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刘海鸥：能写会画女老师，给公社干部讲“法权”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原题
永丰十年之三
作者：刘海鸥
十九
继续革命无止境
（1968-1976）
相比起搞运动和教书这些让我日夜焦虑不安的事情，我宁肯干活，尽管累，至少能让我在精神上彻底放松。身处农村的学校，我们劳动的时间多得是。四十来个老师，加上几百个学生，对于农民来说是不付任何代价的劳动力，各大队都抢着要。春耕播种，抢三夏，战三秋，冬天修水库挖水渠，都少不了我们。此外公社或各大队还经常随意地抽调全校师生去完成紧急任务，比如挠稻秧（把稻秧下面的泥土挖松，并把稗子拔掉），摘棉花，捉玉米虫……干活最多的一个学期，只上了四十几天课。学校由“贫下中农宣传队”领导一切，最方便的事就是拉师生去劳动。六月底麦子成熟的季节也正是雷雨频繁的日子，为了从雷公爷口中抢粮食，我们要不分日夜地割麦打场。割麦割得腰酸腿疼，最后是跪在地上爬着割。不光是累，更害怕雷雨，一年夏天，解放军也来永丰屯帮着抢三夏，遇上雷阵雨，“坚持不下火线”，一个霹雷下来，从一个解放军战士军帽上的红五星钻入地下，悲剧发生了。 在农村的这些年，我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活，从播种到粮食入库，全套农活没有没做过的。最紧张的活是打场，通常是白天割麦夜间打场。这边的人飞快地把麦子送进脱粒机，脱粒机轰响着大口大口吞进麦捆，喷出麦粒，那边的人则迅速收集麦粒，扬场装口袋，一分钟不能停歇。我们只盼望机器卡壳，可赢得一两分钟的喘息，这一会儿功夫站着就能睡着。收工时每个人被灰尘麦秸覆盖，只看见眼球在转。比劳动更高兴的事情是被公社借调办展览，画影壁或写报告，虽然是政治性宣传，只要离开学校，就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得到这些机会归功于图画马老师。到学校不久搞大批判，我画了一张“拿起笔作刀枪”的宣传画，马老师看到了，非常高兴地和我聊天，像是遇到了知音。其实在画画上我什么也不懂，画得也幼稚。马老师是六十年代初从艺术学院毕业的，本来他的志向是中央美院，但是由于出身不好，勉强上了艺术学院，学的是油画专业。他的绘画技术绝对一流，他给我看他的素描毕业作品，很大一张石膏头像，花了一百多个小时完成，极为精细。他讲素描既要顾及总体上黑白灰的调子，还要在每个局部上画好黑白灰，又不能超越整体的调子，让我觉得画画也是很辩证的。尽管在校专业成绩优秀，毕业后他还是因为出身不好分到这个小小的农村学校。以他的水平教这些温饱尚未满足的孩子们纯粹是高射炮打蚊子。马老师不关心政治，常有怀才不遇的消极叹息。知道我喜欢画画，他常常给我谈一些绘画的理论。1968年全国上下大兴立毛主席塑像之风，没能力的就垒一个大影壁画毛主席像，请不到人画像的就写语录席毛主。马老师立时成了各单位抢手的宝。三夏期间，公社机关调老马去在大影壁上写语录席毛主，他点名要我当助手。影壁四五米高，三米来宽，写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那段。大影壁刚刚搭好，先在水泥面刷上白漆打底，再刷上几遍红漆（因为赶写语录牌，水泥没有干透，不到一年漆皮就脱落，语录变得斑驳陆离）。老马往上面写字的轮廓，我用白漆描出来。边写老马边感叹：“学了这么多年油画，就用来干这个。”一天我们正站在脚手架上写字，来了一个人和老马打招呼。我往下看了一眼，是一个个子高高，面孔白皙的年轻人。他们聊了一会儿，老马爬上来说那是体育学院的生化理论课老师，他们一起搞过摧毁联动展览，这个老师不大会画画却承担了给体院画毛主席像的任务，结果把毛主席画成了花脸狸猫，实在画不下去了，跑来搬救兵。1968年底冬闲时节，公社要搞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成果展览，马老师被调到公社机关画画，他又点名要了我当助手。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李连生很有雄心壮志改变永丰的落后面貌，他制定了一个公社五年规划，为了使规划家喻户晓，特请海政文工团的作曲家把规划谱成歌曲，编成舞蹈。规划中有一条是达到全公社平均每人养猪1.2头。漂亮的姑娘们在台上表演规划舞，唱到“养猪每人1.2”这句时站成一排，伸出右手一个指头，然后一翻腕子，变成两个指头。每看到此，我窃笑不止。这次要办的展览就是用文字和图片表现一两年来公社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取得的成果，以及公社的规划发展前景等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宣扬书记的“政绩”。同去搞展览的还有小学调上来的爱画画的小章老师。我和小章先起草构图，征求马老师意见，然后勾描着色。马老师只管画大幅的，他用广告色画的“大丰收”“送公粮”跟大型油画似的亮眼。在公社的那些天真是愉快，没有阶级斗争的风声鹤唳，不管展览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在画画。马老师给我们讲构图，讲灰色调的丰富表现力，评论我们画的长短。