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书法家台静农在抗战期间于“国立编译馆”工作，本文介绍这段经历。台静农在编选和审定教科书，以及整理古籍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而整理古籍时感受到的文字魅力，为台静农书法创新打下了基础。台静农与晚年陈独秀有学术交往，帮助陈独秀出版倾尽晚年心力的《小学识字教本》。
台静农在“国立编译馆”
文 | 黄立斌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2年第6期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城，台静农此时正住在北大教授魏建功家中躲避。八月初，京津铁路恢复通车，台静农便决定南下安徽找寻家人。魏建功托台静农向胡适当面转达有关北大将来的问题，于是，台静农先从北平绕道南京，将北大的情况告诉胡适后，再回安徽霍邱。不久，上海失守，前方战事紧急，台静农举家逃难，一路颠沛流离。1938年秋，台静农“始经丧乱”而到达四川，在友人帮助下，居住在江津县白沙镇富绅邓燮康的庄园里。
在流亡途中，台静农曾向教育部写信请求登记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经教育部登记合格后的教员，可按照本人专门研究之所长，由教育部指定相当工作。根据1938年4月18日颁布的《教育部登记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分发服务及待遇办法》，登记合格的学校教员，依其所长及志愿分发工作，包括有：（一）“国立编译馆”临时编译；（二）师范讲习所教师；（三）地方教育临时辅导员；（四）乡土教材研究员；（五）青年及民众读物临时编辑员；（六）其他相当工作。而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依照资历分为三种，现任助教者每月生活费五十元；现任讲师或教员每月生活费八十元；现任教授者每月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据汉口《教育通讯》（1939年，第2卷第6期）统计，至1938年10月31日为止，救济的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共计340人，担任临时编译及编辑工作的有326人，担任地方教育部辅导工作的有7人，担任社教团工作的有7人。在教育部分发的战时服务工作中，以临时编译及编辑的人数最多。
台静农初到白沙后，担任教育部青年读物临时编辑，后又短暂担任大学先修班教员。1939年4月，“国立编译馆”为逃空难，由重庆迁到白沙，而台静农计划下半年开始从事著述，便在编译馆谋得一席之地。教育部准许台静农于1939年9月份起辞去大学先修班临时教员职务，并改派编译馆临时编译工作。
编译馆旧址
抗战爆发后，“国立编译馆”几度迁徙，馆内人员逐渐减少，最少时只留二十余人。而编译馆的工作多样，专业性较强，需要国内专家和教授鼎力支持。教育部便将一些撤退到后方的大学教授、讲师安排到编译馆工作，或为临时编译及编审，馆内人员稍有增多。台静农曾说道：“我不是该馆正式人员，而是沦陷区的大学教授被安置在那里，没有工作约束，可自由读书做自己的事。”
战时条件艰苦，编译馆微薄的工资对台静农这一大家子人来说，显然是入不敷出的。台静农之子台益坚后来回忆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抗战初期举家嚼菜根的日子。……父亲当时在编译馆工作，收入根本不敷家用。”此时，又有亲友来投靠，一同住进邓家庄园。人多事杂，庄园成了大杂院，这引起了邓燮康的不满。在几次纠纷之后，台静农一气之下就搬到黑石山乡下，住进了茅草屋。移家至黑石山，山间梅花盛开，诗兴大发，“坐对梅花雨，吞声诵楚骚”。日暮独行山路，怀中杯酒，难解世路艰难，“一片寒山成独往，堂堂歌哭寄南枝”。
黑石山地处偏僻，距离白沙约有八九里路，台静农在编译馆工作期间，需要往返两地，极为辛苦。巴蜀多雨，山间泥泞，行路十分艰难，台静农作诗《泥途》记录了当时的境遇。“烟雨濛濛巴国秋，泥途掉臂实堪羞。何如怒马黄尘外，月落风高霜满鞲。”跋涉山间，这一路的泥途正是当前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现实困厄，却不改台静农心中的壮志情怀。另有一首《薄暮山行雾作》为编译馆结束公务后，在返家途中所作。“千年霜槎蛟龙影，穿雾真同蹈海行。脚底群山翻雪浪，叩阍我欲挽红轮。”山间雨雾缭绕，穿行其间，像是漫步于云海之上。诗作感叹于千年间的时空变幻，如同“蛟龙影”一般。“红轮”意指太阳，被云雾所淹没，而群山在雾中时隐时现，不断叩阍我去留着太阳，挽回时间。这两首诗都表达了台静农虽身处穷窘，却不坠青云之志的气概。进而言之，这不仅是台静农个人的心境，也表达对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渴望挽回逆境、力图振作的决心。
黑石山
任职“国立编译馆”期间，台静农在1939年9月改聘为特约编译，1940年7月再改聘为专任编译。1942年1月，“国立编译馆”人事变动，由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兼任馆长，陈可忠任副馆长，同月25日，台静农受聘为编译馆编审。1942年9月10日，“国立编译馆”迁往重庆北碚，台静农不愿随往，只好辞去编审一职。有感于编译馆人事变动，无法续任，便作《深秋》一诗，“深秋惊落木，语默涕无端。难得枯禅隐，吞醁镂肺肝”。可以想见，编译馆一职对台静农非常重要，一来可以补贴家用，二来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在辞职前，陈独秀就担心台静农的去留问题，想要推荐他到武汉大学任教，但随着陈独秀逝世，此事便不了了之。好在台静农又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谋得教职，得以继续维持生活。
