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物研究都是史学综合形态的转化，是思想的直接呈现。孙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考古视觉盛宴代替不了史学的诠释，文物研究更离不开查询浩繁的史料，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文化底蕴的吸收是考古解释的关键。我们现在考古学生都没有阅读量，没读过几部经典大作，当一些考古人急功近利地随意解说时，甚至边挖掘边查书，导致了不少考古成果的先天不足，埋下败笔。
三
孙先生从不固步自封、退缩逃避，他反对围着所谓“先规划好而后研究”的项目转，认为“不做研究只做规划”这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他屡屡教导我，做学术研究要敏捷地抓住文物与社会生活史的实践，同时开题十几个，哪个成熟发表那个，就像炉上烧十壶水，哪个快开了，加把火把它烧开。
孙先生总是不断吸纳新的考古成果，他对陕北神木石峁的重大考古发现非常关注，他对我说，原来一直认为中国古城都是夯筑的，但是神木石峁是用石块砌起的城，这在过去是极少见的。他的新作《古代城防二题》就指出筑城不仅在城角加高加宽强化版筑，而且城墙外壁增筑凸出的“马面”，陕北石峁遗址虽然已经出现马面和瓮城，但是要到汉代才较常见。汉代有了包砖的城墙，可是唐长安都城仍是一座夯土城，只在城门墩台和城角处用砖包砌。元大都还是夯土城墙，其北垣至今仍叫“土城”，中国城墙包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涉及城防的基本设施，即防御和攻城两方面，攻守双方面临形势不断变化创造出一系列的城防方法。过去我曾长时间做过古代建筑的研究，但从未达到孙先生这样细致深入的研究，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见识。
曾经有人说孙机是“纸上考古”，言下之意，说他不是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实践者。其实这是局限的狭隘看法，现在田野考古也都是现场打包搬回室内清理，这就是我们说的“室内考古”或“实验室考古”。孙机何尝不是“室内考古”呢？一器一物的解读和细微之处的破解，都要查阅多少图书、吸取多少中外考证成果，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坚持和做到的。
文物并不是已经画下句号的历史，它需要学术界采用多元的视野，汇集中外学人的观点，打开历史诠释的格局，看到更为立体的历史轮廓。我也希望借由这本新书的发行，继续利用新出土的文物和新发现的物证，唤醒真正的学术研究，将中国古代自傲的文物从典藏记忆中传播到世界性平台。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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