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4年间，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1897-2004），主持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调查活动。这篇《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调查报告，就出自陈翰笙之笔。文章作于1932年12月12日，刊登于1933年《东方杂志》第一号上，全文长约五千字。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所谓的“汉中”，是指北洋时期的“汉中道”，其范围大致与现今陕南地区相仿。原文为繁体竖排，今尝试以简体横排整理于此，字迹漫漶处以方框代替。
在中国一省里面往往有些显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鲁（山东）西和鲁东不同，豫（河南）西和豫东不同，江苏的江北和江南，陕西的关中和汉中也不相同。潼关以西称关中，汉水上游称汉中。关中是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汉中就属于长江流域底丘陵地。旧汉中道（1914年至1928年间的行政区划）有二十五县。依照人口和财富来分别，南郑、安康、城固、西乡、白河五县为一等县；镇坪、汉阴、镇巴、宁羌（今宁强）、褒城（已一分为四）、洋县、沔县（今勉县）七县为二等县；山阳、洵阳（今旬阳）、紫阳、镇安、平利、略阳、留坝、凤县（今属宝鸡市）、佛坪、宁陕、岚皋、石泉、商南十三县为三等县。（参看附图）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一条汉水横贯其中。
关中黄土多而砂土少，水田也很少。汉中就不然，黄土很少，且得山河大堰的灌溉，产米很多。就是没有灾荒，关中也不及汉中富庶。例如西乡有渠堰四十余道，引水灌田五万余亩，南郑的褒水、冷水、广水（原文误，当为濂水），灌浇灞田（即坝田）六万零七百八十亩。又如石泉境内，饶峰、大坝二河间，一百里地方盛产稻米。汉中以米食为主，不像关中拿麦面做日常食品。除稻米、杂粮和包谷外，汉中还有药材、木材、桐油、生漆、檞树皮、木耳、烟草、茶叶、丝茧等特产。地方底产物越是丰盛，人们底贫富越是悬殊，农产商品化底范围越普遍，农民贫穷化的程度越深刻。汉中贫农底破产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实证。
（《东方杂志》旧影）
关中一向多自耕的小农，汉中却多佃地的贫农。宁陕和佛坪的农户中佃农占大多数，他们所种的都是小地主底田地。留坝的农户三分之二是佃地的贫农。南郑自耕农只占农户百分之十五。城固自耕农所种只是全县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八（城固全县耕地三十六万亩中自耕农所种只有十三万六千亩）。至于安康“耕者大半无地，有地者大半不耕；虽有自耕农，实居少数”（《西安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康“在丰收之年亦有半数农户为赤贫之家”（《中央日报》参加陕西实业考察团的记者所说，见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汉中的贫农向地主佃进田地，往往须纳顶首，即是押租。所缴的租要超过田间总收获的半数。有些地主和佃农对分粮食，有些取上季的麦租，可是多数取下季的稻租。上等水田平均每亩可产秋稻三担多，租谷倒要纳两担。正租以外还要献敬地主年礼节礼，实际租额因此必然地加重。汉水两岸的许多田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时代，都是那些从湘鄂川（湖南、湖北、四川）三省流亡到陕的难民所开垦的。在那时，地价比租价还轻得多（林一铭等编《宁陕厅志》；一八二八年，卷一，贰十七）。
