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执中国商界牛耳的徽商造就了“无徽不成镇”的格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此谚语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并不完全一致。清代道光以前，徽商处于兴盛时期，这时的徽商在江南各大市镇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因此，“无徽不成镇”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实际情况相一致。然而，在近代，无论是在传统市镇，还是在一些新兴市镇，抑或在上海、汉口这样的大城市中，徽商都普遍衰落下去，徽商的角色发生了逆转，从昔日市镇经济力量的主角，退居为配角。此时期内，“无徽不成镇”谚语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准确理解该谚语，对我们全面认识徽商尤其是处于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商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康健，安徽祁门人，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徽学。
文章原刊于《徽学》第8卷，黄山书社2013年。感谢作者授权！
一、问题的提出
徽商是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其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从业人员之多，为其他商帮所不及。徽商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许承尧在民国《歙县志》中所说：“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无徽不成镇”这个谚语就是对徽商在长江中下游市镇活动的高度概括。
如众所知，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因素所致，徽商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近代徽商无论是整体的经济实力、经营的各种行业，还是在当时全国商帮中的地位，都不可与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徽商相媲美。然而，学者们在从事徽商研究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将“无徽不成镇”之谚语用于明清以来的徽商的研究之中。近年来，伴随着近代徽商研究的兴起，更有一些学者指出：“近代徽商足迹遍及全国，‘无徽不成镇’之谚起于近代，实非偶然。作为徽商对中国市镇经济发展作用的绝佳形容，而这个谚语恰恰是近代才流传开来的。”这些现象就妨碍了人们对“无徽不成镇”这一谚语的正确理解，也误导了人们对近代徽商真实状况的认识。因此，对这一问题，很有必要加以澄清。由此就引发了笔者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其一，“无徽不成镇”这个谚语所描述的现象，能否如实地反映徽商真实面貌？其二，如果说明清时期徽商确实在“成镇”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那么，近代徽商对市镇经济是否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近来，笔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搜集了有关这个谚语的相关记载，现就明清以来，“无徽不成镇”这个谚语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作一考证。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二、“无徽不成镇”之谚语出现时间推论
如众所知，徽商兴起于明代中叶，至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在谈到“无徽不成镇”这个谚语时，学者多引用许承尧编纂的《歙县志》中的记载：
（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这部方志成书于1937年，许承尧所说的当是对历史的追溯，不应理解为“无徽不成镇”这个俗谚是民国年间才出现的。比这个稍早的文献记载是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所颁布的公文中提及：
徽州为皖南望郡，代产伟人，图书一部分中，先儒著作之宏富，大江以南，实无伦比。又天产富饶，商力充厚，故我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此环球所公认也。徒以交通不便，风气未开，以今视昔，逐不免简陋，自安利源外溢，久郁仆思，起此时矣。
而这个记载的时间是清代宣统年间，虽然比民国《歙县志》中记载的时间早近三十年，但仍然不是“无徽不成镇”最早的文献记载。虽然我们暂时未能找到更早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无徽不成镇”的最早文献记载不会晚于徽商鼎盛的清代乾嘉时期。
