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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摘要: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关键词:中晚明;山人侠;文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035-07
  
  明代语境限定下的山人是能反映其时代特征的重要群体,山人兴起且活跃于当时社会的众多层面亦为明代社会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近年来,其重要性与特殊性日益引起学界关注。这主要在于山人现象涉及对明代的解读,关系着我们对明代一些基本问题的了解与掌握,如明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新动向、科举危机、士人群体的分化、社会旨趣的变迁、文人的生存状态等。中外学者黄卓越、陈宝良、张静秋、徐林、李斌、张德建、金文京等已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随着研究的展开,山人现象所反映的另一个既具有时代特征叉能体现其群体内部文化核心的问题也随之而出,这就是本文特别提出来讨论的山人尚侠现象。
  山人尚侠是明代底层文人在时代各方面的变迁中,对自己生存状态、趣向、个人价值顺应时代潮流的调整与主动把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里,实际上是山人身份的100余位明代文人,其中40%都与侠有关。这些任侠的山人往往是明代山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仗剑出游,纵迹江湖,赴义若嗜,笃于交谊,唐突秩序,如谢榛、卢�埂⑸蛎鞒肌⑼踔傻恰⑼跻�、陈第、程嘉燧、吴梦呖、何璧、陈继儒等,活跃于各自所处的时代,展现了不同以往的书生形象与生命历程。
  一种现象的浮现必然有它产生的背景与驱动力,那么,什么是形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为什么侠在明代会通过山人群体为载体得以表现?或者说,山人为什么选择侠来构成自己文化的核心?另外,山人怎么做侠?山人如何看待侠文化,阐释侠观念?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文化的核心价值等问题。同时,山人尚侠现象的呈现有助于我们摆脱以往对山人的成见,给重新审视山人文化提供了新空间。
  
