋北邙山的黄土之下，所谓“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唐刘希夷诗句)。这篇文字即使收入常景文集，随着他的文集在唐代失传，墓志文自然再也无人知晓。不过地不爱宝，这方墓志到20世纪20年代竟重见天日了(当然意味着慈庆墓被一再盗掘过)。据郭玉堂记录:“(慈庆墓志)民国十二年阴历三月，洛阳城东山岭头村东南五里小冢内出土。志石厚三寸。”知墓志出土于1923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之间。拓片流传，北图购得一份，收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正是这方墓志把湮没于岁月深处的慈庆推送到我们面前。
如果没有常景这篇墓志，慈庆八十六年的人生早如轻烟一般散入虚空，随她长灭的还有许多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事件与事实。幸亏有墓志，我们得以一窥那遥远的往昔。
根据墓志，慈庆生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她出家的时间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或二十一年(496或497)，出家之前是北魏皇宫里的一名宫女，俗家姓名是王钟儿。在成为平城皇宫的一个宫女之前，王钟儿生长于南朝刘宋的中下层官僚家庭，嫁给同样社会等级的夫家，后因南北战争，被掳掠到北方，沦为卑贱的、命如蝼蚁的奚官奴婢，送入平城宫做宫女。那一年王钟儿三十岁，对她来说，人生发生了惊天巨变，正常的生命轨迹骤然休止，剩下的便是暗黑无边的余生。可是谁想得到，她在北魏皇宫竟生活了长达五十六年。
这真是漫长的余生。
接下来我们看看，王钟儿/慈庆是如何一步步走过这漫长的余生。
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后记
很多年前，初读先师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解析子贵母死之制那几篇时，我第一次意 识到王钟儿(慈庆)墓志可能蕴含着一个值得深挖的故事。田先生去世后，我开始考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作为尝试，几次把这个故事当作讲座主题。不过真鼓起勇气动笔，是到了2020年春天，一边在线上课，一边写王钟儿。可是随着四月底北京放松管控，忙起别的事，这个工作就暂停了。2021年春，我利用给研究生开的“北朝史专题”课，把已写的部分发给同学们讨论，同时继续往下写。基本上每周在课上讨论一节文稿，同学们提修改意见，对我的帮助当然是很大的，但我不敢保证同学们会有多大收获。可是，到六月上旬课程结束时，才写到孝文帝病逝。一放假又放下了。一本小册子，竟拖拖拉拉，《漫长的余生》演化成漫长的写作。
今年春节后再捡起来，写了近两个月，终于勉强完稿。写得如此拖沓，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不知道这个写法是否具有学科的意义。现代历史学最鲜明的特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不是单纯讲故事，更不是一味发感慨。讲述王钟儿的故事，谈不上太多的文献考订、史事分析或史学解释，无法紧贴某一两个备受关注的学科性主题，因此很难说是一项研究。可是我犹豫来犹豫去，无法挣脱这个故事对我的吸引，而且很显然，在完成这个工作之前，似乎也难以集中精力做别的事。尽管一定不是唯一真实的理由，我激励自己时总是说，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写作就是生米做成熟饭，出版就是木已成舟，箭已离弦。田余庆先生常常告诫学生，要追求高境界，要写有分量的作品。我随侍先生有年，训诲无时敢忘，深惭资质驽钝，愧负期许。诚如谢灵运的诗句：“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高境界自然不容易达到，不过心中既然存了这个追求，有了这个标准，到了交稿的时候，总不免逡巡往复。
封禁之下，春已尽，夏未来，落英萧然满地。庾信有句 : “无妨对春日，怀抱只言秋。”
罗新
壬寅岁春夏之际于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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