我和小章还抽空画些素描习作，让马老师点批。小章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又聪明好学，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公社机关院子里有自己的伙房，伙食乏善可陈，但大师傅却有一个绝活——芝麻酱烙饼。半斤一张，如小脸盆口那么大，麻酱厚实，层多油大，外脆里嫩。每星期做一次。每吃烙饼，全机关喜气洋洋。第二年春天在东玉河支左的解放军要办一个阶级斗争战绩展览，展示他们在农村“三支两军”的成果。此时全国上下对毛的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田地，各单位都搭起大影壁画毛主席像或写语录席毛主。一时间马老师名声大振，成了香饽饽，被到处借调，他也乐得脱离学校，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我和小章就成了这个展览的主力。展览的内容是把各个生产大队的阶级斗争动向，阶级敌人破坏的案件画成图片，有老地主给牲口料下毒，有向儿童散布封建主义毒素，有私存变天账（房契等）。还有革命群众如何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有了解放军，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浓浓的，让我们都相信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性。能和解放军在一起，我们特别高兴，那时候人们对解放军无上崇拜，在我的眼睛或者许多人的眼睛里，毛泽东思想是理论，解放军就是物化的理论，解放军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体的。这批支左的解放军是仪仗营的军人，小伙子们个个一米八以上，浓眉大眼，红脸膛，粗脖梗，匀称壮实的身体，走路站立都经过严格的训练，站如松走如风。看到他们我的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个画面——施足了肥，拔足了节的红高粱。和他们办事十分痛快，我和小章只管画画，展览会所需要的东西，只要说到他们就一一办到。我和小章白天晚上在一起工作，相处很好。小章年轻，充满朝气，爱说爱笑，待人诚恳。我们在一起可说的话题很多，谈不完。但是我对他根本没往“那边”想，他有女朋友，而且他是干部子弟，和我终究不是一类人。上图是当年办展览时的工作台。画于1968年，似乎比现在画得好。可惜照片模糊。1969年全国上下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田地，各单位都搭起大影壁画毛主席像或写语录席毛主。永丰中学也跟风建立起了两个大影壁，一个在校门口，另一个在大操场北边厕所旁边。大操场的影壁有七八米宽，三米多高，刷成红色的底子，上书白色大字，语录席毛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全部由我一个人完成。门口的影壁要画一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的全身像，马老师已经借调到海淀区文化馆，画像非我莫属。我自己根本没信心，除了十四岁用油色涂抹过一张雏菊的画，我再也没碰过油画。那影壁不算底座高四米，宽三米，我怎敢下手？可别像那个体院老师一样，最后收不了场。我去文化馆找马老师商量，他教我画油画人像的步骤，帮我分析“毛主席在北戴河”宣传画的色彩，一再鼓励我“你能行”，并保证如果画不下去，他会来收场。我也确实想一展身手，向我没踏足的领域进攻，就勇敢地爬上了脚手架。画像用的是打格放大法，按照马老师提供的色彩搭配，进展很顺利，不到两周基本完成。正是三夏时期，老师们和过路的农民干完活都要站在画架下评论一番，人人夸赞。马老师特地回来观看说：“想不到，想不到，一个女老师能画得这么好！”除了画画，我写文章的特长也派上了用途。全公社水利工程大会战时领导派我到公社宣传组工作，在工地上收集好人好事、工程进度，写成广播稿鼓舞士气。我干脆创办了一个“战地小报”——《战地黄花》，自刻自印，每天一期，内容同时还在广播中播出。别看这小报就是一张八开的油印纸张，特别受各大队领导和社员的重视，都以上小报为荣，农民们认为写成文字印在纸上的才算数。夏收时节公社又把我调到公社三夏指挥部，白天跟公社干部到各个大队参加劳动收集材料，晚上为公社书记写总结。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工作，我写得非常认真——形势任务、收成数据、好人好事、经验教训、努力方向……洋洋洒洒几万字。三夏结束，公社在六里屯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书记李连生作总结报告。没想到他好像一遍都没看，念得磕磕巴巴。我从中发现了自己写文章的大问题：句子太长，不通俗，不上口，还有点欧化，无怪乎李连生念得那么吃力。从此写文章我力图文字简洁，尽量写短句，成文后自己至少要朗读一遍，顺口为止。我喜欢学习理论，政治学习时间就是念报纸，如果没有什么可念的，就让大家自学。每人拿本《毛选》貌合神离地看着，一个钟头也翻不了一页。我倒宁可自学，甚至每天晚上独自一人还在办公室学习。