  一、“山人侠”现象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谈到山人尚侠,其实并非是今天才引人关注的一种现象。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以“侠”来评定的山人有40余位,这些人要么直接被称为侠,要么被指认为有侠者气质,其人数之多、行迹之卓荦、气质之轩昂,构成了我们对明代文人的特殊印象。书中涉及到山人侠客的评语略举如下:谢榛“喜通轻侠”,金銮“性俊朗,好游任侠,结交四方豪士”;陆治“少年为侠游”;沈仕“雄心侠气犹不能自释”;曹子念“为人倜傥重然诺,有河朔侠士风”;康从理“好客任侠”;朱察卿“性慷慨,通轻侠,急人之难甚于己”;王稚登对友人之子“倾身援救,有古人风谊”;吴梦肠“禀性强直,乡里有不平事,奋袂剖陈,不避权贵州”;叶之芳“以能诗出游人间,好使酒骂坐……亦豪士也”;宋登春“性嗜酒,慕侠,能挽强驰骑”;郑琰“豪于布衣,任侠游闽中”。等。由此,不难得知山人与侠密切的关联性,不仅使山人获得特殊的精神气质,而且标志一类别具个性的侠者即“山人侠”的登场。
  进一步追溯,山人侠的“印象”并非只能从《列朝诗集小传》中获得。如果在明代其他文本中稍加考察,不难发现,对山人之侠者风度的肯定早已屡见不鲜。王世贞言其甥曹子念为“侠者”,友人陆治“少侠游”。,沈明臣“任侠,负才气”,谢榛、卢�埂叭蜗劳�来燕赵间”;胡应麟称康从理“翩翩豪举,布衣之侠,意气难干”;李维桢赞王稚登“为世大儒高隐侠士”;徐渭被吕天成赞为“玩世诗仙,惊群酒侠”。。此外,吴梦�D被朱长春、茅维目为侠,称其“少为文学,弃去,称山人,好词赋,任游侠”、“任侠君不讳,中年殊自豪”;王寅被陈文烛、方九叙、汪道昆等目为侠,评日“千里诵义为死不顾”、“尝义气自许,把酒说剑谈兵,托是为乐,乐之终身,不厌也”、“英气勃勃,自负具文武才”;朱察卿被余寅、陆树声、王世贞等称为侠,谓“勤恤急难,自其兄始及乎宾朋州里,不问尝识与不识……慷慨挥应,无有已时”、“性好任侠,喜宾客,宾客至者,与就饮,引觞歌吟慷慨,意气常倾一座”、“性又喜任侠,感慨急人之难甚于己”。此类评价极为多见,不一而足。
  这些山人非但被友人或后人指认为侠,他们相互之间也以侠共通声气,缔结交谊。如徐渭在《邦宪死》(朱察卿字邦宪)诗中,注“朱氏而侠”;王寅自称与先辈张诗神交,曾赴张诗墓,称他为“豪侠人也州”;王稚登赞叶之芳“豪举多侠节”。明代繁荣的文人结社活动中也不乏以侠气相投的山人群体,像王稚登、童佩、叶之芳、朱察卿、沈明臣、王寅等就常在一起聚会。沈明臣《送王四仲房(王寅字仲房)归鄣郡》诗,讲的正是他与王寅相遇相知的经历,如“与余一见钱唐上,谓余任侠心相投。屡月阴晴事征逐,携钱数过酒家楼。论心不在古人后,抚掌大笑轻王侯”。纵酒慷慨,抒发意气,寻求认同,是他们聚会的常态,也体现心灵的某种需求。
  更能体现侠的自觉意识的是,山人侠不只停留在以侠许人的欣赏层面,往往还任侠自喜,以侠自命,有强烈的做侠的自我期待与使命感。
  童佩曾道“嗟余自是屠狗人蚍”,顾圣少称“我本江东侠游客”,俞允文自言“忆昔少年好奇侠”,王稚登回忆生平时也说自己“平生好奇画,喜谈剑术,负气不下,怀千古之慨,释纷死党,屡陷虎口不为悔”。王寅更是满腔侠气,发为诗歌也痛快淋漓,如“王生王生本侠骨,揽剑吁天心矶�t”、“予生本腐儒,抱气多愤怒。世路睹不平,出门向谁诉”、“我生性何偏,畏见不平事。独行避向从人场,到眼徒令裂双訾”。欣赏自己的侠骨,认同自己“偏”的个性,路见不平,双眼瞪裂,不肯回避,俨然是一位替天行道的大侠。
  山人侠在当时社会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备受关注。死后其墓碑被表为“闽侠士”的何璧,生前就是一位侠客,他“魁岸类河朔壮士”,且“�弛放迹,使酒纵博”,常“聚里党轻侠少年”,有事一呼而集,给当地治安造成很大压力,上官闻而捕之;《万历野获编》中曾记载郑若庸,少年任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他们的声名不只局限于乡里,游侠的行为往往引起执政者的注意甚至担忧。陈懿典在《拟廷试策》中指出“山人游侠,阴操台省之唇吻,沮格欺漫之弊,辇毂为先;傲上蔑纪之行,四方尤效”;姚希孟的《条上韩老师书》也将这一现 象看作社会难题,指责“山人词客”谈兵说剑,旅食京师,“喜动眉宇或播煽流言,讪谤堂事或虚张虏势,摇惑人心,捉影捕风以耳传耳,其中更有乘机遘会,或自己呈身或代人营干”。作为正统秩序的维护者,对于侠这种属于秩序之外解决问题的方式必然是给予压制的。像谢榛营救卢�梗�奔走于权贵之门,给执法者造成舆论压力,按姚希孟和陈懿典的解释,这就是“阴操台省之唇吻”、“讪谤堂事”了。暂且不论山人游侠功过与否,在这些关注中,我们可以看出,山人的游侠行为已经在当时造成很大影响,引起执政者的警觉,使这些皇权秩序的维护者感到了一定的威胁。万历帝时即颁布有“尽逐在京山人”的法令,这与山人游侠的日渐繁荣是不无关系的,同时也说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山人尚侠现象的高度重视,不仅形成一个清晰的指向即侠才是山人文化的核心,体现山人与侠及文学的密切关联,而在其背后还有另一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山人通过任侠行为获得了群体内部对自身行为的肯定,也获得了同时代人对他们的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在此,山人与侠的问题已不局限于文学范围。
  
  二、山人与“侠”
  
