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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 | 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

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7辑),宁波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此处所载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文字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

来新夏

清光绪三十三年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红印本(资料来自网络)

皕宋楼主人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称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今属湖州市)。他存世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即将进入近代的时候,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历史发生巨变,清廷已日渐走向衰弱的时候。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获取举人的身份后,即在大吏的提携下,从军功的渠道走向仕途。曾任广东知府、南韶兵备道、福建盐法道等中层官员。去官后,即归隐于归安城东莲花庄北,自辟小园,取名“潜园”,以示摆脱仕途之立意,专事藏书、校书工作,立志读尽天下书。凡遇异书,必倾囊采购,成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

陆心源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而且在学术著述上也极有成就,尤其在古典目录学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陆心源凭借自己丰富的藏书,刊校古籍,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著述,共著书940余卷,合称《潜园总集》,其中《皕宋楼藏书志》120卷、《皕宋楼藏书续志》4卷、《仪顾堂题跋》16卷和《仪顾堂续跋》16卷等四部书目和题跋之作,在近代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题名“仪顾”者,为表示心仪清初顾炎武之学术,而以好古学、藏古籍自矜。陆心源特别关注搜集散佚文献,尤因癖好唐文,曾搜集旧文,增补新出金石文字,辑《唐文拾遗》80卷、《唐文续拾》16卷。又在厉鹗《宋诗纪事》的基础上,辑增3000余人,诗8000首,撰《宋诗纪事补遗》100卷,并为厉书中的人物小传补其不足,成《小传补正》4卷。其他尚有《群书校补》100卷。《吴兴诗存》40卷、《吴兴金石记》16卷及《归安县志》52卷等多种著作。

陆心源是无藏书世家背景的藏书家。他是从自身开始大量藏书购书的。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江南遭受兵燹之灾最烈。一些有名的藏书家在动乱之中无力自保,藏书纷纷散出。陆心源则借此时机,大力搜罗宋元旧椠,各家名藏多集于陆氏,聚书成家,终跻身于大藏书家之列。

皕宋楼的大部分藏书得自上海郁氏宜稼堂旧藏。宜稼堂是上海著名藏书家郁万枝(松年)的藏书楼名。郁万枝几乎尽收当时著名藏书楼的藏书,如艺芸书舍、水月亭、小读书堆、五研楼等处旧藏,其中有许多珍籍。日人岛田翰在其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说:“心源皕宋之书,大半出于郁氏”,多“明后佚书,人间未经见”者。这是陆氏一次大规模的聚书,共计购得郁氏旧藏48791册。这批书奠定了陆氏藏书的基础。其后,陆心源又购得同县严氏芳菽堂、刘氏眠琴山馆、长洲蒋氏心矩斋、福州陈氏带经堂、归安韩子蘧、江都范筌、吴安丁兆庆、乌镇温铁华等家遗藏。加上陆氏旧藏总数共达15万卷,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藏书家。光绪十四年(1888年),国子监征书,陆氏一次进呈旧刻旧钞150种,2400余卷。并附所刻丛书300余种,受到清廷的嘉奖,其子树藩、树屏两人,皆着钤国子监正衔。陆氏还为这批赠书专刻两枚印章,一曰:“光绪戊子湖州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之书匮藏南学”,二曰:“前分巡广东高廉道归安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籍”,从此也可略见陆氏藏书之富。这批书早已散失至今仅有少量存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陆氏藏书楼初名为“守先阁”,后改称“皕宋楼”,另于潜园建“守先阁”。皕宋楼后又分出别室为“十万卷楼”。皕宋楼专储宋元旧椠,十万卷楼收明以后秘刻、名人手校手抄及近儒著作,守先阁则藏一般刻本和抄本。守先阁藏书按四分类排架。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曾禀请归安地方官员将守先阁藏书归公,供人阅读。这是先于古越藏书楼向社会开放的义举。

关于皕宋楼的历史地位,许多文章曾有过评论。皕宋楼无论从所藏宋元刊本之珍贵,还是从藏书规模之宏伟来说,列于晚清四大藏书家之列都是名副其实的。但四大家各有特色,难分轩轾,而极力推崇皕宋楼者,则是《皕宋楼藏书志》的实际编纂者李宗莲。光绪八年,李宗莲在《皕宋楼藏书志》的序中,将明天一阁与皕宋楼相比,认为天一阁不如皕宋楼者有五,即:

