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元璋的“高丽观”

【内容摘要】在对待高丽问题上,朱元璋与以往的帝王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以《明实录》和《高丽史》为主要文献材料,对于朱元璋有关高丽问题的一系列文书及言语进行归类,通过三个方面分析朱元璋的“高丽观”。
　　【关 键 词】朱元璋 高丽观 征伐 朝贡 持国之道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一开始以朱元璋为首的朱明王朝就积极与周边国家接触,以打破原先以元朝为中心的藩国体系,想“把海外原先的奉元诸藩纳入新的奉明体制中”。其中,高丽王朝是朱元璋重建大明藩国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员,尤其受到朱元璋的重视。本文试图以《明实录》和《高丽史》为主要文献材料,把洪武年间朱元璋关于高丽问题的一系列文书及言语进行归类,从“征伐”、“朝贡”、以及朱元璋对高丽国王“持国之道”的建议等三个方面分析朱元璋的“高丽观”。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教正。
　　一、关于征伐
　　朱元璋关于高丽有着不同于以往君王的看法,他认为“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高丽隔海限江,风殊俗异,以夷夏论之,本等东夷,实非中国所治”,这种以高丽为与中国对称的外国的观念,是前所未有的。
　　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多有军事冲突发生。对于历代君王的兴师动武,朱元璋表示了疑惑,“今朕居中国,王居沧海之东限,隔山海,本与中国无相损益。然古昔之君往往讨伐之师,何也?”同时,朱元璋明确表示,他不想效仿之前的做法。高丽归服明朝后不久,朱元璋对来明的高丽使臣张子温等说:“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有,我这说的话,你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后来他又谈到,“曩者中国历代,数曾统驭,然兴彼当时之人,皆有始有终,得失载于方册,朕所见焉。所以前者命绝往来,使自为声教,以妥三韩。”至于如何处理好与高丽的关系,朱元璋同样吸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若汉、唐之夷彼,隋君之伐东,在朕之今日,非诈侮于我,安敢违上帝而劳扰生民者乎?”因此他想仿效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令土人主之”,自己“虽不才”,但能察“圣人之心”,欲体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不劳夷民。关于这点,朱元璋在后来与高丽的实际交往中,确实也履行了。洪武十九年(辛�王十三年)五月,朱元璋与高丽使者说到:
　　耽罗(今济州岛)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时抛在那里。只离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来周回枪着,逐一个抛者买了便回来。我又寻思不便当,恐又生出事来,不免又动刀兵,以此不买去了。原(元)朝放来的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时,一头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概人不才的多。若差一个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厮倚着朝廷的势力,倚恃着朝廷的兵威,无所不为起来,便是激的不好了。我决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罗州厮对着,从来恁管,只会恁管。我常想汉光武时,四夷请官,光武不许。盖是光武从小多在军旅中,知道许多弊病,所以不许他。这是光武识见高处。后来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丽,也都分为郡县,设置官守。后头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势,做的不好,都激变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
　　可见,朱元璋从以往经验中得到启发,不想直接介入高丽内部事务,而想“丽人治丽”,最终两国关系稳定,百姓相安。
　　然而,在这问题上尽管朱元璋显示出极大的善意,也没能让高丽完全断绝与北元的关系,一心一意地归服明朝。这是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高丽杀明使、刺探军情等一系列做法让朱元璋极为愤怒。在给高丽的国书中,朱元璋明确表达了他的想法:
　　朕观高丽之于中国,自汉至今,其国君臣,多不怀思,但广诈交而构祸,在昔汉时,高氏失爵,光武复其王号,旋即寇边,大为汉兵所败。唐有天下,亦尝赐封,随复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绝。迨宋之兴,王氏当国,逼于契丹、女真,甘为奴虏。元世祖入中原,当救本国于垂王,而乃妄怀疑二,盗杀信使,屡降屡败,是以数遭兵祸。今王颛被弑,奸臣窃命,将欲为之,首构雠怨于我。……朕观此奸之量,必恃沧海以环疆,负重山固险,意在逞凶顽以跳梁,视我朝调兵如汉唐。且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故涉海艰辛,兵行委曲。朕自平华夏,攘胡虏,水陆通征,骑射舟师诸将岂比汉唐之为。
