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辉《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以下简称“陈著”)考察了周作人前半生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这部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记得当时答辩会上陈思和教授说:想考查文辉有没有偷懒,就仔细阅读了论文的附录《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典籍书目简编》,原以为只是从大象版《周作人日记》中抄出来就完事,结果看到了文辉目录学方面扎扎实实的功底,这个目录是现今周作人研究的盲点,是比较新的做法,这打通了周作人的前半生后半生的联系(大意)。我也对陈著所附录《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典籍书目简编(1890-1906)》(以下简称《书目简编》)极感兴趣,下面就先阐发《书目简编》的价值,并借此介绍陈著的特别之处。
一
陈著附录的《书目简编》以周作人日记、书信及作品中的记录为主要线索,参考鲁迅等人的相关材料,收集了周作人东渡日本留学前所阅读的传统典籍书目,每则书目下列出周作人的购阅信息并作解题,共收书目三百七十余种,仿传统目录体例,分成丛、经、史、子、集五部。此一附录占陈著全书近20%篇幅,是作者全书立论的基础。
从周作人研究史看,这份《书目简编》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关于鲁迅的购书、藏书、阅读,学界已经有了相当全面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北京鲁迅博物馆1957年刊行)、日本中岛长文编《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1986年自刊300部)、何锡章著《鲁迅读书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金纲编《鲁迅读过的书》(中国书店2011年版)等。相比之下,关于周作人购书、藏书、阅读的研究成果极少,陈著之前,似乎只有韩玲姬、綿拔豐昭《周作人の購入書籍に関する考察:日本文学を中心に》(《情報メディア研究》2012年总第11卷)一文较为深入,但可惜没有列出具体书目,另有宋亚《周作人所读古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8年第7期》)只是就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所涉及的书籍加以统计和例举式说明。因此可以说陈著这份《书目简编》是周作人研究史上的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意义重大。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板块是文献整理,而之前我们的感觉是,周作人研究的文献整理方面已无多少空间了。文辉这次编成《书目简编》,在这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期待周作人全部的藏书、阅读目录,这将成为深入研究周作人与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关系的文献基础。
周作人是长期生活在书斋中的文人,购书、藏书、读书原是文人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因为传记作品的叙事规则带来的天然局限,周作人传记及年谱主要侧重于周作人的交游与创作,而忽视了他阅读史的梳理,实际上有意无意间已经遮蔽了一个文人的日常状态。因此,我们只关注周作人文抄公的一面,而忽略了所抄之文。陈著这份《书目简编》取材于《知堂回想录》《周作人日记》等,本身就是周作人传记资料的一部分,而通过陈著的排比整理,凸现了文人周作人的重要面向,其意义已经不只是文献整理了,更是具有传记资料的性质,而且正与当下的阅读史研究相呼应。
二
阅读史是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分支之一,主要探索阅读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目前中文学界的阅读史研究,引人注目的话题是晚清中国人读西(新)书,如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等。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如从王国维的西方哲学阅读来理解其《人间词话》已成一个热点,再如日本学者北冈正子从《摩罗诗力说》考证鲁迅所读的西方和日本的典籍,而李冬木从购买阅读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入手,考证鲁迅“吃人”意象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的密切关系,至于根岸宗一郎《周作人留日期文学論の材源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1996年总第50卷)考察了周作人的新学阅读并推论其知识源渊。
