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写日记的知县
杜凤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举人出身,嘉庆十八年(1813年)出生,光绪八年仍然健在,卒年不详。同治壬戌年(1862年)大挑二等,后加捐知县,遵照筹饷例捐双单月不积班选用;同治五年(1866年)签掣广东肇庆府广宁县知县。当年(1866年11月30日)到任,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8年2月19日)交卸离任,调往四会县担任知县;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七日(1870年11月19日)返回广宁县,再次任广宁知县;次年二月二十五日(1871年4月14日)离开广宁调署南海县。
杜凤治在广宁,第一次任职447天,第二次任职147天,两次任职总共594天。去了南海后,他在广东几个地方继续担任州县官职,一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因病辞官。
看到以上这份广宁知县杜凤治的“简历”,首先引起人们惊讶的并不是杜凤治的简历内容,而是他每次当官任职的具体日期、天数都能够记录得如此详尽,这简直像是现代人的档案,封建王朝的小官员却是极少有的呀!
原来,杜凤治是个非常热爱写日记的人,每天不管有多么忙,不管是否夜深,不管是不是很心烦,从来不间断,通常有三四千,至少千字以上!在广宁任职期间的日记就有几十万字!“简历”里的年月日就是来自他的日记。
杜凤治精力充沛,记忆力过人,从其日记看,几千字在繁忙公务之余一气呵成,笔误、涂改不多,而且思路清晰,记录详细,凡与上司、同僚、士绅的对话,处理公务、案件的过程,祭祀祠庙,科举题目,典礼仪式,与他人的争论、矛盾,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异事······多有详细记述;对公文、信函往往也摘要抄录,日后发现误记则在两行之间以蝇头小字更正、补充。日记对人对事有闻必录,毫不隐讳,比如署布政使郭祥瑞和巡抚蒋益澧同杜凤治关系很好,可以说是杜凤治的后台,但日记仍记下郭祥瑞“曹冲军糈用一百三十八万余两,难以报销;又传言内有二十万两并非正款,是另外巴结抚台的”(注一);“藩台库中,巡抚令巡捕往取银,往往无收付条子,亦无入账,至今多不记忆,不特曹冲提用军饷无札子也。今要彻底澄清,抚台不认,为数颇巨,藩台焉能赔出?(注二)” 蒋益澧被免职离任时,广东“绅民”送了很多万民伞、高脚牌,杜凤治却在日记中记下了所谓“万民伞”实际是花钱“做秀”的内情:“抚台每伞赏银五十,牌一面赏银若干,顶马一匹赏十两,余仿此。为此人情趋利若鹜,更多矣(注三)!”对其他人更是经常有尖刻的评语,如称他的广宁前任曾灼光“可云如木偶,如傀儡,如聋如聵者矣(注四)!”称他的四会后任乌廷梧“刻薄成性”、“此人形象极似禽兽,姓亦禽类,又非中国人族,直可以禽兽视之(注五)”。不过,杜凤治的日记从不发表批评太后、皇帝、朝廷的议论,可见此人精明谨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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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详细的州县官日记实在不可多见,杜凤治的日记对研究清朝基层政权以及晚清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负债到任的知县
杜凤治出身大户人家,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庭已经败落不堪,后虽然有所改善,又因为捐官、选缺,“费用层出,进项毫无”,“贫至不名一钱”。日记里提到除了自己家庭、杜氏家族之外,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也要接济,他还花巨资为子侄捐官(注六)。当官收入是他维持这十多个家庭生活的来源。
在第一次到广宁任职前,杜凤治已经欠下巨额债务:他为赴任借京债4000两,对扣,到手才2000两,还要支付中人劳金等几十两;先打发家眷回浙江家乡,后又接来广东;路过上海,盘缠已觉不足,又借200两;到广州一个多月,又借了3300两。在广东省城等候札委一个多月,用了1300多两,仅各衙门费就要200两。(注七)这些债务开支,全部都要到任后筹还。
在晚清时期,广宁县是一个富县,竹木资源丰富,木炭、竹类产品生意很好做,因此广宁知县一职是“肥缺”。早在明朝建县以来,竹子产品就广受境内外商家青睐,清朝乾隆六年到十七年(1741——1752年)任广宁县第53任县令、史册誉之“慈良善政”的李本洁有诗云:“山凹几顷种箐篁(竹林),抵得东田百亩粮。拣取竹公凭客贩,连排凤尾广州商。”而用杜凤治自己的话说,“广宁缺,上游,同寅无不同声说为粤省中上之地”、“广东州县多亏累,广宁则无,故被视为佳缺。(注八)”
按规定,广宁知县每年俸银45两,养廉银600两(注九)。这几百两当然不是知县的主要收入,实际上,“宁邑岁入盈余可及万金(注十)”。日记里记下了知县的一些“常例”和额外收入:一次,士绅来谒见,奉上的“挚仪”就有100两;在广宁开押店,开张时要送50两“官礼”,然后还有送知县的“到任礼”、“节日礼”、“寿礼”;刚入职的书吏要交“到任礼”、“公礼”,日记记载,户房典吏汤新欠“到任礼”、“公礼”等500两,杜凤治传齐了七房典吏,当众对汤新大加训斥,令他限期缴清。由此看来,广宁知县的年收入很可观,杜凤治还清当官之前的巨额债务是不难的。
