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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编注之事

  我觉得《通信集》注释最有价值的,是“在本通信集中,伏园、万羽、孙公、伏公、伏老等称谓兼而用之”、“在本通信集中,绍原、原、江公、江次长、准礼部次长江、江二先生、江二公等称谓兼而用之”这类提示,以及书末附录的“人名索引”,因为的确对读者有所帮助。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周作人 俞平伯著
孙玉蓉编注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1月第一版
345页,58.00元
周作人1939年1月12日日记
注意周作人手迹中的“煆药斋”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通信过去汇编成《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现在又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前者全部彩色影印;后者则为排版印刷,选配五十余幅彩色影印信笺用作插图。简单看来,两部书的区别似乎仅此而已;然而实际并非这么简单。

  《通信集》在内容上对《书札影真》有所增补,此其一。《书札影真》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全部影印自俞平伯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二年春所装裱的三册《苦雨翁书札》,《通信集》在此之外又据《周作人书信》等出版物补充若干。《通信集》对《书札影真》中“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的增补则系首次揭载。周丰一、俞润民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序》中写道,保存下来的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以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信为最多”。这回《通信集》所添加的,恰恰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居多(见右图)。

  这些新增加的信件涉及不少俞、周二人当时的行事和想法,为我们素所不知。《通信集》编者就据此考证出俞平伯曾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先后在周作人担任社长的艺文社和艺文杂志社当过干事,为《艺文杂志》编审稿件(见《俞平伯轶事考订二题》,载《新文学史料》二五年第一期)。我也来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俞平伯:“昨买《绝俗楼我辈语》读之,殊不佳。”俞的复信已佚,不知当下如何说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氏为俞著《杂拌儿之二》作序,复云:“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龛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时隔许久,俞平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周作人信中重又提及白采所著此书:“《绝俗楼我辈语》殊不见佳,不能为亡友讳矣,强半字簏中物,弃而复取甚无谓也。亦未必不自知,殆缘于少日悲喜之怀,不无自怜意,遂难割爱耳。正是人情却贻尘累,可太息也。尊评诗词向多宽假,且不轻下评语,而今帧首数行重为之怅怅,至非得已耳。其绝俗楼诗(词亦未工)则较好,然尚可去其太半,惟其人已远,'谁定吾文'遗迹犹存,徒增悲咤而已。拉杂言之,不觉其謰謱矣。”对比俞平伯早年写的《与白采书》《眠月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此番所言更其深切。而据此可知,周氏还为《绝俗楼我辈语》写过题记,即俞平伯所云“帧首数行”者,惜已亡佚,不知其详。

  《通信集》在编排上对《书札影真》多予订正,此其二。《通信集》编后记写道:“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绝大部分信末未署写作年份,也有年、月或年、月、日全无的信件,这给全书的编排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俞平伯收藏的三卷册《苦雨翁书札》都标明了写作的时间范围,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而俞平伯的书信都是散篇。在没有信封的情况下,判断写作年份的任务就尤其艰巨,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编者为此所下种种功夫最为令人佩服。《通信集》主要订正的是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部分。其实《苦雨翁书札》排列也有错,譬如其中两封曾收入《周作人书信》,分列“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一和二,前一封末署“五月五日上午”,后一封末署“八月廿二日”,周作人大概就是按照《苦雨翁书札》的次序,系为“(民国)十五年”,《通信集》编者则据俞氏来信内容等线索判断出二信实为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所写。

  《通信集》与《书札影真》有排印影印之别本文开头已经提到,此其三。影印手札之类,至完成排序,编者工作已告结束,剩下的就是装帧与印刷了。排印则尚需一一辨认字迹。这项工作殊非易事,而且认对了不算功劳,认错了便是谬误。一字之差,意义可能相去甚远。且另举一个例子。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项下有云:“收伪北京大学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聘书,即复函接受这一聘任,并在当日日记中记:'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则云:“……当天的日记中却是这样写的:'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二书作者应当是看过周作人日记的;因为正式印行的周氏日记只到一九三四年为止,以后他人著文涉及此事,均从前述年谱、传记,我写《周作人传》时也不例外。我的书出版后,承周氏后人告知,那段日记引用有误。待看到日记原件,该日的内容是这样的(原文无标点):

