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地方文献《玉津阁日记》

[摘要]清末四川边地社会情况，绝少记载，手写本《玉津阁日记》保存了不少西昌的档案，是难得的四川地方文献。本文着重介绍其记载的当时土官、差头、乡绅、恶霸的横行作恶，和四川官场的陈规陋习，李助于对四川边区社会情况的了解。
　　[关键词]胡薇元；《玉津阁日记》；西昌；地方文献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1-0127-03
　　
　　《玉津阁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撰写人胡薇元，字孝博，号玉津，浙江山阴人，清光绪三年进士，曾任西昌、华阳等县令，后升涪州知州，“办事勤能”，屡次受到上级的嘉奖。民国以后，留寓成都，十余年后去世。四川近代两位著名诗人赵尧生、林山腴都是他的学生。胡薇元也以诗词著名，著有《玉津阁丛书》，流行国内，文名大于官声。《日记》现存手写本一册，是珍贵的稿本，其所记载光绪二十年任西昌县令时的公务杂事，在明清时期绝少四川边区社会状况记载的情况下，对我们了解西昌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很有文献价值。
　　西昌是清代宁远府的首县，因在边区，地方荒僻，风俗陋敝，又是少数民族地域，素称落后难治。历任县官嫌其贫苦，不安本位，大多办事敷衍，无所作为，政务堆积，不能解决；当地乡绅、地痞横行作恶，民间债务、仇杀纠纷不断。胡薇元到任后，清结了许多积案，并一一写在《日记》里，成为西昌边地的社会史料，颇有价值。
　　西昌地方的邪恶势力，包括衙内小吏，胡薇元上任伊始，即有所了解。他在上任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一)写到：“仆初至西昌境，即知此地差风(指公差)猖炽，小民颇以为苦。官若驳之，则事事刁难，�R唤(传�R召唤)不至。仆接印后闻向规，新官至，两班差役以二百金进，官若受之，则挟制有词，仆首申禁绝。”差役以行贿挟制县令，使其就范，已成定规。胡薇元拒不受贿，当晚即有差头、地痞、营兵、乡约互相勾结，进行骗诈的案件发生，有意使县令为难：
　　“是晚有周尚文城内花炮生理，郑保保暗通营兵，以(买卖)私哨吓诈。尚文为母至郑室哭骂，吞洋烟(鸦片)行，尚文谓(指其计划)其母果死郑室，则不唯吓诈之钱可免，且可转告郑保保凶欧母死，不满所虽经官必不领尸，遂以郑保保欧死其母呈告。仆�R差刘福协同东门乡约(街坊调解员)傅定钧立刻传呼严讯，延至两时许不到，再问之，以(郑)远�r对。仆不之顾，坐堂皇重笞差、约，枷号示众，限明晨将郑保保挈获。次日黎明，全案人证俱获。”
　　差头包庇地痞乡约，共同行诈，周花炮匠也是一个刁民，不惜用其母死来反诈郑。经过问案，乡约判断的诈周尚文二千文，和“尚文母尚有会钱十千”应交与郑，都免去了，而周意在反骗，坚持其母系郑所打死，不是吞烟自杀。胡薇元令其具结验尸，如果不实“不惟不能得郑保保分文，且一切验尸棚厂人役费用，均须诬告者独出，”尚文无奈，愿三日内领尸完案。仅此事件，即可看出差风、民风是何等恶劣，所以薇元于结案后，“乃开释差、约，令其勿再如从前疲玩也。”下面另抄一案，以见县吏的作恶多端：
　　“四月十二戊子睛，江官屯顾映芳家富而贪，与县吏邵荫棠朋比为奸，与李欣才兄弟对河居。顾忽有幼子死痘(出天花)，使人谓李日：若大门高，我家受其制，克死一子，若须将大门毁却。李未允，顾即将死子抛入李宅。涉讼，前任刘君令李改宅以让，邵暗令人谓李：宜演戏服礼，更出资置酒以祈乃可，李未之应。映芳子小金贵辄同其族百禄，刃欣才与其(弟)欣发于市。余至江官屯验李兄弟死刃伤，实系百禄，而小金贵远匿。乃并羁邵荫棠，令将小金贵交出，否则大干法纪。不十日映芳父子皆自投到，乃置百禄金贵于法。自是县境子弟知杀人无不偿命者矣。”
　　迷信风水，能克人命，是当时的社会陋习，愈是闭塞，愈加盛行。而富家子弟任意杀人，得免于罪，边地民风的暴戾和吏治的堕落，更令人吃惊。
　　西昌的恶霸土匪也很猖獗，土官抢人占田形同匪类，《日记》中可见一斑：
　　“六月初三日戊申雨，拖邙世袭武职杨春甲，屡被人控案不到，余严饬到案。杨复盛告其抢米，谢陈氏告其霸业，分别责惩该世职爪牙杨二喜、杨麻子，断还谢陈氏夫兄谢一纲名下田房契据。”