三、使钱清晰的知县
杜凤治得到的钱并非他个人的“纯收入”,因为他自己要承担大部分办公费用,仅聘幕客顾小樵统办刑饯两席,每年就要修金千两;另伙食银每月10两,还有几位每年一百到几百两不等的“小席”;此外有“家人”三四十人,这些“家人”多数是协助执行公务的人员,参与警卫、传达、送信、征粮、缉捕、审讯、押解、驻省城办事等等,往往还是知县监督书吏、衙役的代表,他们都由杜凤治支付报酬。当然,无论是幕客还是“家人”,都会利用各种机会牟取额外的利益。
杜凤治的收入还必须按“常例”与各级上司以及上司的幕僚、“家人”分享。如同治六年九月,杜凤治为摆平广宁士绅控案,到省城去活动,花钱斡旋,在日记里写着“此番来省,各宪门包即不轻,现带六百金来省,罄尽无存”,只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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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再借二百(注九)。同治七年二月,杜凤治谒见总督,督署门人可能知道他遇上麻烦事,求督爷帮忙解决,就要求杜凤治送双份门包,否则不代他上手本。杜
凤治生气的说:“这向有定例,无增无减,如何忽然要双份?我非惜钱,此例安可自我开?且此等事是坐省经手,焉有门上与州县亲自较量的?(注十)” 杜凤治认为,送红包给门人(门包)是符合官场规则的,只是反对额外加收,而且门人直接向州县官勒索不成体统。每逢节日、寿丧,杜凤治都要送礼给各级上司,其他一些因各种理由来到广宁的文武官员,也要打点,每个月都有多宗。
在日记中,对每一笔钱银的支出都有详细的记录,只是,对收入的记录却并不多见。
四、精明勤政的知县
广宁县设知县1人,典史1人,学官2人,七房书吏共23人,壮、皂、快三班差役78人,勇目1名,勇丁11名,巡船1只。知县掌管一县的赋役、治安、诉讼、教化、祭祀、考试等各种事务。尽管广宁县不见得秩序整然,但是,靠一名县官,百余名吏役,绝对无法管治这2400平方公里、30多万人口的县!虽然书吏、差役实际上人数比规定要多得多,知县还有私人幕僚和“家人”队伍,但靠这些人仍然不足以使清朝的皇威皇权深入到广宁县的各个乡村。
众所周知,清朝是依靠保甲、宗族、士绅把封建国家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的。只是地保多由庶民充当,没什么地位,背后需要士绅的认可与支持。
杜凤治对广宁士绅首领印象很差:“广宁绅士,无论举人进士,只有人送与数钱银,便为出力。”曾经在咸丰四年红兵起义时率领乡勇收复县城的举人何瑞图,地方志称其“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杜凤治却在日记中其姓名旁边加注:“状棍,时时上控”;说举人陈应星“当秀才时品向不端,中(举)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注十一)。
杜凤治特别藐视广宁那些通过花钱途径当的“绅士”,日记中说:“咸丰三四年起自捐项通融以来,乡曲无赖、僻壤陋夫,无不监生矣。”“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而广宁监生们不称自己是监生,却称做“恩进士”或者“成均进士”,令杜凤治哭笑不得。
不过,尽管杜凤治从心里看不起广宁士绅,但却能够充分利用他们帮自己做事,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杜凤治在广宁当知县十分劳心劳力,说到任后“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 (注十二)。除了公务和官场应酬,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也极少专程去游山玩水。尽管抱怨地方官辛苦,但杜凤治仍然做得十分起劲,而且经常亲自出马深入乡村去指挥剿匪,催征钱粮。
同治五年十一月,石狗(今属四会)生员陈天宠、武举人李拔元通过陈应星报案,著匪谢单只手率匪三四十人“屡屡拦截过往船只,讹索银物,彰明勒诈”,初来乍到的杜凤治即亲自率队下乡剿捕。
五、强势硬腕的知县
杜凤治第一次到广宁任职,之所以一年多就交卸离任前往四会县,是因为他和广宁当地士绅关系搞得不好。 3
征粮是知县的政绩考核,按清朝制度,州县官到期限前欠解钱粮达到一定比例,就会被参革。之前在我们印象中,清朝官吏好像主要逼迫农(庶)民纳粮,但在杜凤治日记里,却多是威胁、扣压绅士,很少过问无粮、少粮的庶民。看来,在士绅、官员、朝廷之间,围绕如何分配剥削农民得来的土地收益问题,存在着不少矛盾。
道光《广宁县志》记载广宁田地山塘水共约207937亩,地丁正银税额7406·18两,杜凤治日记说约7500两,出入不大。按此征收额,平均每亩土地每户居民负担都不算重。但实际上征收额要大得多,日记说加收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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