  上午写发各处覆信

  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晚又代和森收委令一件

  日记“发信”栏所列为“耀辰 玄同 孟华 重久 松雄 村上 芸子”,又于“受信”栏“一渠快信”下注“复”。

  据此,周氏日记有关内容似应断为“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这段话被认成或改成了“而事实上不能不当”,意思就有些差别。周作人在《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载二七年《文史资料》总第一五一辑)中所说,正与“事实上不能去”相合:“这时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是汤尔和,是向来认识的,他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本来是由他兼着的,就让出来给我。我对他说,我自己知道不能办事,所以从来没有做过教书以外的事情,就是学校里负点责任的系主任都没有干过,况且近来又出入不自由,不能每天到班,实在无法担任。他说,这些都没有关系,你不能到班就不到,图书馆的事可以叫秘书长给你代理。今年要恢复文学院,将来就请你管文学院的事情。我说,文学院一个学校的事,我更没法子弄了。他说,这你也可不到,只要找一个可靠的秘书代办好了。于是我只好答应了下来,后来谈到办学校的方针,我主张对外主应付,对内主维持,日程时间都该照旧,旧教员愿来者悉与收罗,旧职员亦与安插,种种近似敷衍的方法也悉被采纳。当时理学院复开,对于'老北大'的职员多很嫌忌,但是我却主张收容,凡是北大旧人不论是哪一院的悉行录用。后来恢复文史研究所又收罗许多人做研究员,实在却没有工作,秘书长曾以为言,我说,譬如院子里可以容得下些车马,便让它安放着,本来没有这些东西要运输。所以我的办文学院,是很浪费的,然而也是得了汤校长(那时他兼领着北大校长)的允许。”按所云北京大学秘书长是钱稻孙,文学院秘书是尤炳圻。周作人日记迄未完整面世,据我所知,原因之一是遗属希望先全部影印出版,但日记分量太多,一时难有出版社承接此事。从上面一例来看,我倒是倾向于影印了。

  回到《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在这方面堪称认真,但也不无错谬。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作人致俞平伯:“煅药庐额愿仍用尊处旧纸,略迟不妨,敝纸也就恕不寄了。”署名“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周作人致俞平伯:“礼拜一午红楼之约竟不能赴,因开会了时已十二点过,而煅药庐中又有人相候,所以仍回西直门内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俞平伯致周作人:“重至鱼鳞瀑诗中颇有重字,煅药庐中人谅不以为非也。”对照《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这里所有“煅”字,原来写的都是“煆”字。查《辞海》,煆(xi虾,又读xià下),火气猛。见《广韵·九麻》。《方言》第七:“煦煆,热也,于也。吴越曰煦煆。”煅,同锻。锻(duàn),一,打铁;二,锤击;三,锻炼用的砧石;四,通“腶”,干肉。周作人这个“室名”,是“煆药庐”,不是“煅药庐”。

  《书札影真》注释颇为草草,《通信集》注释条目多出数倍,且较为详细,此其四。谷林当年批评《书札影真》:“附注共计六页,对此书的读者来说,泰半浪费。例如废名、佩弦、启无、伏园、公超、兼士、建功、孟真、西谛、衣萍、疑古、尹默、曲园先生等人名,黄蔷薇、骆驼草、西还、燕知草、忆、杂拌儿、语丝、新潮等书刊名,八道湾、苦雨斋、古槐书屋以及屠苏等事物名,如果对这些都还面生不熟,怎能对这部书札产生兴趣呢?”(《“茑与女萝”》)现在《通信集》编后记则说:“对于全书的注释,我们主要侧重于人物和作品。因为书信中涉及到的同时代文化名人比较多,这些前辈距离我们已经比较遥远,如果不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人,阅读起来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书中对于人物和作品的介绍就占了比较多的篇幅。”仍是谷林所不大认同的路数。其实各有各的道理,挪用周作人自己的意思就是:“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

  不过今人阅读诸如周俞通信这类文字,“比较陌生”的或许更多还在“人物和作品”之外。如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俞平伯致周作人:“闻太师母违和,未识医药调治见痊愈否,敬以为念。”编者于“太师母”下注云:“即周作人的母亲鲁瑞(1858-1943),1880年与周伯宜成婚,育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子。1896年周伯宜病逝后,独自持家,把儿子培育成材。后因长子、次子先后在北京供职,遂于1919年冬全家由浙江绍兴移居北京。暇时喜读报章及古今小说自遣。”似无助于读者了解信中所云鲁老太太“违和”情形如何。不如另引周作人《先母行述》的话:“今年二月因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以笹间医师之力,始转危为安。”

  又如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周作人致俞平伯:“说及佩弦,因想起一件事:前到西三条,家嫂属见佩弦时转告,便中到那边去坐坐,盖她亦颇想见本家的人也。我不常见到佩弦,请你去清华时代达一声为荷。”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周作人致俞平伯:“见玄公时祈代达,家嫂请其入城时往西三条一谈,并云可铭已作古:不另笺矣。”编者于前一信“家嫂”下注云:“西三条,即1923年8月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寓所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的住房。家嫂,即指鲁迅依母命于1906年与之结婚的朱安(1878-1947)女士。”似无助于读者了解朱安何以一再要朱自清(佩弦、玄公)去看她。可以另引朱自清之弟朱国华《难以忘怀的往事》所说:“我家原是绍兴人氏,母亲周姓,与鲁迅同族。周、朱两姓门户相当,常有联姻,均为当地大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周作人这两封信是有关朱安难得的材料,从中可以体会她何其孤独寂寞,实在太可怜了。