　　从中看出，土官被人控告，拒不到案，霸占遗产，已成惯例，官府亦无办法。当地亦有邪教匪帮势力：
　　“三月二十七日甲辰睛，府尊(宁远知府)发来冕宁县民袁永之私通会匪李紫燕同盟，经苟联隍揭告一案，令速将此案讯明奉复。仆细看号片(入会标志)系白布
　　一方，上有烧会结盟字誓，刻印红字。”这虽是一桩诬告案，而烧会结盟的邪教，确在当地活动，袁永之才会被陷害。有关土匪的记载，《日记》中只有一条：“六月初五日庚戌晴，历任逋亡大盗姚虎山��案惩办。”历任县令追捕不获的原因，自然是土匪受到差吏的包庇。在胡薇元的严厉治理下，差头、恶霸、乡绅、款项有所惩戒，市民也相应地得以安居生活，减少苦难。
　　西昌社会，落后贫苦，地方财务开支，更少得可怜。该县地处安宁河中游河谷地区，山谷溪水都流入主河，土质疏松，若山洪暴涨，便有水患。胡薇元到任后，召见河工局首士，讯问护城堤工程，“据称岁只数千年，仅补救无大益也。”隔几天，又“出城勘莺哥崖及城角桥东堤工，共四百六十弓，”开始计划筑堤：
　　“四月初十丙辰晴，传河工首士，问知河工(局)堤工(局)存款不及二百千。山水力猛，河心高过两旁，非深挖河心，两岸用竹笼盛石，厚筑护堤，若期工力稍坚，费需六百千，若无所出。因查卷。礼州文生胡国模为其弟妇所控，其人贪婪狡诈，宗族恶之。前任断令罚钱四百千，以二百千归公用，国模抗不到案不缴钱，令亦无如之何。”
　　薇元传话，令其补交，解决了工费。五月上旬大雨将发，便及时抢修，补记人《日记》：
　　“十六日壬辰晴，仆初至西昌，阅视东南城，见城外河水泱泱，东南城根埽塌将堕，为之危悸。乃集邑士，问以岁修费，日城堤河工两局，仅存一百六十千，可略为补缀耳。余日不然，城堤不固，则城不可保，两岸居民亦殆。乃点查案卷，见有胡国模等旧断未缴之二百六十千，可添修堤工，而前任严追不缴，余传谕该生等，不十日缴足，发交各首士。自四月朔至五月朔完工，共用竹笼盛石四百六十四弓。余以为南城角力薄，又劝贡生童向钦捐银二十两、钱七千，添加竹笼四十弓。共五百四弓，每弓六尺为一笼。先事预防，夏秋水至，当不至不为害耳。”
　　仅此工程，多方筹款才能建成，至于全县的水利，关系灌溉和民生大计，仍无力兼顾了。
　　《日记》中还可见到当时委任官吏的过程，作为历史文献，使我们了解清末官场的常规。“甲午(光绪二十年)二月十四日春分节，黄冈王方伯(布政使，习惯称藩宪)莅蜀，首以仆应西昌本任。请庐江刘制府(总督，习惯称督宪)允其请，即于是日牌示，令饬赴新任。”县官的任命是由布政提名，经总督批准，挂牌通告，而胡薇元的任命是较顺利的，未经周折，便得到实缺。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又有才干，再加以他是山阴人，省里各大衙门都有“绍兴绍兴师父”，可得帮助。接着“十五日晨到方伯处见，又至臬、道、首郡(成都府)署，均求见。”这是礼节性的拜会，上级或接见、或不接见，表示谢意就够了。“十九日晨奉藩署饬，送赴任札到，”布政局的札子下达后，才算正式的委任。他原管理“慈幼局事，成绵道委大挑知县唐某来接管，”交卸旧的职事后便能赴任了。“二十一日见王方伯，谢札，”“二十二晶臬使(按察使，习惯称臬宪)传见，以西昌县魏某烧杀同姓一家五命一案见示，恐原办案情未确，令到任查明奉复。”“二十三日到督院谢札未见。”“二十七日王方伯以建昌(道、下辖宁远府西昌县)绅士公奉盗贼厘金情形见示，令到官后，查看利弊，条呈上闻。宪司各以要件见委。”向三宪台处分上谢札，都交与到任后的任务，然后准备赴任。“二十八日到督、臬、道奉辞未见。将军恭公、藩司王公、盐道延观察、首都恩太守均见面。”连日应酬辞行以后，三十日午后出城，率同丁勇四名，于三月初一起程。行前曾请星相人推算赴任日期，《日记》内保存这张择期的笺纸：“三月初一未时玉堂上官，起马赴任大吉，”所以订在今日起程。又为推算，“三月二十午时喜神金柜，接印视事上上大吉，”“三月二十五驿马照临，宜开仓盘库，阅城阅庙，阅狱点卯诸事，上上吉祥。”到西昌后，一一按期执行。这些迷信，在当时宦场里十分流行，即使不信以为真，也未能免俗，在宦海风波中，谁不希望幸免于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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