如众所知，谚语从流传到成固定的文字记载总是有着这样的演化规律：谚语先是在一地出现，人们口耳相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颇为流行，得到认可。在这之后才有人将其记录文献。谚语出现的时间与有文献记载，这中间有个时间差，这一时间差，短则数年、十数年、数十年，长则一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不等。具体到“无徽不成镇”这一谚语时，从明代中叶徽商兴起算起，到清代乾隆年间徽商鼎盛，总有三四百年时间，这个谚语从口耳相传到有文字记载，这一时间差最多也在这段期间之内。这几百年，正是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的时期，其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此谚语出现文字记载，当不会晚于这一时期，即清代乾嘉年间。而近代之后，以徽州盐商为中坚力量的徽州商帮从此衰落下去了，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商，在长江中下游市镇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因此，“无徽不成镇”之谚不会是在徽商衰落之后才出现的。
三、“无徽不成镇”是对明清时期徽商的绝佳描述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力量的崛起，江南市镇经济开始勃兴。对此，学者们研究成果甚丰。范金民教授《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一文，从商人与江南市镇的视角，对明清时期包括徽商在内的地域商人在江南市镇发展中的作用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商人活动促使市镇兴起，商人活动促使市镇规模不断扩大，商人活动推动了市镇商品生产，商人活动直接影响市镇盛衰。”从该文中，我们能够看到徽商作为江南各地市镇经济中的一支劲旅，对江南市镇的盛衰起到的关键作用。
最近，卞利教授从徽商与明清城市发展的角度，对“无徽不成镇”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指出：“徽商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丰富了城市多元的文化生活，在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谱写了多彩的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画卷。”另外，在明代，江南嘉定县的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在南翔镇，明代万历以前，“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说明万历以前，徽商在南翔镇的盛况。万历以后，因“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万历以后，由于受到无赖的侵扰，徽商被迫撤出，而南翔镇也因此衰落下去了。由此可见，南翔镇的兴衰系于徽商的经营。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此不一一叙述。
应该指出，“无徽不成镇”虽然主要是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徽商而言的，但是，明清时期徽商活动的范围是很广的，正所谓“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钻天洞庭遍地徽”的俗谚就是对徽商活动范围的绝佳描述。因此，徽商对江南之外侨寓地经济的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王振忠教授利用家谱资料，通过对明清时期休宁方氏徽商在皖北定远炉桥镇土著化过程的考察，进而探讨了徽商在皖北市镇建设和区域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正为明清时代“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生的例证。此外，王振忠教授还利用明代徽人文集资料，通过对以往较少涉及的徽州鱼商在苏北涟湖经营活动的深入研究，进而阐述了徽州鱼商对苏北新安镇发展的影响。从而也为“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增添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从上述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明清时期，徽商的经营活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镇兴衰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市镇经济中的商品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领域都起到重要作用，在江南市镇商业网络中，徽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句话说，“无徽不成镇”的重点在一个“成”字上面，这最为恰当的说明了徽商对市镇社会经济兴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徽商的四处活动，造就了“无徽不成镇”的格局，因此，这时“无徽不成镇”谚语所描述的现象正与徽商的真实情形相互吻合。对此，以往学者着墨较多，无需赘言。