“天一书目,卷只五万,皕宋则两倍之,一也。天一宋刊不过十数种,元刊仅百余种,皕宋后三四百年,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二也。天一所藏,丹经道箓,阴阳卜筮,不经之书,著录甚多,皕宋则非圣之书不敢滥储,三也。范氏封扃甚严,非子孙齐至,不开锁,皕宋则守先别储,读者不禁,私储子孙,何如公诸士林,四也。范氏所藏,本之丰学士万卷楼,承平时举而有之犹易,若皕宋则掇拾于兵火幸存,搜罗于蟫断炱朽,精粗既别,难易悬殊。五也。”

李氏所言,虽多参感情成分,尚有可议之处,但所言皆为事实,可存一说。惟日人岛田翰在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对李宗莲进行人身攻击,称“宗莲委巷小生,不足论”,还极力贬低皕宋楼的价值:

“原皕宋所以名楼,谓储宋本二百种。今合并原目所载,分析一书为数种,以充二百种。《十三经注疏》、《七书》、《玉海》附刻《百川学海》之类,以检其宋元本,实不过宋本百十部,元本百五十五部,约四千余册。而更严汰其假宋版、仿本、修本,当减其三之一。宗莲序藏书志,俞荫甫作心源墓志铭,云所得宋本二百余种,元本四百余种者,夸甚矣!”

合刻、类书,分计各书,固无可厚非。仿、假之说,亦并无实指,尚难凭信。藏者误判,亦贤者难免。至若《皕宋楼书源流考》国人颇多信其说,其记源流虽可资参考,而迹其著述用心,于陆氏所藏挑疵摘瑕,实为掩盖其诱骗豪夺之真面目。故判其所著为皕宋之“谤书”,亦未为不可。以余观之,皕宋楼藏书特点约有三个:

1、藏书多名家旧藏本,其中包括钱曾、毛晋、徐乾学、季振宜、黄丕烈等大藏书家的传藏本

2、藏书中有许多《四库全书》未著录本或不同版本。

3、藏书不仅注重宋元、元旧椠,而且注重藏书的“足本”和“全本”。

历代藏书家虽总期望其藏书为子孙宝之,但往往事与愿违,不数世即因种种原因散出,陆氏藏书亦未能免此厄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11月9日)陆心源逝世,终年六十一岁。子陆树藩即未能善守所藏,甫经十年,即于清光绪三十一、二年(1905~1906年)间,在日人岛田翰怂恿下,将皕宋楼藏书卖给日本。当时正值陆氏家道中落,亏欠甚巨,急需售书还债,而国人无力承购,于是窥伺觊觎已久的日人岛田翰乘人之危,千方百计诱使树藩落入陷阱。树藩首先索价50万元,经一番讨价还价后减到35万元。后又减到25万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经一再谈判,四月,最后议定以十万两价格,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全部藏书售与日本,计有4000多部,4万4千余册。宋椠精品40余种。六月,全部舶载东去,归于日本财阀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成为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该文化库曾将陆氏旧藏编为《静嘉堂秘籍志》,于1917年出版。

当皕宋楼藏书被捆载东渡而去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学术界、文化界无不扼腕痛惜。汾阳王仪通氏曾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词十二首,其第十一首有句云:“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无宝,望赎文姬反汉关。”这首诗表达了一种激愤与无奈,以及企盼故物归赵的心情。武进藏书家董康在刻行《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之题识中,对此亦深致感慨说:“陆氏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者累日。”并提醒此风之续起说:“往事已矣,目见日本书估之辈,重金来都下者,未有穷也。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源阁、如八千卷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之续,前车可鉴,思之能无惧与?”张元济不仅痛惜陆氏藏书之外流,更忧虑到所有旧藏的散失,曾致函缪荃孙说:“难得之旧本,若无公家为之保存,将来终归澌灭。近且悔之无及,每一追思,为之心痛!”(《张元济书札》)而更多的指责多集中于陆树藩之未能善守家藏。各种著述文每有涉及皕宋之藏时,无不谴责陆树藩。皕宋楼藏书为日人捆载而去,陆树藩有其一定的责任,但细察具体情节,若悉归咎于陆树藩,似有不公。敢陈三义以释疑。