二
“国立编译馆”由教育部设立，负责各类文化书籍及教科书的编译和审查，主要工作可分为审查教科图书、编订名词、编译辞典、编译图书、整理文献、主办编辑大学用书。
教育部对教科用书采取审定制，每本书的编辑出版，都需经过初审、复审及终审等手续。编译馆一经成立，便承担起教科图书审查的任务，经审查的教科用书共二千九百余部，一万余册。在任职编译馆期间，台静农也参与到教科图书的审查当中。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得见台静农所写的审查意见签条（档号五—1472），为《台静农全集》所失收。
在审查《通俗文韵词汇》一书，台静农的审查意见如下：
查通俗文韵词汇一书，系以北方国语区通俗押韵之十三辙为标准，故于卷面辙名之下，注明相当于国音韵母类及《佩文新韵》之韵目。按通俗韵文当以国语为主（用各地方言者为特例），近教部所编之《中华新韵》，已由行政院颁布，则本书编次，应以《中华新韵》为依类。盖十三辙虽为近世之通俗韵，究不如《中华新韵》之切合于时代也。又该社呈文云：“引览参考书五百种”，似应全部举出征信。又本书编制应有一较详之体例，俾读者了然于本书之价值；而所云“汰陋存良”者，亦可借以知其标准。
审查：台静农初审隋树森复审
《中华新韵》
中国幅员辽阔，音随地异，如果没有统一的韵书，必然导致各地读音用韵相差甚远。而历代皆有官话，民国以来的国语运动也在逐步确立标准，公布注音符号和国音常用字法。为审音正韵，取资统一。教育部于1940年7月26日召集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由黎锦熙、卢前和魏建功三位委员，按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本书在1941年10月2日由教育部审核后公布。《中华新韵》以北平音系为读音标准之依据，而十三辙是戏曲唱词编写中所用的十三道辙韵，在戏曲创作和演出的实践中，结合汉语语言的实际情况而划分出相近的韵类。中国诗文戏曲的创作蔚为大观，对于各种文体如需要用韵之处，应当建立统一的标准。在台静农看来，十三辙虽为近代的通俗韵，但不如《中华新韵》切合时代，因此通俗韵文当以国语为主。
另一条意见是台静农作为复审，对张祖衍编著的《中学国文教授专论》的审查。
本书既非教材复非教法，著者自谓供教授者之参考亦嫌空洞、芜杂，不予审定。
初审赵蕴珍，复审台静农。卅一年四月廿五日
“国立编译馆”是民国时期官方审查教科书的学术机构，所编选和审定的各类教科书引领教育的发展。因此对教科用书的质量要求很高，做到内容充实，事理正确，切合实用。
除了教科图书审查外，台静农还担任文献古籍的整理工作。中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国立编译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文献古籍，旨在阐发传统文化。台静农主要负责中国社会史料汇编的工作。借助编译馆丰富的文献资源，他潜心学术研究，逐渐从新文学的创作者转向古典文化的研究者，着手抄录《两汉社会史料》，对条目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同时撰写《汉代奴隶制度史征》。
中国文字的创造，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具有美术的价值。台静农在整理两汉史料时，得以接触大量的汉简资料，对他的书法创新影响颇深。避难四川时期，也是台静农书法艺术精进的重要时期。台静农晚年回忆起自己一生学习书法的过程，年少受父亲影响，沉浸书艺，爱书成性。后来求学北京，视书艺为玩物丧志，所以一度荒废。直到抗战后，避地巴蜀，百无聊赖，才开始重拾书法，将其作为抒发情性的对象。刚开始时，台静农以王铎为临摹对象，沈尹默见之，认为王书“烂熟伤雅”，建议改学其他书家。之后，执教白沙女院时，在胡小石建议下，改习倪元璐字，为倪字“格调生新”所折服。台静农临摹倪元璐较多以方笔，实与编译馆时期学习汉简隶书有关。在《汉代美术字》一文中，足见台静农对文字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细致地梳理了秦书“八体六技”和王莽时期的“六书”，根据汉代出土的器物作为参照，将汉字的美术感与社会文化的功能联系起来考察。编译馆藏书丰富，台静农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汉代文字的魅力，这些对他的书法创新有极大的帮助。
台静农研习书法
书法艺术的创造是内在自我生命的阐发，一笔一画，都是内心情感的迸发。台静农研习古代名家，取法倪元璐骨力雄厚的书风，借以抒发心中的沉郁之情。在四川期间，台静农与师友相互研习书法，又得益于编译馆的文献资源，虽然此时尚未形成书法的技艺尚未成熟，但对书法的理解正逐步加深，到晚年时终成书法大家。
三
台静农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抗战时期均流寓四川。陈独秀与台静农的交往，没有党派之见，只有亦师亦友的情谊。
两人年岁不同，却一见如故，结成忘年交。1922年，台静农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陈独秀此时已离开北京去了上海。所以，台静农听说陈独秀也来到了江津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他，弥补一下当年晚去北京，不能做他学生的遗憾。台静农对前辈心怀崇敬之心，陈独秀也非常开心，与之从容谈笑，如同老朋友一样。
