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四年级，给我们开宋元明清文学史的老师是浦江清和吴小如先生。当时我对京剧喜欢得入迷，听说吴小如先生就是著名的剧评家“少若”，于是除了在班上旅进旅退的关系以外，还曾几次闯到他家里听他谈京剧。毕业以后，我留校当了3年研究生、助教，帮助游国恩先生工作，每天上午都在游先生家里上班。由于工作需要，吴先生其时被调去协助游先生主持《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的编注工作，每星期必上游宅。吴先生也是游先生的学生，每次提问请益或者讨论，对我这个“旁听生”来说都是极好的学习机会。也由此，我和吴先生就由一般的关系而逐渐变成了很熟悉。
岁月不居，吴先生已经被号称为“吴老”，学术上则早已脱颖而出，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书，包括著、译、编，恐怕要超过十五种，其水平成就，有白纸黑字在，无需我多加饶舌。我想要介绍的，是吴小如先生这个“人”的某几个侧面。因为作为“老门生”我对他的理解究竟要比别人多一点，细一点。
认真、坦率和热情是吴小如先生为人处事的鲜明特点。这首先表现在治学上。他少年时代就在父亲——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吴家碌(玉如)教授的熏陶下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迷人王国，打下了厚实的根基。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他前后读过三所名牌大学，即燕京、清华、北大，受业于朱自清、俞平伯、游国恩、沈从文等著名学者，转益多师，使他懂得了“操千曲而后晓声”(《文心雕龙．知音》)的道理，而且认真执着地按照这一道理去实践，博．览精思，但并不急于求成，更不标奇立异。在中年以前，他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基础工程的构筑。北京大学这所最高学府，学者如林，然而从《诗经》一直到梁启超，能全部贯通讲授如吴小如先生的，也许并不多见。可能就因为“面”的宽泛而被忽视了“点”的精深，他曾经招来过“杂家”这一兼寓褒贬的评价。这当然是不公允的。他的大量著述，完成多在中年和老年以后，除去十年浩劫，平均两年出版一部书，如果不是“厚积”，就不可能如此“多发”。再说质量，如《读书丛札》，在大量资料中引出结论，取精用宏，无徵不信，新解胜义层见迭出；又如《古典小说漫稿》、《古文精读举隅》、《古典诗文述略》，从书名上看，好像是ABC式的概论，但内行人却可以在浅出中看到深入，平易中看到扎实。不弄玄虚，更不卖假药，给予读者的是可靠的知识和有益的启发，这正是作者认真和诚实的地方。近来有一些时髦的著作，其“新”其“怪”，往往使人想起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两两相较，其得失不难自明。同时，吴小如先生的认真还表现在有的学者所不屑一顾的小问题上。有些晚报上的文章，广播中的讲话，错误百出，读者和听者往往付之一笑，但是他却常常要郑重其事地加以指出。以1987年10期《红专》发表的那篇《向屏幕的老师请教》为例，一位教员在电视台讲诗念错了字，他就如骨鲠在喉，非要写文章，还非要发表不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拿稿费，说得轻一点是“门缝里瞧人”，说得重一点，则是忽视了一位学者所具有的责任心和正义感。
过分的坦率有时候会给人带来麻烦。在吴小如先生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有过不少坎坷崎岖，这多少和他的锋芒过露有关。再加上人无完人，自己掌握了广博知识就难免对人有所指摘，而语言的不留余地又每使被批评者无地自容。以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为例。1978年，由于穷极无聊，有时写几篇小文章换点稿费，文章中偶尔涉及京剧评论。一次他问起我最近干了点什么，我如实相告。他摇摇头，说：“京剧的文章你最好别写。”我连忙解释，文章只分析剧本、人物，不谈表演，他这才点点头，说：“这还可以。”老师深知学生对京剧的理解不足半瓶子醋，当面提出忠告，这本来是关心爱护，但当时我确实有点下不了台。相知多年的师生之间尚且如此，比这更尖锐的批评施之于他人，其后果不是显而易见么?