  侠之精神在中晚明以山人群体为载体得以传播,山人又通过任侠的行为影响其时的社会秩序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然而尚侠成为山人文化体系的核心却决非偶然之事,山人在社会位置、生活方式上与侠的相似决定了行为、性格上与侠的一致。山人如同侠者,是脱离传统秩序的游民,他们不守法制,轻别乡里,浪迹天涯,同时重然诺、轻生死、立声名、见危授命、救人之急、仗义疏财,有的甚至武艺高强,有“立强于世”的功夫和势力。那么山人与侠在生存处境上究竟有哪些相似?这些相似又怎样促成了他们行为、性格的一致?这就是山人与侠如何结合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得从解释山人是什么样的人开始。
  已有的研究中对明代“山人”的定义有多种,概括起来为:山人现象时间大致在中晚明,成员是被抛掷于主流之外的文人,其中大多是科举失败者,仕途失意者也时或有之。他们冠以山人名号后,即意味着摆脱正统秩序的束缚,同时也被剥夺了作为“士”的权利,在经济上没有着落,靠四处漫游、依附权贵、施展技艺来获得生活资源。张德建将中晚明山人的生存处境与活动状态概括为三点:一,无位者(没有功名,没有官位);二,以薄技谋生;三,流动的活动方式。山人这种流民、游民、食客的社会位置与布衣之侠、闾巷之侠的地位无疑是相同的。随着山人在明代的发展,他们作为群体的生活特征也日趋明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一)壮游
  山人和侠一样无一不事“壮游”。“壮”指空间要广阔,至少足迹半天下;时间要长久,动辄数十年。吴扩被钱谦益目为山人出游人间之滥觞,他本为江苏昆山人,后“人都门,游边塞,历太行群山,初夏抵辽阳”;顾圣少,吴郡人,“游燕、赵、齐、鲁间,客诸王邸中,死于闽”;吕时臣,鄞县人,“历齐梁燕赵间十年”。游历最丰富的要数宋登春,他自“年三十一岁间,妻子女五人皆死”,遂开始了终极一生的游历,“去游齐鲁,还居长白山废寺”,“又去而浮淮、渡江、涉吴会,已复走徐、青,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穷关陕泽潞诸边塞”,“由栈道人西川,游蛾眉,溯巫巴,下荆鄂,迂云梦而北走大梁”,“去江陵、浪游七泽间”,最后不知所之。浪迹天涯的并不一定是侠客,但这种生活方式成了山人与侠结合的契机。
  
  (二)尚武
  侠客并不一定要武艺高强,但“以武犯禁”却是他们的重要标志。壮游过程中,外部环境之恶劣决定了山人尚武的习性。游道广阔的山人大多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如张诗“状貌魁杰,戟髯如武夫,人以燕山豪士称之”。;吴扩“日行百里如壮夫”;沈璜“长身�W面,状貌类河朔间人”;俞安期“巨目高鼻、魁颜长身,状貌如河北伧父”。此外他们还武艺高强,如宋登春“能挽强驰骑”;王寅“具文武才”,曾跟随少林僧学艺,十得五六;程嘉燧年少时制科不成,也曾学击剑。
  
  (三)重交谊,立声名
  开放、豪放的心态也是山人迅速适应陌生环境的基础。明代繁荣的文人结社活动中,山人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一些较大的社团如后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结社,如白榆社、丰干社、青溪社等,都有山人的参与。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山人获得了文学才能上的肯定,也获得了其他群体对他们生活、行为方式的认同。如陈文烛在序山人王寅的诗集时说:“余观仲房生平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宁独诗之可传哉!”钱谦益在给王稚登写传时,称他“有古人风义,不但以文采见重”。
  凭借“侠”的美名,山人游道更加畅通。金銮“性俊朗,好游任侠,结交四方豪士”,因此“所至辄倒屣迎之”;谢榛在脱卢�褂谟�后,诸公“皆多其谊,争与交欢”;朱察卿“倜傥好义,任侠自喜,慷慨然诺,周人之急,以故,宾客日盛”,以至于“州府交辟官其地者,不见朱先生则厚自愧”。像陈继儒、王稚登者,更是海内知名士争愿结之,收名天下了。
  