一曰岛田翰蓄谋已久之掠取阴谋。

自从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幸获胜利,使得日本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而日本学人的访书活动也是这种“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钱婉约女士在辑译《日本学人在华访书记》时所写的《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国人对日本学人在华访书,多从中日文化交流一面着眼,而忽略其渗透与殖民具有实质性的另一面。女士更在其所著文最后结语中,直揭日本学人之真实用心说:

“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与启示。”(《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1月)

“回味与启示”是多么沉重的一声棒喝,从中也确实启示我们对皕宋楼藏书外流责任之重新审视。日本学人之觊觎皕宋之藏,已非一日。岛田翰于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际,曾数次登楼,见皕宋楼管理不善而所藏又极合日本需要,顿萌掠取之心。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岛田翰于志得意满之余,曾自我供述说:“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怂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其贪婪垂涎之态昭然。中国俗语有云:“不怕贼偷,只怕贼想”,于是岛田翰积极奔走于日本政客、军阀之间,力促其成,而一旦成交,复以小船偷渡,转装于沪上日轮,扬帆而东。使国人猝不及防。此等行径直若穿窬者流,其卑劣无耻可见。而岛田翰不以为耻,得手后复狂言云:“何意当我世而见之,不亦人世之大快事乎!”皕宋楼藏书外流之罪责,岛田翰无疑当为魁首。日本学人于此事件亦从无愧怍之辞,反予岛田翰以充分赞许与肯定,如神田喜一郎在其所著《中国书籍记事》中曾借前辈学者之口誉岛田翰为“天才少年”,而对中国学界对皕宋楼事件的愤懑却作了极其荒谬的评说道:

“陆心源文库的丧失,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如果立足于全局考虑,它对日本的影响绝对不少,使日本的有识之士能再度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我相信这足以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可见在此之前的想法、议论,都不免目光短浅了吧!我想我们应该将文化交流的大义,深深镌刻于心间”。

这段话真值得我们久久地“回味”,这纯粹是一种小偷哲学,明明偷了邻居的珍宝,也知道给主人造成“一次惨痛的经历”,但还要求失主要“立足说全局考虑”。如果失主有想法和议论,那就是“目光短浅”,如果小偷赏玩这些偷来的珍宝价值,那就是对主人的一种补偿。并且还“教导”失主要“深明大义”。这难道是自我标榜为深明文化交流大义的所谓学者该想和该说的吗?这不免欺人忒甚!有小偷必有大盗,先踩道,后抢劫,这也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处心积虑了吧!因此可以断言:岛田翰只是一个从邻居家偷珍宝来充实自己家当的窃贼而已。皕宋楼藏书的外流,岛田翰应负主要罪责。

二曰陆树藩处境之艰难无奈。

皕宋楼藏书外流事件中的责任,历来大都归罪于陆树藩。直到近年来,由于有关史料的逐渐出现,渐渐有人从陆树藩所处的社会背景予以分析论说。老友顾志兴先生是根据丰富资料比较全面分析陆树藩在此事件中具体情况而公允地论述了他的功过是非,论定“陆树藩因救济善会而负债,是出售家藏书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就是说,陆树藩的售书是被逼无奈的行为,是有可曲谅的地方,不能把罪责全部加给他。我认为论定一个人物能不顾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造成后果的细节。所谓“救济善会”是陆树藩为解救在八国联军进侵京津地区所造成的灾难而成立的慈善机构,陆树藩在获悉京津灾情后,即联合在沪绅商,劝募捐款,组织人员,并以善会董事长身份亲自带队北上,营救灾民。他冒着相当风险,设法与瓦德西以及李鸿章等高层中外要员接触,仅仅得到某些微弱的资助与关照而已,远远不能满足救灾的需要,他前后营救了在京津被灾人员六千余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平民;运回棺木二百余具,其中包括因抗击外敌殉难的聂士成和因进谏而遭慈禧处死的徐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四人。

陆树藩在营救活动中的见闻在《京津救济善会图说》这本小书中,以图文体按日作了详细的记载。《京津救济善会图说》是一本线装石印小书,有插图二十八幅,先图后文。编者署名孙乐园,生平不详。专记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后的悲惨见闻。顾志兴先生在写《浙江藏书史》时未见此书,经我向各有关图书馆查询,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在张廷银和苏品红两先生的协助下,我获读《图记》,得悉陆氏救灾概貌,的确艰难。不久,又得湖州王增清先生见赠陆树潘自撰之《救济日记》复印件一册。《救济日记》为光绪庚子仲冬上海石印本,内容与《京津救济善会图说》相同而更详,两相比照,《图说》似为《日记》简本,乃陆树藩向社会报告救灾简况者。以此推测,《图说》所署“北平孙乐园编辑”,可能为陆氏假托之名,所谓孙乐园者固一子虚先生。