这些研究旨在说明新学西书之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意义,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之下,“阅读史”忽视了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传统典籍阅读的研究。阅读造就读者,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民国初期的阅读经验说:“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阅读展示了读者的知识构成,如龚鹏程《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中国文化》2006年第1期)就通过考察鲁迅的阅读盲点,认为鲁迅把说唱的传统整体切割变造为一个单线的小说史。我认为周作人的阅读史研究也是周作人发生学研究的基础,陈文辉以其所编《书目简编》为基础展示了周作人的成长。
通过《书目简编》经部目录中《十三经注疏》《御撰七经》《东莱博议》《三苏策论》等,我们很快发现周作人早期的阅读很受科举的影响。这原是可以想象的,而《书目简编》则提供了文献实证。陈著第一章《求学时期(1885-1911)的周作人》指出,“纵观周作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基本上笼罩在科举考试的制度之下”,还指出“周作人应举之心未死,仍将《诗经》作为‘经’来读”,而且“《诗经》的阅读几乎贯穿了周作人一生”,陈著在阅读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周作人偏爱“悲哀”的风格与偏爱《诗经》中《黍离》《兔爰》等一类作品非常一致,“《诗经》的内容和形式成为他本能的情感表达方式”,“他后来新文化运动初所作新诗《小河》,即烙下《诗经》思想与情感的印记”。
更值得讨论的是关于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寻找可以作为其创作依托的传统资源,建构起晚明越中文人为主导的文学史叙事,以反拨胡适等人的以白话文统系为主导的文学史叙事。而这些传统资源,正是《书目简编》所著录的越中文人所撰所编的诗文集。《书目简编》集部特别列出“乡贤著作”一栏,陈文辉在这一栏的解题中引周作人的原话说:“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而陈著第四章《寻找新文学源流(1926-1933)的周作人》指出,周作人认为晚明越中乡贤融合了公安派和竟陵派,其中张岱是个中代表。《书目简编》为我们打开了周作人追溯新文学源流的乡土因素,陈著甚至提醒我们,周作人后来编选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带着极为浓重的“吾越”色彩——绍兴籍作家的选文数量较多,也与早年的阅读经验相关。这些足见阅读史研究的意义,也可见陈著附录《书目简编》的作用了。
三
《书目简编》是周作人发生学研究的基础材料,也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特视角。章培恒先生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陈著正是以周作人为个案,讨论传统文化对周作人文学道路的影响,陈著将“影响”界定为:“一个人通过接触和阅读传统典籍,从传统文化中获取信息,经过内化而形成具有某种文化类型特性的过程。”
这里特别应该提醒的是,讨论“传统文化”,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约翰·G·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就指出,传统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是学者用以抨击当代社会问题的一种工具,或是用于阐释当代事物而建构出来的一套说辞。而霍布斯鲍姆则直接称之为“被发明的传统”。在阐释周作人丰富复杂的思想时,我们很容易观照、援引没有严格边界的儒释道思想、概念,实际上就会不自觉地建构、发明一个适合、匹配周作人的儒释道的传统来证成自己的发现。
陈著对“被发明的传统”保持了警惕,为了克服常见的笼统和泛泛而谈的毛病,选择了文献实证的路径。对于一辈子生活在书斋中的周作人而言,他所能接触到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即存在于其所阅读的传统典籍之中,周作人在其《我的杂学》中说,“小时候看见过的书,虽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陈著考察周作人所阅读的传统典籍,作为讨论传统文化对周作人影响的切入点,是比较贴近周作人的。
陈著提出传统典籍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周作人所细读过并留下记录的某一类别或某一种著作;二是周作人所处时代所能接触到的传统典籍系统,我理解这是指未必有周作人自己的记录,但周作人有很大可能读到的传统典籍;三是鸦片战争后社会上发生的新变化并融入到原先文化系统中而形成的新传统。因此其所谓的传统典籍较为宽泛,而且显示出文辉的“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书目简编》成了以周作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很好切入点。
陈著特别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召唤力量,如《书目简编》中,就专门单独列出的“乡贤著作”,以彰显乡土文化传统的影响。陈著第二章《归国乡居(1911-1917)的周作人》指出周作人绍兴乡居期间,刻刊《会稽郡故书杂集》,收集清代越人游览记录,盛赞张岱《梦忆》、王思任《文饭小品》、李慈铭《萝庵游赏小志》等,这些近乎风土志的游记,建构着周作人的乡绅意识,培养着周作人的书斋怀旧之思。可见,即使在那个反传统、丢弃传统的时代,传统仍显示感召力量,而传统正存在于日常、习惯之中,尤其是传统典籍阅读之中。
作者:潘德宝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