　　高丽隔大海,限鸭绿,始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盖为所生�O端。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减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它,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
　　朱元璋在与高丽的交往中自己得出了历代君王征伐高丽(朝鲜半岛)的原因,他认为是高丽君臣不怀思,广诈交而构祸,一切皆为高丽之自取,而不是中国帝王好吞土地。这显然只是朱元璋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善意”得不到回报时的气愤与归服高丽的决心。同时,朱元璋还总结了以往汉唐征高丽失败的原因,并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自信,目的是想告诉高丽国王:并非明朝没有力量攻打高丽,只是他不想这样做而劳扰生民。为了强调这点,朱元璋还曾对高丽国王说:
　　今番兀都那云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边�O,以此无乃(奈)何去征他。一万里远,接连着吐番一带,用热多军马去守,又无益于中国。征伐之事,盖出于不得已。……若不至诚,不爱百姓,生边�O,这等所为呵,我却难饶你。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也。
　　朱元璋向高丽国王提征云南之事,是想说明征伐之事既无益于中国,也有损于对方,他本身并不愿意兴师征讨,只要高丽依守本分,至诚事大,则两国相安。
　　面对形势的变化,高丽也不得不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重新恢复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其后又在他颁列的十五不征之国中,把高丽放在最先。
　　二、关于朝贡
　　宗藩关系是以称臣纳贡和册封回赐相维系的。高丽归服后,明丽往来相当频繁,高丽各种名目的贡、献非常烦多,“一岁之间,贡献数至”。朱元璋考虑之后主动要求高丽减少朝贡的次数和贡物。洪武五年(1372)九月甲午,朱元璋以高丽贡献使者往来烦数遣使高丽谕意:
　　囊因高丽贡献烦数,故遣使延安答里往谕此意。今一岁之间,贡献数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艰险。夫古者,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岛之外,番邦远国,则惟世见而已,其所贡献亦无可侈之物。今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
　　在朱元璋看来,频繁进贡一方面劳烦高丽百姓,同时高丽使者往来经涉海洋也十分危险。他能体恤高丽,想减轻高丽君臣及百姓的负担,所以要求高丽遵古典而行:三年一朝或至多比年一来,而且贡物无须过厚,适可而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做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另外,朱元璋认为明朝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心怀“我朝四海一家岂资小邦之贡”、“岂有中国而资外邦之理?”的优势思想,所以高丽所贡方物不过是表示诚敬而已,物不在多,唯在至诚。
　　如上文所言,明丽在交往过程中发生过一段小插曲,高丽保持与北元联系及杀明使等做法惹怒了朱元璋。对于高丽的“不诚”,朱元璋开始采取了“却贡”的做法,后来高丽依然屡屡遣使朝贡,所以朱元璋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要求高丽“今岁贡马一千,差执政陪臣以半来朝。明年贡金一百斤、银一万两、良马一百匹、细布一万匹,岁以为常。”在以后的五年里,高丽君臣仍一直在犹豫,依然暗地里与北元保持信使往来。面对这般情况,朱元璋也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前五年未进岁贡马五千匹、金五百斤、银五万两、布五万匹,一发将来,乃见诚意”。
　　由于明朝的压力和形势的发展,高丽最终完全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朱元璋当然也乐于明丽关系正常化,他下诏书给高丽国王:
　　天覆地载,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数焉。王有能知造化者,守帝命之分,或限山,或隔海,毋生�O隙,修礼睦邻,体上帝好生之德,各保生民,未有国祚不绵远者也。设若否此,轻施谲诈,肆侮邻邦,未有不构兵祸以殃民。……岁贡之设,中国岂倚此而为富,不过知三韩之诚诈耳。今诚诈分明,表云谓岁贡云及‘生民孔艰’,使者归,朕再与之约,削去岁贡,三年一朝,贡良骥五十匹,以资钟山之阳,牧野之郡、永相保守。谕今岁岁终以此为验。
　　朱元璋对于之前高丽的不友好之举表达了看法和态度,希望高丽以后至诚事大。同时他再次强调了对岁贡的看法,只要高丽忠诚,朝贡之制依然如前。
　　三、关于持国之道的建议
　　明朝时高丽已国势衰微,“俗无城郭,虽有甲兵而侍卫不严,有居室而无听政之所,王专好释氏。倭寇侵扰,去海滨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宁居者。”朱元璋“深为王虑之”,他认为“凡诸侯之国,势将近危,故持危保国之道不可不谕王知之”,他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1.针对高丽国王“惟知崇信释氏”、“舍而不务、日以持斋守戒为事,望脱愆冤,以求再生之福”的做法,朱元璋劝告不能以佛道作治国之本,而应修仁义礼乐以化民成俗。要行先王之道,以儒治国。朱元璋对高丽国王说:
　　佛之道幽微,三皇五帝之时未闻有佛,而天下大治,何也?盖古人淳朴而易化,故王道可治。后世帝王之治不及于古,释氏因出其间,密赞王纲,以助治化,此天意也。王者举王道以应之,则无不治矣。若真僧化民为善,密赞之功已成佛之大乘,斯非小补。国王、大臣傥昧于此而误之致,亦非小殃。后世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朕幼尝为僧,禅讲亦曾参究,惟闻有佛而已,度死超生,未见尽验。古今务释氏而成国家者,实未之有。梁武之事,可为明鉴。今乃惟佛教是崇,非王之所宜。
　　朱元璋从正反、古今不同角度论证不崇王道而崇佛道的危害性,同时作为曾经为僧的他在这方面也更有发言权,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佛事不可信,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入情入理。
　　2.针对高丽“祀事不备、戒事不修”的情况,朱元璋希望高丽国王知道自古“国之大事,在祀与戒”的道理。他认为,“有国之君当崇祀典”,并以自己为例,称“朕为人神之主,天地百神之祀,牺牲未尝敢缺”,而高丽牺牲不育,无法供境内山川、城隍之祀。另一方面,“今胡运既终,沙塞之民非一时可统,可朕兵未至辽、沈,其间或有狂暴者出,不为中国患,恐为高丽之扰,况倭奴出入海岛十有余年”,然而高丽今武备不修,有民无城,民命将危、国威将驰,朱元璋劝告高丽国王要设险以守国,置深沟高垒、广其储蓄、四有援兵,还须养雄武之将、勇猛之兵,只有这样方能“战于封疆之外,挫锐擒敌。”
　　3.针对高丽“俗无城邦、有居室而无听政之所、濒海之地不耕而民食为艰”等情况,朱元璋建议国王要设城郭以使民人有所依,设厅事以示尊严于臣下,还要重视耕种,与民兴利除害,“使其生齿繁广、父母妻子饱食暖衣、各得其所,享国长久。”
　　4.在用人方面,朱元璋同样跟高丽国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高丽民生的角度出发,朱元璋通过来明高丽使者对高丽官员提出了建议。他认为,“高丽那宰相每吃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享荣华富贵”,“占田地,占奴婢,享富贵快活”,希望“他每也思量与百姓造福”,“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的做些好勾当”,“保守那三韩一方之地”,而“休只管小计量,明日神怒人怨啊,不好也”。
　　根据以上几点建议,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好高丽,国王“之负荷可谓甚重。惟智者能图患于未然,转危以为安也。”而朱元璋自己“前之数事,所言喋喋,不过深为王虑、与王同忧耳!”现在看来,朱元璋所言发自肺腑,意味深长,且入情入理,他的建议是中国历代名君治国之道的经验总结,也是自己本人的治国之策,他不是命令或强迫,而是以建议、规劝的语气,希望高丽国王遵礼仪而安百姓,君臣合力使高丽国富兵强,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通过对朱元璋有关高丽问题的文书及言语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不同于中国历代帝王的“高丽观”。朱元璋曾说:“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而在他看来,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这种以高丽(或朝鲜半岛)为与中国对称的外国的观念,是前所未有的。朱元璋改变了元朝使用武力手段以及高压政策控制高丽的做法,“朕待诸番国务以诚信。以势逼人,朕所不为”,他采取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柔远”政策,与高丽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宗藩关系,所以他称道,“(高丽)称臣入贡,斯非畏力也,心悦故也”。在这种宗藩关系下,首先他放弃了贪一时之战功而兴对高丽的征伐,而只希望其至诚事大,甚至还为高丽国王提出持国之道,希望高丽能国富兵强;其次他秉持“不宝远物、不劳夷民”以及“厚往薄来”的原则,体恤高丽,为其减轻负担,希望高丽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不必频烦,且只须薄礼推诚即可。总的来说,对于高丽,朱元璋想达到的是一种“睦邻友好、四夷来朝”的模式的交往。换句话说,这就是朱元璋的“高丽观”。在朱元璋积极推行的友好的宗藩关系下,两国交往中尽管出现过一些插曲,但明丽总体上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为随后明朝与朝鲜形成最为稳固的宗藩关系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剑.洪武初年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迁与明代的对策[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3
　　[2]高丽史[M].
　　[3]明太祖实录[M].
　　[4]皇明宝训[M].洪武卷六,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