  (四)破坏秩序,追求平等自由
  侠与中晚明追求主体独立价值、突破传统秩序限制的风气一脉相承,山人的弃儒巾之风即是对这一精神的呼应。他们要求社会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存在,往往表现为诸如以下一些代表性人物的行为。如康彦登,“为人慷慨负气,一言不合,辄拂袖去”;张诗,“顺天府试士,令自负卓凳以进,拂衣而去”;王寅,“纵缙绅先生折节与为知己者,稍不合则飘然拂衣而去,不复顾”;太保朱忠僖与其兄恭靖王遣人邀童佩至京师,爱而欲客之,童佩一夕遁去,弗顾”;王毓德游金陵,住于友人林古度府上,其乡有贵人招之,不肯往,竟去。
  以上这些山人生活习性的主要特征,换言之其实就是侠的特征,只是侠者的身份来源已经和以往不同。山人的处境与生活方式与侠如此类似,以至于促成了其与侠性格上、精神气象上共通的一面。然而这还只属于山人与侠结合的外在层面,山人的侠义行为才是山人成为侠的根本。山人的行侠与以往侠客并无大异,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表现:
  其一,爱打抱不平。山人卢�剐愿窨癜粒�得罪知县,被诬入狱,乃至倾家荡产,卢�沟挠讶撕推渌�官员都不敢替他说话,只有谢榛无所畏惧,通过他的各方呼吁造成舆论压力,以促成卢的出狱。沈明臣曾入胡宗宪幕,得到胡的赏识,在胡宗宪入狱死后,他不怕受到牵连,而是“走哭墓下,持所为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状”。
  其二,临危受命,勤恤急难。这类事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帮友人办理丧事。如康从理为宦居在外的刘子高、朱海峰归丧;朱察卿为韩愈臣殓具,给韩谦贞谋葬地,给宦居其邑的陈懋观、黄文炜办丧事,千里还葬;吴梦��游长安时与宋西宁交,西宁没后,“策蹇三千里,经济其丧”;童佩在好友韩邦宪卒于官后“徒步送其丧”;王叔承与范伯桢、陈贞父、胡原荆定交于公车,友人们先后物故,王叔承为他们经济丧事,卵翼其子姓。山人大多人微言轻,拙于营产,因穷而死 者不在少数,但他们仍然慷慨应诺,这种义举确实是人格高尚者才有勇气选择的行为。
  其三,山人常树有仇敌,但他们不以为然,喜欢替人报仇。顾圣少、郑若庸、吕时臣、钱希言等都有仇家,其结仇的具体事件有的已难以查证,但山人乐于替人报仇的事实却在冯时可给钱希言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线索。山人钱希言与冯时可交往很深,冯遭乡里豪强和同僚排挤,钱希言便介绍了一人给冯时可,欲替他报仇。冯时可大为惊恐,辩解自己并无仇家,故专作一报书给钱希言。
  其四,受恩勿忘,士为知己者死。康从理曾跟随刘子高将军抗倭,一次战斗中,他四度救刘将军于兵革间,对他始终不肯离弃;何璧曾受知于张涛,随他开府于辽,涛死,何璧入楚哭之,遂以病死。
  其五,山人行侠并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侠义行为,还体现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风范。大凡有成就的山人皆行侠,行侠的山人基本上都有人军幕或出塞从军的经历。如王寅、徐渭、沈明臣曾入胡宗宪幕;陈第、李杜人戚继光、俞大猷幕;何璧曾人张涛幕等。他们主要从事书记、策士的工作,有的还带兵打仗。这种倾向影响了山人在区域上的流动走向,山人的活动范围北方以北京为活动中心,向明代的北部边防――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山西、固原)辐射;南方以江苏的南京、苏州为活动中心,其余为东南一带的浙江、福建、安徽。除北京和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其他地方都有抗虏与抗倭的战场。另外,山人侠热衷于从军与山人来自底层文人有关。这些文人在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科举之路被堵塞后,侠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成了他们参与现实的重要途径。通过侠,山人们获得了以军功封赏,再次实现人生抱负的可能性。
  崔奉源曾将侠的特征归纳为八种,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受恩勿忘,施不望报;振人不赡,救人之急;重然诺、轻生死;不分是非善恶;不矜德能;不顾法令、仗义轻财。陈平原则将侠的经典生活方式概括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和浪迹天涯。韩云波认为中国侠文化道义与人格评价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侠义人格、信义人格、自由人格,而在经历了汉代的侠的黄金时代之后,侠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结私交,疏财货、为豪雄、明恩仇、为豪暴、纵性情。拿侠与山人的性格、生活互为参照,就不难发现山人对侠的选择既势在必然,又自然而然。
  
  三、山人论“侠”
  
