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色

吴静男

《宜春台诗存》中李梦阳的两句毫无他那个时代的特色，因而在我时代读起来也觉得亲切：人倚楚天尽，风驱湘色来。“人倚楚天尽”写出了人们登庐山的经验，那儿的天空多有荆楚飘过来的云絮，而在宜春台上，我们确实当着从三湘吹来的风气，因而觉得“风驱湘色来”很准确地传达了我这位宜春土著的感觉。你比如说吧，我读湖南作家的作品要多于湖北作家的作品。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启发我写《一个人的宜春方言》已有数年。他的《山南水北》我通读了数遍，于该书每一则后面都写了读书心得。在《再说草木》后面是这样写的——

我们小时候，故意去指别人家的丝瓜、南瓜、冬瓜，而且要当着“别人”的面，心理基础与作者这里说的一致。我们只在意恶作剧对“别人”的效果，从未留心那些被恶作剧的瓜果是否真的就不长了。我家院子里东西两侧都栽有三棵桔树，东边的三棵十几年前就挂果，西边的三棵总长不大，长了二十几年，前年才挂果，树冠还是没东边的一半大。原因么，好象如作者所说：我们家人往往去东边的菜园里，是去西边菜园子里的次数的数倍，因为我家院子的门设在东边，上厕所才到西边的茅茨里去。西边的树觉自己搁在角落里，受冷遇了是吧。这也好象人在单位上不受领导重视，他的作为果真没什么起色。

韩少功的原文是这样的——

这位农妇还警告，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否则它们就会烂心（妻子从此常常对我大声呵斥，防止我在巡视菜园时犯禁，对瓜果的动作过于粗鲁无礼）。发现植物受孕了也不能明说，只能远远地低声告人，否则就会气死。

真会气死？沈从文写过这样一个细节：湘西产橘子，每年做母亲的要找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树地下一问一答地说，甜了吗？甜了。有了跟橘树对话以后，她就相信第二年的橘子是会很甜的。一个不能说，一个偏要说，大概说的内容不一样吧：一个甜言蜜语，一个闲言碎语，甚至恶语相加。我小时候种南瓜，经常去看结了没结小南瓜，如果结了，就要用叶子盖住。长大了反而不要，不怕别人知道。为什么对小南瓜会有担心呢？就是怕别人用手指。这和湖南那边的民俗多么一致啊！这就是“风吹湘色来”的意思。

可是湖南那边的民风为什么不是从江西这边吹过去的呢？刚好《文汇报》最近发表的顾农写的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有帮助：“撒园荽”是二十年代中叶《语丝》上讨论民俗学、文化人类学 的一个热点问题。先是该刊第127期上发表了如病的文章《撒种子的村话》（《闲话拾遗》二十），提供清代小说《野叟曝言》中一个实例支持先前江绍原在《礼部文件之六：<周官>媒氏》（《语丝》第43期， 1925年9月7日）一文中的意见；江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宗明义即道：“《周官》大司徒，掌十二荒政；关于其中的‘多昏’一条，我疑心野蛮时代的中国，本来有以男女交媾去催生物繁殖的风俗，而《周官》所云，乃其残影。”下文对此颇有发挥。《语丝》编者在如病文章之后加按语说，欢迎读者继续提供这一方面的材料，“江先生虽然不在京，本社收发处可以代收，不知道地名的请写北大一院转可也。”稍后132期上发表贺昌群的《撒园荽》一文，引《佩文韵府》“撒园荽”条进一步助成江说，该条云：“《湘山集》：园荽即胡荽，世传布种时口亵语则其生滋盛，故士大夫以秽谈为‘撒园荽’。”贺昌群指出，《湘山集》当是宋朝和尚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一书的略写，此条表明早在宋朝已有这样的民俗，可以用来印证茀来则（现通译弗雷泽）博士《金枝》所说的“野蛮人……相信用了性行为的仪式可以促进稻麦果实的繁衍”。

如果《语丝》上的那场讨论还在继续，韩少功的《再说草木》完全可以寄去助兴，而我从这场讨论中，尤其是弗雷泽关于“两性关系对于植物的影响”的观察——他指出古人及未开化的近人有一种原始观念，认为人间的两性结合对植物的繁茂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影响，因此往往用两性交媾为手段来确保农业的丰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谓“湘色”即“乡色”也。中国唐朝的农民已有更高的文明水平，他们只强调非夫妇二人同时播种不可。古风演变得更为含蓄高雅，或仅简化为“布种时口亵语”。到了文明水平“更高”的宋朝，这一乡色必然要打上理学的烙印，所以“布种时口亵语”以“改良”为“只能远远地低声告人”，进而像我小时候那样用叶子遮住，不让大自然的繁衍感应人们想到人的性行为。相比之下，沈从文的湘西还在享受中国唐朝农民的文明水平。

