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的倾国闲话/摘自lexiphanes的博客

中国自古有“红颜祸国”之论，自妹喜直到陈圆圆，无不如是。白居易《长恨歌》，有心“感伤”而无意“讽喻”，可是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读来仍不免刺眼。惟是故，李商隐诗中便云：“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鲁迅曾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这是小说里的讽刺文字，倒正好拿来同东汉崔骃《七依》所谓“孔子倾于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遗其虚静，扬雄失其太玄”的夸诞之语相互发明。亚理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ii 9）里劝诫世人勿耽逸乐，谓适意享受之欲求如海伦之为祸水。可在中古欧洲的传说掌故里，亚翁这样的大哲人也被着实戏弄了一番，跪倒在他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情妇的石榴裙下，甘当坐骑。似乎可以认为，红颜之成为祸水（her story），更多是后人有意以笔墨唇舌附会的虚构想像（history），固然不可当成真的历史规律，不过除了道德伦理的说教之外，其中必然还存有叙事人、引述者、听众诸多方面的各种心理与动机，要是细细分析起来，也是颇能增长见闻、体察风俗的呢。
近日见到一本研究西哥特末王之“倾国”传奇的书，题为《国王与娼妇——罗德理克王与拉·加瓦》（The King and the Whore, King Roderick and La Cava，by Drayson, Elizabeth Anne，2007），系Palgrave Macmillan公司的“新中古”丛书之一种。平时粗略涉猎西方古典文学，对曾令大诗人西多尼乌斯临终前悲叹哀悼的西哥特素无好感。再加上读过林琴南翻译的《故宫大食馀载》，听过《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因欣赏安达卢斯文化的种种流风遗韵，遂教我对西哥特在伊比利亚如何失国于阿拉伯人，就根本不能产生丝毫的同情。只是少时熟读的杨绛译《堂吉诃德》里提到过那个“断送西班牙的‘加瓦’”，以及悲叹“昨天我是西班牙的国王，今天城上每一堵矮墙都不属于我”的罗德理克王，不免还是产生了好奇心，想了解个究竟。
此书所研究的核心故事，便是西哥特末代君主罗德理克与其大臣之女拉·加瓦的一段孽缘。其实严格说来，根本找不到有关“加瓦·如米亚”之存在的真实证据。西哥特亡国之后，史家开始叙述他们如何在安达卢斯建国时，才逐渐勾画出了这么一个女人来。据说，罗德理克偶然窥视到拉·加瓦的美貌，兽性大发，对之横施非礼。加瓦之父尤利安在北非镇守休达（Ceuta）之城堡，占据直布罗陀海峡的军事要津，听说了这桩丑闻，冲冠一怒，起兵倒戈，引领阿拉伯军队杀入欧洲，最终在711年击垮罗德理克的军队与王朝，从此奠定了摩尔人在西班牙700馀年的统治局面。
这段造成封疆大臣背叛宗教和国家的传说，历来为西方人士所熟知，而《国王与娼妇》一书详细地研究了一千多年里的相关史籍、剧本、谣曲、小说等文献，并结合已有的学术成果，对这个故事如何发生和演化的种种细节，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
在此举几个例子，首先，有关此故事的发生，涉及穆斯林史家以及安达卢斯的基督教史家对罗德理克王形象的塑造。作者先在第一章中引出了此西方君主的第一个文化形象，却不是出现在西班牙，而是在东方。约旦河畔的沙漠中，有一座倭马亚王朝末年（当在711至750年间）的小宫殿，今日所见的废墟残垣上，还有一幅六王朝拜壁画，表现东西诸大国君主臣服于哈里发之状，其中便有罗德理克王，服色形貌的细节大体能够合乎真实，必定是艺匠从西班牙摩尔人的书信中获取。其被征服者的形象，带有沟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个世界的特点，这正预言了安达卢斯未来之“和平共处”Coexistence的理想局面。如此说来，罗德理克本不致像以后所呈现的形象那样不堪。可是不久后，阿拔斯王朝建立，新君主力图抹除旧朝的一切历史记忆，消除了很多的档案文献。待重新建立起有关摩尔人征服西班牙的历史叙述时，已在西元10世纪前后了，遂使得其中种种内容充满虚构和想像之处，全不同阿拉伯人史志中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征服载记。例如征服者捏造出罗德理克与突尼斯公主的虚构婚姻，以证明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本来存有的良好关系，便对叙述穆斯林的入侵欧洲产生宽解人心的效用。作者注意到，拉·加瓦之不幸的故事产生于托莱多，这个城市在11世纪初已是基督徒译书（其中主要是古希腊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的重镇，文化学术的交流很多，阿拉伯人的传奇因素和基督教文化的道德教诲传统相互融合，也影响到了历史的叙事。起初，史家注意到了尤利安的角色，在解释此人的叛国行为时，渐渐浮现出了其女儿的形象。11世纪的基督徒所写的一部哥特人编年史中，侮辱拉·加瓦的人本是罗德理克之前的西哥特君主维提扎，罗德理克尚不具有残暴蛮横之特征。以后的史家逐渐改变角色的安排，或云加瓦是维提扎之美妾，或云罗德理克所强暴的是尤利安之妻，但已逐渐接近今世流传的故事之框架了。
