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与黄裳

黄永年

■《上书房行走》

作者：韦力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朱航满

黄裳作为藏书家，生前为很多自藏的古籍写过书跋，并先后以《来燕榭读书记》《来燕谢书跋》《前尘梦影新录》《梦雨斋读书记》《劫余古艳》等名结集出版，在读者中享有声誉。近来翻读藏书家韦力的新书《上书房行走》，其中谈到因黄裳所写的“书跋”而引起的一段争议。虽是别开新枝，却也颇有意味。

表面上批评倪墨炎，矛头显然针对黄裳

关于黄裳书跋所引起的争议，韦力是参与者之一。在这册《上书房行走》中，韦力借谈齐鲁出版社老编辑周晶先生的书房从而引出了这段往事。原来韦力曾热心操持过一段时间的《藏书家》杂志，并聘周晶担任编辑。这位周先生交际甚广，不但与陕西师范大学任教的藏书家黄永年熟悉，而且与上海藏书家黄裳更为熟悉，故而均曾向两位作者约稿。

《藏书家》在韦力的主持下，几乎每期都会刊发黄裳的文章，这引起了黄永年的不满，特别是看到倪墨炎谈黄裳题跋的《藏书家题跋中的风格》一文，尤令其反感，于是作文《读<藏书家>第一辑后跟着说几句》。收到黄永年的这篇批驳文章后，这位周晶先生认为刊发在《藏书家》上不太合适，于是就转给了《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虽然黄永年对于这个做法很不满意，但也只能如此。

略感遗憾的是，韦力在书中重点谈周晶作为编辑的敬业和机智，对于两位黄先生的争论却未细谈。手边恰有一册中华书局出版的《黄永年先生编年辑事》，由黄永年先生的弟子曹旅宁编撰。此书收录资料较为丰富，颇可观，故而可窥得事情原委。

1999年9月17日，黄永年在读了倪墨炎谈黄裳题跋的文章后，写了《读<藏书家>第一辑后跟着说几句》，文中有如此一段：“倪墨炎先生的《藏书家题跋中的风格》中说黄裳的题跋学界称之为'黄跋’。这是我前所未闻的。因为旧书业和藏书家所称的'黄跋’，是指清代大名人黄丕烈给旧书业所写题跋而言。也许这另一个'黄跋’是这位黄裳先生周围友好所奉上的雅称？至少很难说在学界已经通行，而且旧书店也未因书上有黄裳题跋而增特价。”

这篇文章言辞可谓很不客气，表面上只能说是在批评倪墨炎，但矛头显然是针对黄裳的。黄裳自己在《梦雨斋读书记》的序言中有一段答复，虽然很客气，但也颇有底气：“三十年后，有朋友说起拙文，戏称之为'黄跋’，不料竟引起了一位'藏书家’的'义愤’，认为比拟不论。其实用不着'义愤’，论藏书时代、藏书品质、藏书趣味，二者相去，何止霄壤，以时代风习而论，黄荛圃重视的是宋板元钞，对明代浙东天一阁几乎就不着一字。”

其实，黄永年对于黄裳的评议，还不只这一例。早在此前的1997年6月15日，黄永年便曾写过一篇《记传薪书店》，开篇如此写到：“在1993年《书城》杂志第2期上看过黄裳的《记徐绍樵》，认为写得很好，希望能写下去。”这明显就是长辈鼓励晚辈的口气，以黄裳的个性，未必会领情。在文末又写到：“此外有件可说的事情，即我在传薪以及别的书店里始终未和黄裳先生碰上过，这也可说是无缘吧！当然我更不会去妄攀同宗，因为我知道'黄裳’只是他的笔名，他尊姓容，应称容先生而不能曰黄先生也。”

这段话大有意味，其一说明黄裳作为藏书家的名气已经很大了，虽然与黄永年未曾交际，但已引起了后者的特别关注；其二则是黄永年特别强调黄裳原姓容，藏书界应该称其为容先生才对。倪墨炎称黄裳所作书跋为“黄跋”，在黄永年看来，这既是对前辈黄丕烈的不恭，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敬。由此也可见，黄永年最初对于黄裳的态度，也是比较复杂的。

在批评“黄跋”后愈见不客气

曹旅宁的《黄永年先生编年辑事》还录有两件资料，可见黄永年对于黄裳的态度，乃是在批评“黄跋”之后，愈见不客气。

2002年10月出版的《藏书家》第6辑，刊有黄永年的一篇《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其中又一次以权威专家的口吻批评了黄裳的题跋。黄永年在此文中强调说，题跋不一定要写在书上，“一定要写在书上，也只能写在前后空白页即所谓的看叶、护页上。有位藏书的也略有名气，可老是喜欢写在正文或目录之后，文词书法也未必能登大雅，他把书卖出后，人家买了要去掉都没有办法，除非忍痛把书页割掉一块。此君还有个毛病，即为了收藏名人的藏书印记，在卖出前用刀片将书上的名人藏书印割下来，我当年在上海就见到好些白棉纸明版书惨遭此劫，这就更为正派的人所不取”。需要说明的是，黄永年的这篇文章虽没有点出名姓，但曹旅宁以资料录之，足可见矛头所向了。