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时为四川督军）
四川军人刘存厚等一九一八年占据汉中各县，大事征敛，强卖仓谷仓房，并且开放烟禁。从此陕南就多添了一种特产。这种为适应税捐而来的特产，到现在已使安康城内，街中所见，有十之七八是烟容满面的人。宁羌（今宁强县）的某建设局长和留坝的某教育局长都曾“亲身不惜劳苦，赴田中割烟”（据刘景熙调查，《西安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汉中的烟气弥漫，烟汁淋漓，可说无以复加。甚至各县庙宇中多有用鸦片享祀鬼神的。土税的别名是罚款，现时征收的机关即各城镇村所设的善后清查处。“民家被迫种植鸦片，年收二十两。每两值洋四角，计全年收入为八元。而政府向人民征纳者则为十六元二角”（《中央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烟价跌而税额增，烟田就得减少。例如洋县境内一九二八年有烟苗一万二千亩，一九三〇年减至五千亩。但罚款是按县分派的，小县十余万元，大县二三十万元，从不因烟田减少而有丝毫的退让。特产尽管在那里消灭，特税还只有比正税厉害。汉中的农田，无论是灞田、漕田，无论是榜田（即梯田）、坡地，即使不种烟苗，也得负担烟亩罚款。
（吴新田，1876-1955，字芑荪，安徽合肥人）
吴新田“镇守”陕南的时期，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六年以内派款总共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经手税捐的当地土劣流氓至少还要加派一倍；民间所出不下三四千万。地主，商人和富农不难将重担移转给大批的贫农；如大水一样冲洗了二十五县乡村的那些苛捐杂税便紧迫着这些贫农，使他们很迅速地破产。破产的贫农为侥幸免死起见，大批地加入土匪队伍，土匪的焚掠将富饶地方变成赤贫，转使更多的贫农破产而逃亡。著名土匪如陈定安、王三春、韩剥皮，有三四万人和数千枝枪，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曾占据西乡、镇巴、紫阳，石泉、岚皋、平利和安康。那时汉阴属的凤凰山被沈玺亭和狗代王等四千余人所占据；白河、洵阳两县被张丹屏等所占据，其它各县也无不有零星小股的土匪。一九三一年一月川军田颂尧、刘存厚等部队又大举入陕，盘据宁羌、略阳、西乡、镇巴和沔县。川军未能达汉中道底东部。但东部已有土匪蜂起，跨县连镇的不可胜数。例如王光宗据安康，吴子桢据紫阳，钟人杰据岚皋，侯世俊据石泉，牛育椿据平利，赵文启据白河，杨尊安据汉阴。杨虎成（时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命孙蔚如为陕南绥靖司令，指挥赵寿山（陆军第第十七师五一旅旅长，时为汉中区绥靖司令）和张鸿远（时为安康区绥靖司令），平定数年来兵匪纷扰的汉中。平定了以后的税捐又怎样呢？
据陕南民众上省府主席杨虎成书中所说，在吴新田时代一县的烟亩罚款派定五千亩的，现今要派到一万亩了。正税和原有的特税以外，还有“临时的”剿匪费，“救国的”省库券，和一切不动产登记费。就是清乡费、民团指挥费和驻军的月饷和粮秣，也还另外要勒令各县分摊照纳（见陕西留京学会出版的《新秦先锋》一卷一期，页一〇四，一九三二年三月）。县府简直是驻军底兵差局。县长、科长、绅员、警役等所有的精力和光阴，大部分是消耗于军队的给养。按石泉县县志馆调查，去年九月份县府发出的公文稿共五百九十余件，内中关于办款和禀款的倒有五百三十六件。石泉一县的驻军，派用民夫每日多至百余人；农田上劳动力的损失就可想而知。最近《大公报》特派员（即汪松年）底《陕南视察记》中，说到南郑农村破产，有如下的一段话：“当吴新田充陕南镇守使时，汉中道二十五县共出军费一百九十余万元；连政费计，亦不过二百万元。目前汉中绥靖区只辖十二县，而军费数目达一百五六十万元，连政费共需一百六七十万元。数目虽较民十七年前减少三十余万，而担负地方则少兴安绥靖区之十三县。民十七年前临时加派，大县每年不过十万元，小县不过一二万元。