我阅读毛主席著作非常认真，并非出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阶级感情，而是从中发现了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天地，凡是我不懂的我都有极大兴趣去探究，四卷本《毛选》我都读完后，又读完了《列宁选集》两卷本。所读之处每页的白边上都密密麻麻地记下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我十分注重研究大师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所以我最喜欢读《矛盾论》《实践论》。不过我的好学和政治上的进步永远搭不上边，进步不进步，关键是领导群众怎么看你，能否接受你，而群众的眼光总是让你料想不及，甚至从你的“身体语言”都可以看出思想意识问题。比如群众批评我骄傲，理由是在办公室坐的姿势与众不同，喜欢将椅子的两条前腿翘起来，往后仰坐。还喜欢一条腿蹬在椅子上。政治学习时这么坐，学毛选时还是这么坐。不知研究肢体语言的人对此怎么说，我这种坐法纯粹是从小在家里无人教养形成的不文雅习惯，海燕倒是老为此骂我，她越骂，我就越要这样坐，和她对着干，和骄傲无干。这些根本想不到的事防不胜防。为了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我简直到了谨小慎微言不由衷的地步。在我思想改造的路程上，嘴馋始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绊脚石。我爱吃，吃是生活中的一种享受，从小就被海燕骂为“饕餮之徒”。文革了才知道任何与个人的感官享受有关的都是剥削阶级的，都是被批判或者被禁止的。别人能过清苦的生活，为什么你就不能？其实我并没有追求美味珍馐，我的美食欲仅仅比别人高一点点——爱吃点肉。食堂最常见的菜是冬天熬白菜，或者是炒白菜帮子，菜帮子切丝，形状弯弯的，大师傅戏称之为“炒虾米腰”。夏天就是炒时菜。偶尔做一次熘肉片，两毛钱一份，或卖酱猪头肉，两毛左右一块，我必买。再贪图口腹之欲，我每个月的伙食费也就五元左右。有时候嘴里实在无味，悄悄地跑到村里的供销社，买一毛钱粉肠，趁没人的时候空口吃掉。尽管我注意一点一滴地改造世界观，有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就简直叫人无所适从了。有一次供销社来了香蕉，卖不出去，几天后皮都变成黑色，里面也烂得棕色透明。售货员小王劝我两毛钱包了圆。带回宿舍我请宿舍里其他三个女老师一起吃，一人三四个，一下子就吃完了。我把香蕉皮收集在一个簸箕里，倒了出去。不知道哪个窗户里有眼，汇报到领导处。在一次开批评会上，贫下中农宣传队的胡德江大爷说：“据群众反映，刘海鸥吃香蕉一簸箕一簸箕地吃。”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是不能反驳的，我只好保持沉默。我奇怪，分吃我香蕉的那几个“群众”，和几年前吃大寨苹果一样，这时候为什么不说一句公道话。群众犀利的目光是一把刀子，左砍右砍，我刚进校时还残存的一点锋芒，全部削平。除了搞思想革命化，几乎谈不上什么钻研业务。我本来是教语文的，学校里人事经常更动，有的课目缺老师，如果让有专业的老教师改教其他课程，他们会找领导吵架哭闹，“撂挑子”不来上班。像我这样不会打架不会闹事的，只有服从分配一条路。我教的课不断变动，语文、代数、几何、珠算、音乐、美术、英语、政治。只要是没人教的课，就让我这个萝卜去顶那个坑。好在我生性就爱尝试没做过的事情，每样课程我都喜欢教一教。我最喜欢教的是英语，这是我自上中学起就喜欢的课程。无奈农村的孩子对英语毫无兴趣，无论怎么告诉他们，英语是打击帝修反的武器，他们最终的现实出路还是回到大田里。英语课本也编得毫无逻辑性，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东方红”歌曲的歌词。这些中式英语弄得学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学得一塌糊涂。这种状况延续到1973年，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教育开始走上正轨，学校终于呈现出一点学校应有的气象。老师们终于等到了用武之时，欢天喜地，重新披挂上阵。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汇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对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宗旨的概括，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学校也无例外。1973年教育界的形势刚有好转，就被一个“黄帅事件”一个“张铁生事件”再次搅得天翻地覆。这二位得到中央文革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反对师道尊严”和“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全国学生有样学样，又造起了老师和教学的反。