另一件事情，则是黄永年的儿子黄寿成在《父亲黄永年的书缘》中写到的一件事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永年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三家诗》，系清人卓尔堪编的曹魏曹子建、晋陶渊明、宋代谢灵运三人的合集，乃康熙年间刻本，属于稀见的古籍，《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共有十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十家图书馆。黄永年看到此书后，立即买下，工作人员则对他们父子说，沪上一位著名的老藏书家曾来看过这部书。

过了一周之后，他们因故又去书店，此位工作人员则说，那位老藏家在黄永年买走《三家诗》后不久要来买这部书，工作人员说已卖掉了，老藏家忙问：“谁买走的？”工作人员说：“黄永年先生买走的。”黄永寿接着写到：“那位老藏家一声不响地走了。父亲说到这里颇为得意地哈哈笑了，对我说：'他知道这部《三家诗》到了我手里他是搞不到手的了。’”这段访书细节写得可谓惟妙惟肖。

黄裳文名很大，古籍收藏颇丰，精于明清版本。此公火气甚大，曾与数位文人学者打过笔仗，即使晚年也“战火”纷飞。黄裳在晚年所作的文章中就曾以笔头“仍不失少年凌厉之气”而得意。按说以黄裳的性情，对于这位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的嬉笑怒骂该是尽力反击才对，然而依照现有的资料来看，黄裳除了在一篇序言中不点名的回应之外，基本对其言论保持了沉默与克制。其中原因，不好猜测。但有一点可以得知，黄永年虽多次刊文，皆是不点名批评，不能说是含沙射影，但若奋起反击，也是自讨没趣的事情。以黄裳的精明，这应是其唯一一次没有穷追到底的笔战。

文人与学者之间的“互相看不起”

这样看来，这件学界公案之所以少人所知，最终也只不过是小圈子内的一种茶杯里的风波罢了。有趣的是，《黄永年先生编年辑事》中还写到了这样一件事情，2008年此书的编撰者曹旅宁访问他的学长辛德勇，旧事重提，谈到了作为藏书家的黄裳。辛德勇明确告诉同出一门的学弟曹旅宁，“黄裳对于明清史事还是在行的。文人(自学成才者)与教授(科班正途)之间总有些互相看不起，不独黄裳，巴金也如此”。

辛德勇的这段评论，首先承认了黄裳的成绩，乃是在明清方面的功力，这个黄裳自己在答复中也提及黄丕烈不曾涉猎明清；其次则是指出了他认为的问题根源，乃便是自学成才的文人与科班正途的教授之间“互相看不起”。笔者甚至由此进一步猜测，对于黄裳在学界和文坛上享有的文名，黄永年则是多少有些“义愤”的，但又不好直接来表达。

走笔至此，大体写清了黄永年对于黄裳的态度，而相比其师，作为弟子的辛德勇则还是比较通达的。但有一个问题还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自己的定位，黄裳也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始终首先把自己看作是散文家，算是文苑中人，而并非专门研究藏书版本的学问家。

在《梦雨斋读书记》的序言中，黄裳就针对黄永年的批评，在引用了两段所作书跋之后，写及了这样的一段郑重其事的自辩：“跋中所记得书经过、书坊情状、板刻纸墨、个人感慨，有如日记，与旧时藏书家的著作，颇异其趣，其实只不过是另一种散文而已。”作为文人的黄裳，甚至包括谈黄裳题跋的倪墨炎，虽都喜好学问之事，但难免都是会有一些文人的趣味和性情，这其中的情趣，则不好以学术的眼光来予以审视。

相比黄永年，作为弟子的辛德勇则是很能体会黄裳的文章风情的。虽然辛德勇并未就黄裳专门作出文章或者发表过意见，但就笔者所读过他的日记长文《大东购书漫记》，也是可以探察一二的。此文系辛德勇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初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所作的购书日记，后来稍加整理便发表了，故而多有性情流露之处。

与辛德勇的态度有所相似的，则要算是藏书家韦力了。在《上书房行走》一书中，韦力写到黄永年曾打电话责备韦力为何要每期刊发黄裳的书跋文章，后者委婉地回答说，因为黄裳有大批的粉丝，只要有他的文章在，刊物就能畅销。对此，黄永年的意见是《藏书家》那期若刊出黄裳的文章，就不要刊登他的文章。

即使如此，韦力对于两位老先生还是一视同仁，且有他很是独到的见识：“当代藏书界，论资历水平，'二黄’都是最高端。这'二黄’指的就是以下两位老先生，一位是黄永年先生，一位是黄裳先生，他们两人代表了两种藏书情趣。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他的藏书着眼点主要是传统的正经正史，强调学术的正统性；而黄裳先生则是文人，他的藏书讲究的是情趣，看重的是纸白墨黑。另外，这两位大佬的气质完全不同，依我的看法，他们两人就如同戴震和姚鼐，虽然这么形容两位老先生并不恰当，但我觉得这么说会比较形象，两位黄先生的确很难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