现在临时加派之剿匪库券等，大县总在二三十万元以上，而小县亦在十余万元以上。平均担负均较当时增加三倍有奇“（见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其实无论西部的汉中区和东部的兴安区，整个的汉中道没有一县的税捐增加得迟缓。城固和石泉可说是最明显的例子。民国初年城固的正杂各税和田赋，每年不过六万九千元。一九三一年竟达七十四万元，几增加了十一倍。在石泉同样地从七千余元达到二十四万元，增加了三十四倍。不要说按亩摊派的都是农民的担负，就是不按亩摊派的新式税捐往往也要农民来负担。褒城等县因为没有大商店，印花税便勒令乡村里农民直接地缴纳。
自从厘金改抽特税，新通过税倒反较旧通过税来得苛细。以前厘金的税单可以通行全省，不再重征。裁厘以后，特税局任意估价，不给收据；卡员因此中饱而纳税者处处须出买路钱。安康没有特种消费税征收总局，在平利、镇坪、岚皋和紫阳各有分局。该局职员见了什么东西都要勒捐。《西安日报》特派陕南记者余义明，有一次在安康的江边散步，看见五个农民在城里买了四五斤蔴要渡江回家去绞绳子。特税局的人在船上向他们要税。农民每人给一串钱（合洋一角），才得了事。事后并没有什么收据。又有一次余君见从乡村来的一位农民，拿着他自织而自用的两匹粗布到城内来洗染。特税局的人向他要“入关税”，每匹一串钱。染了以后出城时，还得缴纳“出关税”。两次都未给收据。《大公报》的记者在石泉“途中逢一乡农；负鸡子百枚入城求售。经城门时，首受税卡之留难。与卡吏若干始放行。又经城门卫兵之检查，可食者即留若干食之，然后始得进城。此不幸之乡农虽已损失不赀，但终未将鸡子脱售。携之出城，卫兵与卡员之把戏又重演一次。再纳卖路钱若干，始免将鸡子充公”（见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
汉中各县私印状纸和重征讼费，也是很明显地特种的苛索。县府往往用木板和劣纸私印状纸；遇到重大案情方准填写司法部所颁发的。每份所取无不超过部定价格。无论讼事的大小，每递一呈文必要依照手续将钱出足。否则有冤难伸。沔县的递字费有司法经费、收发费、用印费和纸笔费等。递一张呈文须纳大洋四元。到了批准传审的时候，还要出什么开单费二角和讼费二元二角。原来这种司法无非替富人帮忙，完全谈不到保障贫农。每逢差人下乡，不问是非曲直，先索“官号”若干，“盘缠”又若干。勒索不到，便将乡民私行管押。每案的“官号”和“盘缠”多至二三十元，穷人亦得出七八元。
县长下乡催征各款，往往美其名曰“巡行各区，考察民间疾苦”。和他同行的科长、公安局长、承审员，以及警兵夫役总有三四十至七八十人。不但每日要出定额的夫马费，各区还得供给他们的酒食。每走一区，花费不下数百元。县府又临时加派委员。有坐催委员，有督催委员，有提款委员，城固一县一九三一年中县府竟派二百余委员下乡。每一委员又带着随员三五人不等。他们宛如一群蝗虫，一切供应都出自乡民。供应所费运费过于税捐底原额。县府委员以外，还有善后清查处所派出的清查委员。清查委员也和县府委员一样地人数众多，一样地如狼似虎，遇着欠款贫农动辄鞭打绳拴，严刑吊拷。
官府勒索往往和当地的豪绅地主们勾结。这些豪绅地主们又往往身兼区长、乡长或村长的职务，协同委员向农民逼缴款项。他们同时办理保卫团，用武装来镇压民众。区公所内设有“黑楼”，就是他们私创的一种监狱，农民未缴齐款的即被羁押在里面。押入“黑楼”以后，吃饭、喝水，以至大小便，都非要钱不成。南郑大西区青树子村的村长李厚，因浮派税捐远超定额，于今年四月间被一个捐户用菜刀砍死。褒城南七区的区长陈金亭，因办“地方费”过急，于今年七月二十六日被农民数人放枪暗杀。城固的农民也因为抗捐的缘故，最近曾和保卫团战斗，双方伤亡很多。税捐很明显地使贫农地主间的冲突更加尖锐。
（《东方杂志》旧影）
税捐勒索自然地会逼着农民去借债。镇安、白河、安康、岚皋、紫阳、镇巴等县都有所谓大加一的借贷。月利达百分之十。沔县有支卖的习惯。贫农每在二三或六七等月向富家支卖麦米杂粮。如市价一斗值钱一千文，支卖只收现钱五六百文不等。凭人担保，限于收获后如数缴纳。在略阳，借洋十元，每十天须付息二元，借满一月，本利须全数归还。可是十元二十元还有地方可借，五十元以上的借贷就很少了。往往有土匪一二十人冒死绑得一票，所要求的赎款只是三五元。