四、“无徽不成镇”不是对近代徽商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如众所知，自道光年间盐法改纲为票后，徽商的中坚力量盐商自此一败涂地，无可挽回的衰败下去。鸦片战争和咸同兵燹又对徽商活动的中心区域江南地区和徽州本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徽商失去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必要的资金及从商人员，从而加速了徽商的衰落。徽商在长江中下游市镇中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徽商在江南传统市镇普遍衰落下去。在江阴县各市镇，典业，“乾隆以前皆徽商”，到了光绪初年，“则本地商人矣”。这说明，近代江阴县的典业多为本地商人多垄断，徽商丧失了昔日的商业“独尊”地位。在嘉定县的外冈镇，明清时期，“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市”，而到了光绪年间，因“水姓曾设织巾厂，市况兴旺”。伴随着徽商衰落的是，在江南各市镇中，本地商人获掌握了当地经济命脉，如在丝绸业巨镇南浔镇，上海开埠通商后，湖丝大量出口，当时俗谚称“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南浔人多以经营丝绸业起家，以丝商起家者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称。在遂安县各地，近代以前，“经商以徽人居多”，“近（民国）则乡村多本地人”。宝山县的大场镇，“从前陕布客、徽商等来此坐贾，市面极为繁盛，收买花布，非至深夜不散。粤难以后，客商至者渐少，市况减色”。典业作为宝山县的主要行业之一，近代以前多由徽商经营，到了近代，“业当铺者，率邑中富室。同光之际，罗店最盛，且有投资外埠者。”到了民国时期，“上海、甬、广各商，以其本轻利重，争相影戤闸北，邑境尤多”。从宝山县各市镇典业经营商人籍贯的变换中，我们知道，非徽州籍的商人日益占据主要地位。上海地区金山县的干巷镇和朱泾镇，明清时期，是徽商丛集之地。两地的乡镇志《干巷志》和《朱泾志》的编撰者皆为徽商的后裔朱栋（乾隆嘉庆年间），能在定居地编修方志，说明了徽州人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干巷镇有四大望族，即曹、陆、夏、朱四姓。朱氏始迁祖朱元大在清初迁居该镇，从事典当业的经营，此后朱氏在经营商业的同时，注重与当望族曹、陆等姓的交往和联姻，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嘉庆年间的朱栋时，取得了修当地志书的资格，完成了土著化过程，也获得了当地望族的认可。朱氏利用强大的社会网络，从事商业经营，对干巷镇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在近代，作为传统棉布业的朱泾镇未能完成近代工业化转型，徽商在该镇也衰落下去。会馆、商会等组织作为商人在侨寓地沟通信息的机构，在商人们经营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这些组织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该商帮在侨寓的经济情况。作为徽商麇集之地的南翔镇，到了光绪年间，由“镇人王维泰、李树勋等，以南翔为嘉定首镇，商业繁盛，组织商务分会。……第一届总理王维泰”。从商会由本地商人组织设立和总理亦由当地人担任，我们知道南翔镇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当地人手中。
近代，随着西方经济侵略的渗透，中国逐步进入近代化阶段，新兴工业兴起，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到上海，形成了以上海中心的贸易经济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近代江南市镇的社会、经济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近代化的嬗变，逐步进入近代工业化的阶段，江南市镇也出现分化。有些市镇衰落下去，一些适应这种转变的市镇继续繁荣，还有一些新市镇兴起。而在这些新兴市镇中，徽商也未能起到“成镇”作用。相反，是其他一些地域的商人促进了新市镇的兴起。如嘉定县在娄塘镇，光绪十九年，“里人陈思忠始设一杂货铺。嗣后，茶酒肆、药肆、肉铺、花行相继开设，已成市集”。南汇县黄家楼下镇，“高行人黄云师得华氏凤梧堂，添建楼房、廛舍，遂成市镇”。万祥镇，“昔本无市，自光绪初元，里人闵姓设肆于此，曰万祥。厥后，店旋易姓，而市面日渐繁盛，即以万祥名其镇。”到了民国时期，“商业为塘东诸镇冠，南甲界有花米、榨油等工厂。……廓然大规模之市镇焉”。可见，南汇县的万巷镇主要是由本地的闵姓开设店铺，商业兴起，终成市镇的。在近代，在因避免战乱移民江南而兴起的市镇中，徽商亦未能发挥作用。如老港镇，光绪二十八年后，“建筑市廛，贸易渐盛，惟往来多崇沙客民，故又名大沙店”。南汇县南大桥镇，“辛酉、壬戌间，避贼者辄徙此，商贾稍集，遂成小镇”。一团镇，即大团镇，“粤匪踞扰，焚毁几空，今渐复旧。……沿海一带沙土开拓，居民稠密，市中贸易日兴，大户亦多殷实，以盛氏为巨擘，称雄镇焉”。可见，在南汇县几个新兴的市镇中，客民和沿海地区的民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乃至出现了以客民原籍贯命名市镇的现象，如老港镇，又名大沙店。在嘉兴地区的新社市，“洪杨以后，市廛渐多，近年进步益速，俨为一小市集。……客民日增月盛，以绍兴籍为多，强壮勤恳，故生计较优。”在凤喈余镇，“洪杨以后，镇人死亡过多，田地荒芜，客民乃群来开垦，其数凌驾土著，以绍兴、温州、台州、河南、宁波等居民为最多，而绍兴人最为富饶”。可见，近代嘉兴地区的市镇中，浙江等地的商人是主角。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在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和交通业的兴起，徽商传统的经营理念没有得到更新，未能适应近代中国的发展潮流，使得徽商普遍衰落下去。无论是在传统的市镇，还是在一些新兴的市镇，徽商不但未能发挥“成镇”作用，而且全面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江南本地商人或外来移民。