  我觉得《通信集》注释最有价值的,是“在本通信集中,伏园、万羽、孙公、伏公、伏老等称谓兼而用之”、“在本通信集中,绍原、原、江公、江次长、准礼部次长江、江二先生、江二公等称谓兼而用之”这类提示,以及书末附录的“人名索引”,因为的确对读者有所帮助。

  说来一本书里的疑难问题,读者无妨自行在书外解决。看书时,另外翻翻辞典、百科全书,查查Google、百度,是很正常的事。我读《通信集》注释这类文字,所想知道的是自己不知道,一时又没处去查找的东西。正如友人谢其章所说,作注,不光释易,还得解难。如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俞平伯致周作人:“星期日殆可一晤于东兴之楼乎。”编者注云:“1934年3月18日,星期日的中午,李健吾在东兴楼宴客,俞平伯等应邀出席。周作人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当系根据周作人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日记:“午李健吾君招饮东兴楼,辞未赴。”但是关于“东兴楼”似乎也该解说一下,虽然这在网上还能查到。另有网上查不到的,如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俞平伯致周作人:“拟于明日(星期三)下午七时半后邀您在崇内大街德国饭店吃饭,顺便一谈。”“德国饭店”,邓云乡著《鲁迅与北京乡土》称之为“最高级的饭店”,又说:“这家饭店,在崇文门里,房子仍在,还是老样子。”可惜语焉不详。我想了解它的历史、规模、菜肴特色,以及原址究竟何在。又如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今午在船板胡同福来午饭殊佳。于戊辰新年,拟邀您一往如何?”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乘邀吃福来,寒假中随时可去,但恐旧新年要修炉灶,须停几天耳,请由兄酌定通知我可也。”这家叫“福来”的饭馆可是一点信息也找不着,就更希望能够知道。

  以上可以说是作注的一重困难;另一重困难是:字数太多未免辞费,字数太少又易生歧义,或将本来尚不确定的事儿变成“言之凿凿”的了。如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俞平伯致周作人:“先生如病好了可以谈话,我想定一时间来八道湾。”编者于“八道湾”下注云:“即周作人居住的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宅。此宅系1919年由鲁迅买下并修缮后,将原居住在浙江绍兴的周氏全家迁入。”就嫌说得不如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清楚:“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入,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至于出售绍兴祖屋不足之款项,也是当时周家的两位有收入者即鲁迅与周作人合力承担。上述注释,似应在“买下并修缮”之前添加“经手”二字。在北京购置房产,一应看房、交易、修缮事宜,确实主要是鲁迅负责。周作人讲到在东京时,“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一九一七年周作人来北京后,大约也是这样。但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鲁迅给在日本的周作人去信所说“家事殊无善法,房子亦未有,且俟汝到京再议”来看,周作人未必完全不参与意见。再来对照周氏兄弟下列日记: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鲁迅:“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上月廿九日发。”同日周作人:“由中行送来绍廿九函,汇银收条一纸。”同年九月六日鲁迅:“午后二弟领得买屋冯单来。”同日周作人:“下午往西直门派出所取凭单。”十月十九日鲁迅:“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湾宅。”同日周作人:“上午同家人乘马车出西直门,游农事试验场,在豳风堂午饭。下午至八道湾新宅一看,五时返。”十一月十三日鲁迅:“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弯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下午在部会议。”同日周作人:“午出校至八道湾看装水道,至开成买豆食,二时返。”十一月十四日鲁迅:“午后往八道湾宅,置水道已成。付木工泉五十。……收拾书籍入箱。”同日周作人:“下午收拾书籍。”十一月十五日鲁迅:“夜收拾什物及书籍。”同日周作人:“上午运书籍至新宅。……下午四时至八道湾一看,五时半返。”十一月十八日鲁迅:“午后往八道弯宅。”同日周作人:“三时半出校,至八道湾,五时返寓。”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同日周作人:“上午移居八道湾十一号。”可知有的时候兄弟俩一起忙乎,有的时候鲁迅另有他事,无法脱身,周作人就来顶替一下。

  又如一九二八年九月五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丰三君在孔德看见过一回,他和吾家润民在一组里。”编者注云:“丰三君,即周丰三,周作人之侄、周建人之子。儿时就读于孔德学校,与俞平伯之子俞润民同班。1939年7月升入辅仁大学附属高中。后因伯父周作人出任伪职而忧郁愁闷,于1941年3月24日以手枪自杀身亡,年仅20岁。”此说当出自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一文:“周鞠子(按系周丰三之姊)私下里对馥若(按系文洁若之姊)说,她弟弟的死是对伯父的一种抗议。”但这并非定论,关于周丰三之死尚有别种说法。上述注释若在“因”之前加上“可能”二字,或许更其稳妥。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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