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势力在关中，因为农民受税捐的压迫不得不出卖谷物或向人借钱，颇有扩大的倾向。在汉中，却因税捐过于繁重，现金已快被刮尽，一般农民固然穷得“两千板子打不出一块钱”（陕南俗语），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很少钱可以经商或放债。近年来汉中的桐油、纺绸、纸张等商业日益衰落。从前由平利、镇坪等地方运到安康的桐油，每年总有四千余桶，今年还不到四百桶。安康的纺绸和纸张一向是驰名外省的，现在这些商品也差不多要被消灭了。由四川运来汉中的木材、油漆、黄表等货，尽管出卖了还不易换得现钱。商人卖出货物后，只可买进汉票。汉票就是汉中商人所出，在汉口方能兑现。今年有许多四川商人拿着汉票还兑不着钱，不得不从汉口回到安康来找出票的人。往返损失不用说，就是没钱挨饿的商人也不少。由西乡到西安的汇水，每千元是一百五十元。但由西安到西乡，不仅不要汇水，每千元银号反倒贴九十元。关中和汉中比较，金融上显然地有弛紧的差异。
汉中的贫农节衣缩食，竞出米麦变价纳捐。卖的人远过于买的人，因此粮价年年惨落，与关中灾后粮价的飞涨成了一个反比。今年汉中米麦杂粮的收成都较前数年歉薄，价格却都较前数年大跌。农家出米麦而留用杂粮，因此米麦价格的跌落比杂粮还要厉害。例如西乡的市价，每石豆类由七元跌至四元，玉蜀黍由六元跌至三元，小麦则由十二元减到五元，大米则由七元降至一元半。汉中的各种特产，因为税捐和盗匪的压迫，也只有年年跌价。桐油每百斤一九二八年时值十七八元，现在只是七八元。黑木耳从每百斤一百六十元跌至四十元，白木耳从每斤五十元跌至三十元。檞树皮的价格，以前最高时每二百四十斤可售一百元，现在只售二元了。
政府因为很多的小地主逃亡，从去年起在许多地方，已勒令佃户直接完税。汉中的贫农尽管将收获尽数出卖，所得的进款还不够抵作税捐。褒城、南郑、石泉一带的水田，一年虽然可收两熟，收入的总数每亩不过是五元。今年新稻每担只值洋七八角。田赋正税的负担普通每亩倒有二元，杂派和兵差每亩还要摊到四五元或七八元不等。一般农民断无力可以长久地支持这亏本的事业。他们最初出售田地，再则变卖什物，继续又典质房屋，无非为应付税捐以苟延残喘。随后田地无人过问，举地赠人且无人敢要，房屋什物又无人肯买，贫农只得弃地不耕，卖儿女以作逃亡的费用。石泉一县人口原有四万三千户，今年春夏两季就减少了五千户。逃户应摊到的税捐还是分配与未逃亡的农民。昔日三人担负的现在变为两人的负担。因此更加催促了未逃的人家早日出走。
西乡特设一个土地局去管理那些无主的荒田。招佃耕种，就将田内收入作为该地应纳税捐的一部分。不到三月，土地局已没收了一万三千余亩。因为一时不易招佃，即雇长工每年每人的工资也要八元至二十四元，田内收入所余仍不能抵偿税捐。县府虽严禁农民逃亡，农民的逃亡仍然不能制止。现时城固的农田三十五万九千余亩中，已荒了五万三千九百亩。略阳、宁陕等县荒田的成分更是多。汉中全境的农田，平均约有百分之十八已经荒芜了。留在汉中的一般农民穿着极粗恶褴褛的衣服，安康地方还发现许多结草为衣的贫农。（《西安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他们所吃的无非是米屑、包谷屑、红薯块、巴山豆和无盐无油又酸又臭的野菜。食盐是从甘肃、山西、四川等处运入汉中的。民国以来，常闹“盐荒”。城镇已多淡食的人，乡村更不必说，盐价每元二斤，大多数的贫农是吃不到盐的。昔日农舍多瓦屋，门窗有雕镂。今则草房已不多，到处只见草蓬草坑。农妇夜中纺织，菜油桐油都点不起，只是燃枯竹以取光。据洋县的人说，该县某乡周围二十余里，因为“委员老爷”的光临，已无报晓鸡了。膏沃的地方被税捐化成荒芜；人们尽说关中的“天灾”，也不应忘了汉中的人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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