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诗官

监前王乱亡之由也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

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策林》第六十九目《采诗以补察时政》（参同卷《策林》第六八目《议文章》，前总论已引）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同集卷三〇《进士策问五道》（元和三年为府试官）之第三道云：

问，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

寅恪按：上引二文皆乐天于元和四年赋《新乐府》以前所作，可知乐天于复古采诗之意，盖蓄之胸中久矣。

《白氏长庆集》卷一《读张籍古乐府》略云：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

同书同卷《寄唐生》诗云：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同书卷二八《与元九书》略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贵。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寅恪按：乐天之《新乐府》与文昌之《古乐府》，其体制虽有不同，而乐天推许文昌《古乐府》，则曰“未尝著空文”。自诩其《新乐府》，则曰“篇篇无空文”。是此一要义，固无差别也。又乐天于文昌《古乐府》则曰“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自述其作乐府之本志，则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即其“采诗”“讽谏”之旨意也。《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

《南部新书》癸卷云：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寅恪按：后世摹仿全部《新乐府》之诗，如胡杨之徒所作，均不显著流传。若清高宗之拟作，则更可不置论矣。

复次，乐天作《新乐府》之义旨，非难附和承袭，而其作《新乐府》之才艺，则旷世不一见者也。苟无其才艺之实，徒揭其义旨以自高，则不胜其虚诞之弊矣。

《南部新书》庚卷云：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赋，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寅恪按：李珏以讥讽时事为元和体诗之病（见《唐语林》卷二“文学”类“文宗欲置诗学士”条），恐非绝无依据之言。故论《新乐府》竟，并附录末流摹拟之弊于此，以供效颦者之鉴诫（见校补记第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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