此时的陈独秀已远离政治，回归一种文人学士的心态，潜心于学问。虽然身体衰病，但晚年之际陈独秀依然想写两部书，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书，欲以《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扫除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的思想，使青年免受毒害。
陈独秀致台静农信
在“史”的方面，陈独秀曾拟作《宋末亡国史》和《明末亡国史》，可惜都未成书。有一次，台静农将自己写好的小说《晚明讲史》寄请陈独秀指教，陈独秀回信写道：“《晚明讲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国史》，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盖历史小说如《列国》《三国》，虽流传极广，究于历史及小说两无价值也。”陈独秀主张写历史，而非带有虚构性质的小说，这一虽有偏颇之处，但足见他对“史”的重视。陈独秀也恳请台静农将自己所作《中国古史表》油印出来，以免散失。
“文字书”则指的是《小学识字教本》，陈独秀晚年倾注所有精力撰成该书。《小学识字教本》，初名《识字初阶》，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就开始构思动笔，希望以此书来改良小学教育中学习国文、识字的方法。在撰述期间，陈独秀与台静农常有通信交流，反复校读，撰成样稿。台静农曾评价此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其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行义，熟习此五百多字后，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因一切字皆字根所结果而孳乳出来的。”陈独秀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每个字解释其“形”和“义”，内容简明扼要，便于了解，既知其然，又可知其所以然。教本适用于小学教师，让下一代儿童可省却很多脑力，更加轻松地学习。
《小学识字教本》
在抗战环境下，敌机不时轰炸，人心惶惶，而且法币贬值，加重了生活的负担。陈独秀晚年患有高血压，困居乡间，无处医治，多次不吃东西，硬撑着将血压饿下去。这样的情况下，能坚持著述完全由精神支撑。陈独秀倾注全部的心力撰写《小学识字教本》，当然希望早日出版，惠及大众。
台静农在编译馆时，则为陈独秀提供了便利，一来帮他搜集资料，校对书稿；二来作为陈独秀和编译馆的联络员，牵线搭桥。陈独秀多次来信修改文稿，台静农都一一应许。陈独秀常来信问到《小学识字教本》的付印情况，台静农积极为之申请，不过，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看过后，建议将《小学识字教本》改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对此不以为然，对台静农说，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乃为教师参考而作，绝无高深之可言”。陈独秀态度强硬，声言一字不改。或许是考虑到陈独秀身份特殊，国民政府亦不肯为之出版著述，只好在书名上做为难之词。而且，馆中又有谣言，说陈独秀收到教育部月给三百元，又在编译馆领取稿费。陈独秀气愤地写信向台静农申辩，台静农亦为之辟谣。其实，这三百元是北大同学会的钱，是通过教育部支给来维持陈独秀战时生计的。
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自叙》
1941年前后由台静农过录
教本迟迟不能付印，陈独秀在给台静农信中也有抱怨之声，说如果教育部不愿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之后，陈独秀病体加重，但他还坚持不断修改教本，增添字义。但遗憾的是，陈独秀生前未见此书面世，便撒手人寰。陈独秀逝世后，1943年，台静农、魏建功和何之瑜一同整理陈独秀遗著，陈独秀的散文、诗词散失甚多，台静农则负责这方面资料的搜集。
陈独秀晚年重拾学者之心，专心于著述启蒙教本。酒旗风暖，惆怅当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时代推陈出新，晚年衰病之际还为下一代着想，如此精神，让台静农深为感动。台静农常来信关怀，还向编译馆申请预支稿费，极力帮助陈独秀完成心愿。最终，《小学识字教本》只油印了五十册，分赠有关人士，并未对外发行。梁实秋当时也在编译馆，分得一册。1971年，梁实秋将书名改为《文字新诠》出版，台静农亦为此稿抄录增订，贡献了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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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揭莉琳
审核：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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