近代徽商不仅在江南市镇全面衰落，而且在一些大城市中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经济实力江河日下，逐步走向衰落。近代以降，汉口和上海成为中国最为繁盛的两个城市，全国各大商帮都活跃其间。因此，我们选择汉口和上海这两个在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来说明近代徽商相关情形，从中我们能够窥见近代转型时期徽商的整体面貌。
五口通商后，上海很快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当时诸如宁波商帮、广东商帮、晋商和徽商等全国各大商帮均麇集于此。那么，徽商在上海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清末杨荫杭在对上海各大商帮做了全面调查，当论及徽商时指出：
徽宁商帮，即安徽帮，或言上海此帮商人之数约十万内外，此虽非确数，然其数之多，固无可疑。此帮中在上海为下等生活者极多，据徽宁会馆调查，其确数盖四五万。安徽帮所营之业，以茶为大宗，安徽茶商久居上海营业者固不少，然其多数皆于五月间运茶至上海，宿于行栈中卖之，至九月间乃归。安徽之茶，类皆输出外国，每年运至上海，合红茶、绿茶约六七万担。此外，则墨商亦为安徽人，所谓徽墨也。墨之买卖，有即在上海行之者，亦有通过上海运至各地者，而要皆由安徽运至上海。此外，徽人更开设饭馆，馆名曰徽馆，更有当典、棺木等业，皆此帮之商业也。
从上述记载，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虽然徽商在上海的人数很多，并且从事茶业、墨业和徽馆等众多行业的经营，但此时徽商在上海商界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是处于“为下等生活者极多”的次要地位。此时的徽商已不可能和明清时期的徽商一样在上海占有统率地位，而是角色发生了逆转，即从昔日上海商界的“霸主”，转变为上海商业的次要角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近代徽商未能抓住机遇，没有完成近代转型。而与此同时，如宁波商帮、广东商帮等积极从事近代新式企业的经营，从而成功完成了近代转型，因而成为近代上海商界的重要经济力量。对此，杨荫杭在《论上海商帮之大势》一文的最后，对当时上海22个主要的商帮有一个概括性的结论：
要之上海本国商人之势力，当以宁波商人居主位，而广东人则占宾客之上席。此外，若绍兴商人之钱庄业，山西商人之汇兑业，要亦于上海之隆盛，加以助力者也。
以上这段文字，是对清末上海各大商帮在上海商界地位的总结性概括。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经济实力最强盛，他们牢牢占据着上海商业界的最为主要的地位，而徽商由于经济实力的下降，被迫从昔日上海商界的“霸主地位”退出。这些反映了近代转型时期商业竞争的优胜劣汰性质。
汉口也是徽商云集之地，“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买断你汉口的腰”之民谣，就是对明清时期徽商在武汉强大经济力量的最好诠释。近代徽商在上海的地位一落千丈，那么，徽商在汉口的情形又如何呢？杨荫杭在《论汉口商帮之大势》一文中，列举了武汉主要的商帮有12个，其中，徽商仍占有一席之地，但他指出：
徽州、太平帮。此帮商人所贩者，乃徽州各种土货，其运归者为各种油类、片麻、丝麻等货，其贸易额均不甚大。又徽帮业饭馆者甚多。太平帮每由上海输入棉纱、棉布，此项贸易，每年约五六万两。
从中我们知道，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行业主要以茶叶等各种土货为主，贸易额并不大。而此时汉口的其他商帮，如宁波帮、广东商帮和晋商的势力却是十分强大，他们已经成为近代汉口最为主要的商帮，控制着汉口的经济命脉。正如杨荫杭所总结的那样：
在汉口市场，要以潮帮之势力为大，所谓广（东）帮者，亦称岭南帮，在中国商人中饶有进取冒险之性质。他帮商人，除坚忍不拔之宁（波）帮，与规模宏大之山西帮，要皆莫与敌也。
以上，我们通过对近代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两个城市上海和汉口的各大商帮势力消长的分析后，可以清晰的看到：徽商已不再是上海和汉口等大城市中的主要商业力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迫从这些大城市商界的主要角色中退出，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取而代之成为这些大城市主要经济力量的则是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由此可见，近代徽商非但未在“成镇”方面发挥作用，相对于古代徽商而言，在近代，徽商的角色发生了逆转，从昔日市镇经济力量的主角，退居为配角。因此，“无徽不成镇”这个谚语不是用对晚清徽商的真实反映，其更多的则是对古代徽商活动情形的描述。
如果说，上述分析只是对晚清徽商活动情形的概括，这还不足以说明整个近代徽商活动整体情况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再对民国时期徽商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对近代徽商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近代，茶、木两业成为徽商经营的的主导性行业，正如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所云：“茶、木两大宗，实阖属人民命脉所寄。”因此，茶、木两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近代徽商整体力量的消长。然而，近代徽州茶业和木材业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五口通商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日增，从而使得徽茶贸易盛极一时。然而好景不长，19世纪末，随着印度、锡兰和日本茶业的兴起，严重打击了徽茶的外销，徽州茶商顿时陷入困境。进入民国之后，徽茶贸易进一步衰落。1933年，身为徽商的章仲云在《茶木与徽属民生之关系》一文中，对民国时期徽州茶、木两业衰败的状况现身说法，他指出：