故事框架既已粗定，如何继续“加料”？编故事的人们也许想到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同类型素材，比如特洛伊因帕里斯劫掠海伦而遭覆灭，古罗马末帝之子塞克斯都·塔克文因强暴鲁克蕾提娅而失国，还有《圣经》提到的大卫王与拔示巴之事迹。本书作者在此外还罗列出了其他若干文献，包括拜占庭帝国史家普罗柯比乌斯的《汪达尔战史》、塞维利亚的伊息多耳的《哥特史》，以及两部挪威人的萨迦，数首丹麦人的谣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指出，以上这一组文献中出现的同类型故事，均发生于早期的哥特国王Ermanarich身上。或许，编史之人有意从哥特王族世系中找到罗德理克罪业的前例，从而令传说变得更为可信，书中还涉及西哥特王统的史事细节，兹不具述。至15世纪，此传奇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尤利安之女的“戏份”开始加重了。托莱多一位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所作的史书中，国王于散步中偶窥此女（名为Alacaba）之裸足与美腿，顿生爱慕心与征服欲，为故事的发生铺垫了一处关节，正可令我们想起希伯莱文学中的拔示巴故事。此后他人的继续敷演正强化了这一“犹太味（Jewishness）”，比如增加了国王在“孔雀园”中窥浴的场景，史志意义渐已削弱，传奇体（Crónica本义作“编年史”，15世纪中期或成为历险故事的代称）的文学兴味提升。
基督教作家的立场，惟在于强调故事中的罪恶，但在安达卢斯时代，既然罗德理克的王后是穆斯林贵胄，作为阿拉伯人的“乘龙快婿”，罗德理克不宜全受责难，于是矛头指向了作为祸水的“红颜”。1430年前后成书的《萨拉逊编年史》，其实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小说，为后世所熟悉的拉·加瓦一名，初见于此，是语源自阿拉伯文，盖“荡妇”之谓也。小说家言，被送到王宫受教育的拉·加瓦妖艳异常，惯于抢风头，故而令国王一睹其芳容即方寸大乱：“一天国王走入望楼，于室中独自徘徊，偶尔抬眼望向花园，见尤利安伯爵之女拉·加瓦立于园中，与众姝谈笑，未料有人窥视。拉·加瓦姿色绝伦，一切举止，皆有风情。游戏间，她提起裙裾，呈现出赤裸的双腿，洁白似雪，其光泽足以眩惑世上任何一个男子”。之后，这群少女的游戏愈发出格，拉·加瓦被剥去罗衫，袒露着胸膛，身上只有一条猩红色衬裙，更令国王难以克制其兽欲了。如此，故事的叙述由道德训诫的忏悔录变成了香艳的色情文学，即便叙至国王后来的忏悔期间，作者仍要大肆渲染拉·加瓦妖妇般的幻象，如一道风月宝鉴，再三地诱惑罗德理克。研究者说，这些色情因素无关劝诫之宏旨，纯粹是为了吸引世俗读者的兴趣而设，如苦口之药丸裹以糖衣，正是中古及近古早期文学惯用之手法。进入现代社会，拉·加瓦的名字有所变换，她也就不再是一位荡妇，而更多作为一名受害的少女而受人同情。
关于罗德理克的下场，一说他阵亡于711年7月决定胜负的瓜达莱特河战役中，但也有别的说法。1440年托莱多一位皈依天主教的人士（converso）将原有的编年史重加撰写，其中就提到罗德理克逃到葡萄牙，在花园做佣工，对自己的罪孽产生忏悔意，最终以身饲巨蛇而死。这一段情节还引得司各特写了部《堂罗德理克的幻象》。而古西班牙之小说家的《萨拉逊编年史》则描述到那蛇有二头，一啮其首，是为恶业之源，一啖其势，是为亡国之根。很有一些“无知的西班牙人”（吉本原话）相信这一说法，《堂吉诃德》中，桑丘与公爵夫人及众侍女娓娓闲话，说古道今，感叹起人世无常，就不免说到了这位昔日的国王，公爵夫人的保姆插嘴道：
“歌谣里说，罗德里果国王活活地给扔在坑里，里面尽是癞蛤蟆、长虫和四脚蛇，过了两天，他在坑里有气无力地哼呢，说是
‘我身上哪一部分罪孽最重，
它们在那里咬嚼得我最痛’”。
据说，拉·加瓦后来被许配给了一个出身高贵的阿拉伯人，生育二子，生活幸福美满。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第七卷中提到，阿拉伯远征军来到西班牙后，很喜欢娶西班牙女人，两个民族的通婚结果，是诞生了一批聪颖勇敢而且十分英俊的人物。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曲折，笔者学力不及，未能深究。不过，为人所熟知的故事（经华盛顿·欧文之妙笔渲染而家喻户晓，但其真实性自然也要大打折扣），是罗德理克王的未亡人伊吉罗娜Egilona落入摩尔人之手，数年之后，她成为总督穆萨·本·努赛尔的老婆。据说伊吉罗娜对她的阿拉伯丈夫起到很重要的影响，为西班牙当地的天主教徒免受过多的迫害而做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在大马士革新立的阿拔斯王朝对于这场婚姻很是反感，以致新势力运动起密谋者杀害了穆萨·本·努赛尔。至于尤利安伯爵，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之尚且恨恨不已，说他应得“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可见叛国者是无论如何不能逃脱其罪责的。
这一出伊比利亚的风月传奇、倾国闲话，固然不可视为信史，但也不可抱着“娱乐八卦”的猎奇心理，只图一快。我们且须谨记钱锺书先生的话，“文献征存之考真妄，与帷薄阴私之话短长，殆貌异而心同者欤”（《管锥编》，页1228）。历史研究之意义，不见得只在于还原出历史的最初真相，因为往往更多时候，我们能够读到的，是时间累积中遗落的观念碎片。如何拼贴这些观念和思想的碎片，使之呈现为一个故事结构，往往不仅是文学的工作，其实也是历史学的工作。本书作者服膺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的精辟论断，谓史家之言介乎史事与“先类型的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 structure）”之间（《话语转喻论》），因而对于罗德理克与拉·加瓦的故事之传播和演化做了很多分析讨论，那就远不止本文所关注到的这一点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