据二书所记,当时京津灾情确实严重,而陆树藩毅然挺身,各方筹款,不惜借贷,身入险境,其情可敬。及后负债累累,各方逼债日甚,于是先后处理家藏古玩珍宝,厂店亦相继破产,而从陆树藩遗存下来的信扎中可以看到,前此陆树藩曾向端方、上海工部局和《燕都报》等有关方面呼吁:“愿将先人所藏之书,全数捐入藏书楼,以垂久远”(致端方书)但亦未获结果。最后方在呼救无门的无奈情况下为岛田翰所诱骗,出售藏书,其情亦可悯,如将皕宋楼藏书外流之首罪完全加于陆树藩,则未免不公。当然,陆树藩在此事件中有其应负的责任。陆氏第五世玄外孙徐桢甚先生在《潜园遗事》一书内,对陆树藩的责任曾有所评述云:

“藏书售日之首要责任在于清廷的无能,但是树藩公从保持全部书完整出售的思想出发和急于筹款还债,却忽视了使大量古书流入他邦所生的影响,则是他的一个错误。至于对他的一些其他批评,往往由于不同的缘由而使他人产生错觉,将会随着各种史料的发掘而逐步认清的。”(《潜园遗事》)页115三联书店1996年6月版)

徐氏于陆树藩之责任,有所曲谅。而将首要责加于清廷的无能,则不免为岛田翰卸责。

三曰社会对文化事业不够重视。

皕宋楼事件发生时间为庚子大变乱之后,清廷方流亡归来,惊魂未定。巨额赔款的重压和国势的日趋衰弱,于保护古籍、兴办公共图书馆等重要先进文化事务,一无所知。无论朝廷还是地方大员对文化事业几无力顾及。对涉外事务尤有所避讳。陆树藩售书前的种种呼吁皆未能引起注意,坐视岛田翰为所欲为,致使国宝外流,清廷应负不作为的政府行政责任。至于社会人士,固无力全部承购,亦难过分苛责,其间如张元济诸先辈之努力与事件之后社会舆论之同声声讨,则足以见民心之所在。

陈此三义,则皕宋楼事件之主次罪责,当如泾渭之分明。日人对我皕宋楼藏书,久怀觊觎之心,时思以我之宝藏补彼邦之不足。岛田翰一本夺他人之所藏,盈一己之库存之国策,处心积虑,凭借庚子、奇变之后,清廷心有余悸的背景,乘陆树藩经营失败,救灾负债之危,使用诱骗诡密之卑鄙行为,掠我珍籍,舶载东去。赢得其国人之赞誉,而置陆树藩于千夫所指之窘境,谓岛田翰之为首罪,谁曰不宜?清廷及各地政府,未能及时制止挽回,补过不能,但事件影响所及,致使两江总督端方能尽力维护保存八千卷楼丁氏藏书,亦可谓亡羊补牢之所得。至若陆树藩虽情出无奈,但终有配合岛田翰得为之过错,实难辞其咎,而各方谴责,亦使其心有愧悔。后人当以知人论世之心谅其过错,不能置为首罪。辛亥之际,陆树藩终归佛门,并创办救济贫苦儿童之“苦儿园”,曾自题小像云:“佞佛不持斋,何必守三戒,世态本炎凉,人情尤险恶,穰富以济贫,此心无愧怍,魂魄若返真,坦然对天日”。其自赎前愆之至意,已昭然于世。愿后之论其事者,能曲谅其心迹,给以恰当评说。

2007年6月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年八十五岁


参考书目:

1、《皕宋楼藏书志》  陆心源编  清光绪八年刻本

2、《救济日记》 陆树藩撰  清光绪庚子仲冬上海石印本

3、《京津救济善会图说》 孙乐园编辑  石印本

4、《潜园遗事》 徐桢基著  三联书店  1996年6月版

5、《浙江藏书史》 顾志兴 杭州出版社 2006年10月版

6、《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 钱婉约辑译  中华书局  2006年1月版

7、《皕宋楼藏书源流考》  (日)岛田翰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12月版

8、陆树藩致端方、濮兰德和燕都报主笔等函件(藏湖州市师范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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