“马振扶事件”就是反潮流蔓上一颗歪瓜——一个女孩因为不服气英语老师的批评而自杀——更是把“反潮流”运动推向高潮。有一次我给初中班上英语课，我带他们念书，跟随我念的寥寥无几。我生气了，说期末考试就考背诵这一课。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王巨桐当场写了一首半通不通的打油诗交给我：“考英语，到期末，试单词，背英课。两个东西一路货，死记硬背容不得，老师的屁股坐歪了。别的课都不会念，而第八课必须会背，这是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请老师深深深深深思！！！”下课他又贴了一篇大字报，说我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应该彻底改造世界观，狠批封资修思想。校党支部非常重视此事，立刻把事件定性为“不仅仅是考试方法问题，而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问题”，把王巨桐树为全校“反潮流的小英雄”，并就此事在全校开展了大字报大批判活动。我不得不写了检讨的大字报，批判自己的“师道尊严”“分数挂帅”“管卡压”的教育思想，向王巨桐道歉。从那以后，没有老师敢于用考试来约束学生，教学秩序又重新打乱，各科考试一律改为“开卷考”，考试时学生们拿着书本，想抄都不知道从何抄起。英语课干脆取消了考试，以评教评学代替考试。毋庸置疑，教学质量一路下滑，课堂上又乱开了锅，没有人再想听课。当时有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老师们要做的就是把大批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杂草送入社会。不过“王巨桐事件”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各色运动的程式——先“抓典型”，再带动一般。党支部就是想把“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结合，搞得活色生香，并没有特别针对我个人。继续革命的另一重大发展就是1974年初发起的全国规模的“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政治运动。学校里整天不是批孔老二杀少正卯，就是批宋公明的投降主义，还有“评法批儒”，学习历史上的“法家”思想。林林总总，越批越荒唐。学校办了批林批孔展览，少不了又让我画宣传画。据文革后的揭发，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是上层内斗的反映，而当时不明所以的群众只能没头没脑地跟着摇旗呐喊。除了大批判，还有个新鲜事物风行全国——“拉练”。这是跟解放军学的模拟实战的行军训练，全校学生步行几十里地，到昌平县某个军营参观学习。农村孩子能吃苦，走多远的路都不在话下，拉练对他们来说如同参加春游秋游一样轻松愉快，他们穿上节日才穿的新衣服，带着干粮，兴冲冲地出发，一路高歌。说实在的，只要不上课，老师也省心。1975年又冒出来一个“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提法。这是毛泽东晚年发表的常人难以理解的指示之一。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反，谁都说不明白。公社要求学校教员给农村干部讲解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更不知道反资产阶级法权目的何在，多少年后才知道这还是上面政治内斗的一个筹码。我啃了几天从未读过的主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致弄通。在一个冬夜，在某个村的小学教室里，黑压压地坐了一屋子农村干部。我用最通俗的语言，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开始，一直讲到剩余价值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两个小时讲完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我不知道自己讲明白了没有，也不知道说清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据我校领导说我讲得很不错。看到我对理论有兴趣，学校又让我改教政治课，政治课讲“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实践论》《矛盾论》的通俗化的读本。在毛主席著作中，我最爱读的，读了无数遍的就是这两篇，教起课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我后来考上研究生，就得益于教政治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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