  侠是山人文化的核心,山人通过侠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其存在价值。不能忽略的是,山人毕竟是文人,他们的尚侠实质上是一个特殊文人群体的尚侠。与一般文人慕侠、呼唤侠客、借以表达不平之气不同的是,山人的生存方式属于侠、行为亦属于侠。一般情况下,侠的观念往往通过文人的创作来转释,是文人视角中的侠,山人尚侠现象中对侠的阐释不再是转释过后的表达,山人自己就是侠,他们表达的正是自己的观念。
  在尚侠山人的文本中,留下来供我们参考的关于论侠的文字并不多,其中陈继儒和王稚登、王寅三人对侠的体验比较典型,他们对侠的态度的调整反映了侠在他们身上的内化与融合。
  陈继儒以隐作为人生的最后状态,但他少年时却慕侠、任侠。《侠林序》中他自称“余少好任侠”,又曾道“某少狂,好谈笔、击筑舞剑、荆卿隐娘之术”,后“因家贫多病,不任侠已”。虽然成年后不再以侠自居,但陈继儒仍竭尽所能帮助地方建设,参与地方抗灾救灾事务,可谓有侠士之心又有侠士之行。他的《侠林序》是对侠观念的集中阐析。
  首先,他肯定侠的合理性,认为“天上无雷霆,则人间无侠客”,侠是“天之化工”。由于侠代表着天命的公正,因此又像雷霆一样有震慑人心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看出“人心平,侠不鸣;吏得职,侠不出”,侠是人心不平、执政者不作为的产物。
  接着,他对盗侠之名的伪侠进行了批判,树真侠为榜样,主张“侠以忠孝廉洁为根,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干,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始英雄、终神仙为果”,他理想中的侠是有“侠气”、“侠肠”、“侠骨”的“古之壮侠”,“深沉擎敛,如老氏处柔,伏生之不斗,而一然诺万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废”。
  陈继儒的理想之侠虽行为与一般的侠相似,但最终的走向是“神仙”,能动更要能静。如果拿他其余涉及到侠的文字作参考,这种“柔”、“不斗”的主张就更加明显。如:“侠客之不如英雄者,侠客动而英雄静;英雄之不如圣贤者,英雄险而圣贤稳也。若置身静稳中,既鬼神造化奈何不得。”出自己生死是大豪杰,知他人劳苦是真圣贤……明公(王而弘)诚所谓圣贤豪杰者也。”
  上述话语涉及到几个概念:侠客、英雄、豪杰、圣贤、圣贤豪杰。他认为,侠客不如英雄,英雄与豪杰相当,英雄不如圣贤,最理想的状态是圣贤豪杰。侠不一定是终身职业,陈继儒对侠理解的这些变化并不是对侠义精神的放弃与背叛,而是随年龄和见识增长而来的融合,有明显的山人特色――既有人世的一面,也有出世的一面。
  王稚登一生放旷不羁、风流倜傥、崇尚意气,他的《广长庵主生圹志》是一篇陈述其心史的奇文。他自言:“平生好奇画,喜谈剑术,负气不下,怀千古之慨;释纷死党,屡陷虎口不为悔。”随后又道:“余少好儒,中好侠,晚乃好墨。其儒也,儒者得名之侠也,侠者得名之墨也,墨者得名之若夫非儒非侠非墨。此诚故吾,吾不能自名,还诸造化而已。”
  王稚登用儒、侠、墨来概括其人生的三个阶段,乍一看,这三个字的内涵并不一致,但在他看来,这三者却是有内在联系的,他还将自己的终极状态定义为“非儒非侠非墨”。墨家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历来被认为与侠相似之处最多。按康有为、鲁迅等人的观点,墨就是侠。王稚登的看法与之相同,并且他认为儒、侠、墨是人的本性,即“造化”所赋,他是不知所以然而然,只是尽情地表达“造化”而已。李维桢给王稚登写墓志铭时,称他为“大儒高隐侠士”,这是他的理想处境,诚谓知音之语。
  王寅是一个典型的侠客,他“性疏狂肮脏,多忤于时”,为人“磊磊落落”,重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同时,他还习武,曾赴少林寺学艺,后随胡宗宪抗倭,多次展现其军事才能。他与陈继儒、王稚登稍有不同的是,最终他的侠归于禅。《艺茶行》诗对这一点有明显的表现:“我生性何偏,畏见不平事。独行避向从人场,到眼徒令裂双酱。胸中不啻洪炉然,谈天舌上飞紫烟。若投金铁定流铄,可铸楚王剑,太阿与龙泉。平生意气日转积,磊石可纵横又疑化为石。读书万卷难并容,势觉凌空五千尺。疾也如是谁能医,市门卖药稀神奇。炎帝百草尽凡品,躯疾惟与茶相宜……腥�举世谁知味,渐人醍醐似悟禅。”《列朝诗集小传》中记王寅“中年习禅,事古峰禅师”,这个能医他之疾的“茶”就是“禅”,唯有禅可以将他心里的火冷却为智慧与力量。
  此三人观点基本上可以概括大部分山人对侠的态度与侠在他们身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失为“侠归何处”的一种答案。激情澎湃的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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