过去的学术界有一种陋习，就是不肯把真本事教给学生。其原因，有人是出于秘方不肯外传，有人则是懒得多说。但吴小如先生对学生却极为热情负责。学生和年轻助教向他提问，他从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没有把握，也会老老实实告诉提问者；“等我查查书再答复。”为了一个极细小的问题，他可以专门骑车上图书馆泡上半天，一旦有了结果，又会兴冲冲跑到提问者的宿舍一五一十地详细作出答复。有一次一位女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吴先生在《后汉书》里找到了答案，刚吃过午饭就跑到学生宿舍里去找那位学生。由于正值午休，只能把材料写下来贴在那位女生的房门上，这才心安理得地回家休息。
教师向学生传道、授业的基地还是讲坛。从中学教师、大学助教到教授，吴小如先生的讲课一直是十分叫座的。嗓音洪亮(大约和会唱京戏有关)、语言生动、板书漂亮，这些都可以算有利条件，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工作的理解。1984年7月9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题为《教授啊，请上讲台》的专访，其中引用了吴先生自己的话：“如果说我有什么嗜好，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讲课。”“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据我三十多年来和吴先生的接触，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他上堂以前备课充分，讲授内容经过严格的选择，表达则严密而明快。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容易，如同一位好演员，舞台上一个亮相，一句唱腔，观众仅知其边式动听，满场喝采，却很难体会其台下付出的汗水。吴小如先生多年来在工作中极为辛勤，他的夫人长期病休在家，他以一人之力挑起全家六口的生活，读书、备课、著述都是硬挤时间干出来的。一堂课下来常常力尽精疲，但在讲台上则始终神完气足。也由于这样，他刚过五十头发就全白了，然而进取的意志毫不衰退，诲人不倦和提携后进仍一如既往。几年以前，有两位外省的中学教师为了试讲一篇古文，远道前来请教，他详细答复了所有的问题，而且把自己的讲稿主动出借。对集体科研项目中“名、利”的问题，只要涉及后辈，有的学生请他看论文，他作了大幅度的改写，除了和知交偶发表一些感慨外，也从来讳莫如深。吴先生也常常主动谦让。最近他还计划和两个学生合出一本论文集，俾使年轻人的成就得以和读者见面。
学者和文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理想的状态还应该是合二而一。启功先生算得是这方面的代表，但由于在诗书画方面的名声太大，学术上的成就在同行以外反鲜为人知。吴小如先生的气质也有这种“合一”的趋向，不过他的“副业”除京剧研究以外，一般人了解得并不多，其实他的旧体诗写得相当好，但发表得较少，仅在《红专》和《诗刊》上登过几首。他写旧诗，一方面用以述志抒情，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服务。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研究文学的人如果自己不能动手写一点，则极难体会作家的得失甘苦，所论就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处。林庚先生讲诗，吴组缃先生讲小说，所以能精采纷呈，鞭辟入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诗人、小说家。
和写旧诗同样可以列入文人习气中的是书法。吴小如先生从北碑人手，近年来的境界已逼近乃翁而遒劲稍逊。吴玉如先生的书法是北方之强，从学者极多，但真能得神髓者却绝无仅有。吴小如先生在书法上没有多花时间而自然酷肖，很象孟小冬之于余叔岩。吴先生是京剧专家，这样的比方或者不以为忤吧!
吴先生早年经济上比较困难，近年来功成名就，子女也都已独立，生活上总算进入温饱型了。遗憾的是子女都不在身边，老伴体弱多病，夫妇之间，相依为命，一切都需吴先生亲自照料。六十岁以后是学者的第二黄金时代，而吴先生的景况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他在研究和教学中的潜心专志。随手记下作为这篇小文的结语，多少也可以反映知识分子政策距离落实还相差得很远，很远!
注 释
*文发表于《红专》1988年第3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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