徽属农业副产，以茶、木为大宗。在茶业未发展之前，以木为特产，而婺源为尤著。究镇江一地而言，婺源同乡以木为业留居于新河一带者，至今有木行十余家。大都为三四代以前之创业，今则守成而已。询其所输运之木，无一家有婺源所产之木。推其原因，当为婺源县境内产木之减少。祁门除以茶著称外，亦颇产木，盖婺祁为徽属山区最多之县也。数十年前之老农，往往为子孙计，多种树木，其寿高者，尚能及时享受。民国以来，风气渐开，士农工商，皆日趋于虚浮，鲜有能顾其本。故农人对于先人遗留之树木，只知砍伐，以求得利，不知再种，以图其本。……
茶、木为徽属农业副产大宗，竟均以忽略，而皆趋于衰败！实非徽属民生之福。徽属社会现状，既如前段所述，吾人欲求救济，必须充实农村，振兴农业。而农田地亩不多，米麦不足自给，恃商业获利以挹注者，商业已衰败，恃副产——茶、木以补助者，而茶、木又失败。吾徽人决不可视失败而不自救。欲救济，非从速努力于茶、木之建设不可。
在章仲云的言语中，我们知道，作为近代徽商支柱产业的茶业和木材业的衰败情况于此可见一斑。因此，章仲云正是出于对这两大产业衰落现实状况的焦虑，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囊昔徽人之恃为邑注者，因旅外商业兴盛，获利颇丰，但自海通以来，广东、宁波两帮，日渐发展，取得徽商市场，故近来各埠之徽商事业，无不江河日下。有店业者闭歇，为店伙者失业，“无徽不成镇”几成虚语！是其所恃于商者，已失凭依。
我们在这段言及徽商经济势力今昔对比的文字中，能够清晰的看到民国时期徽商江河日下，衰败成定局的现实情况。这一衰败的现实，也使得“无徽不成镇”之谚在民国时期“几成虚语”，其更多则是对鼎盛时期的徽商作用的一种追溯。
此外，近代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芜湖《工商日报》上发表的讲话中也谈到“无徽不成镇”问题：
吾徽以历史上的习惯，人民是很注重商业的，大约十余岁就要送出外面习商业了，在各通商码头实在很多，所谓“无徽不成镇”。
在这里，陶行知先生在提及“无徽不成镇”这个谚语时，用的是“历史上”的字眼。从中我们知道，这当是指明清时期的徽商。陶先生的这种认识是很正确的。因此，近代徽商在各大通商城市衰落就已成事实，故而“无徽不成镇”自然也就不是对近代徽商活动状况的描述，而是对古代徽商的陈述。
虽然徽商在近代仍然较为活跃，如徽州茶商在近代上海商界也占有相当主要的地位，徽商当中也不乏因投资近代新式企业而起家的商业巨贾，如程霖生投资上海的房地产业，拥有资产超过千万，被人冠以的“房地产大王”的称号。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徽商大多依旧从事传统行业的经营，经营理念尚未完成近代化转变。因此，徽商整体上仍旧是一个传统性商帮，未能完成近代转型。在近代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徽商在江南市镇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而与此同时，江浙商人和广东商人审时夺度，及时更新经营理念，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兴办新式企业，从事造船、铁路、公路、银行、证券、西药和保险等新兴行业的经营，从而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他们活跃于江南各地，成为江南市镇经济的主体力量。
结 语
唯物史观认为，世间万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自然过程，而在这一极为复杂的过程中，在其不同的时间段，会呈现不同是态势，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并论。明清以来徽商的发展状况与“无徽不成镇”描述现象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样如此。在不同的时期，“无徽不成镇”谚语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并不完全一致。明清时期，徽商处于兴盛时期，徽商遍及全国各地，尤其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时的徽商在各大市镇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对市镇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其“成镇”的作用充分显示出来。因此，这时“无徽不成镇”之谚语拥有的内涵和徽商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然而，在近代，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徽商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此一时期，无论是在传统市镇，还是在一些新兴市镇，抑或在上海、汉口这样的大城市中，徽商都普遍衰落，江浙、广东等地的商人取而代之地成为这些市镇中的主角。近代徽商非但未在“成镇”方面发挥作用，而且相对于古代徽商而言，徽商的角色发生了逆转，从昔日市镇经济力量的主角，退居为配角。此时期内，“无徽不成镇”谚语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准确把握该谚语，对我们全面认识徽商尤其是处于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商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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