既然是乡色，也可以从宜春广袤的土地上去找啊！如果我们对此毫不用心，而湖南那边的作者像收集珍宝那样地孜孜不倦地记录他们的乡色，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以为我们这里的乡色是从湖南那边吹过来的湘色。在明月论坛上，我发现万载作者很勤奋，在散文版发表了不少作品，但多为“高于生活”之作，我所期待的那种“每下愈况”式的文字凤毛麟角。如果借用这支力量来收集我们的乡色——自己亲身经历的乡民的农耕经验，其意义将大大超过我对宜春话的收集。现代农业正在扫荡我们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乡色，它们逐渐式微了。恳请明月论坛的作者在抒发自己的爱情、友情、一夜情的同时，拨冗记下哪怕是一条“撒种子的村话”式的文字，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的明月论坛就更丰富了，是类的丰富，而不仅仅是数量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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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杀盐米几多时

李竹深

　　漳州民间过去有一种陋习，即闹矛盾的双方会互撒盐粒，希望将歹运或恶气留给对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撒盐米”，闽南方言称为“杀（seè）盐米”。为什么要“杀盐米”？其习俗是因何而产生？

　　其实“杀盐米”是由“撒芫米”的习俗演化来的。“芫米”即“芫荽”，也写作“园荽”。芫荽又名“胡荽”，俗称“香菜”。系一年生草本植物、叶互生，羽状复叶，花小而白，果可入药，嫩茎和叶可用作调料，是漳州地区名小吃“卤面”的绝佳佐料。据《齐民要术》一书转引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记载：“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芫荽因来自西域，故称“胡荽”。现存十卷本《博物志》没有此段记述，近人范宁《博物志校证》一书将《齐民要术》引文收入《佚文》部分。

　　关于“撒芫荽”，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记录，见宋代僧人文莹《湘山野录》一书之卷中。文不长，迻录如下：

　　冲晦处士李退夫者，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荽，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夫何客至，不能讫事，戒其子使毕事。其子尤矫于父，执余子况之曰：“大人已曾上闻。”皇祐中，馆阁以为雅戏，凡或淡恬清谈，则曰：“宜撒园荽一巡。”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说“撒园荽”时，一定要口诵猥语，这样芫荽才能长得茂盛。到了皇祐间，变成了一种“雅戏”，凡是说些无关紧要的事，就会开玩笑说：撒一圈芫荽。

　　漳州民间何时引入“撒芫荽”的习俗，未见诸记载，亦无从考究。然而初始的“雅戏”又如何演绎为祛除秽气，进而成为咒誓的陋俗？更是茫然。如今“杀盐米”的行为尚保留在漳州一些乡社间，有时没有实际的动作举止，仅是口头上说“杀盐米”而已。淡恬清谈的“撒芫荽”已成为过去，误“杀盐米”的陋俗还将演绎下来。

　　再说“杀盐米”之“杀”字。“杀”在古汉语中另有“散落、散布、流放”诸义，今已少用或不用，但保留在闽南方言中，其汉语语言为sà，闽南方言为seè。如称“抛石头”为“杀石头”。“杀”，古训为“放”，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述舜“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这里的“杀”就是“流放”，余秋雨在其大作中误释为“杀戮”，是不明古义之故。由“放”引申为“散布，散落”，如《晏子春秋·谏下六》：“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又如《墨子·备城门》：“置器备，杀沙砾铁，皆为坏斗。”“杀”，均为“散”之意思，因此方言称“撒盐米”时，应写成“杀盐米”。这也是“闽南方言是古汉语活化石”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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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先生聊民俗，说起芫荽，引用了一段典故：“园荽即胡荽，世传播种时口亵语，则其生滋盛，故士大夫以秽谈为‘撒园荽’。”李渔的《闲情偶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是指杏树：“种杏不实者，以处子常系之裙系树上，便结子累累。”用处子裙系树，亏这个李渔想得出，“撒园荽”之说兴许是真的。

这种心理的性欲化，也表现在生产等方面：“爪哇地方的农家，当稻花开时，农人夫妇每天夜间绕田行走并性交，以促其成熟。”在我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佩文韵府》中‘撒园荽’项下引湘山录云，‘园荽即胡荽’，传布时，口咏袤则滋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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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蚕花

　在嘉兴新篁的清明庙会上，虽然并没有'摸蚕花奶奶'的习俗，却有着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当地 的年轻女子，无论大姑娘、小媳妇，都一律在自己的大襟衣衫上别一块手帕，手帕上又必定有自己手绣的蚕花图案的。她们逛了一天庙会后回家，如果这块手帕被不相干的扯去了，她们就兴高采烈，以为这就是预兆蚕花丰收；如果手帕还留在大襟布衫上安然无恙，她们则垂头丧气，以为不吉利。这块手帕被称为'利市绢头'、'蚕花绢头'。当地习俗，在这种庙会上扯年轻女子的蚕花绢头是被允许的，不认为这是轻薄。这和在含山等地的'轧蚕花'民俗活动中摸了年轻姑娘的乳房不以为是轻薄，恐怕出于同样一种传统心理。只是前者稍显得文明一些，而后者更原始罢了。

　　在杭嘉湖蚕乡，也确实有一部分青年男女是在'轧蚕花'时交上了朋友，而后再由双方父母挽媒说亲，而终于结了婚的。

　　'轧蚕花'习俗延续到建国初。以后，随着各种庙会活动被取消，也就自然消失了。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今后即使一部分庙会活动或许会得到恢复；但这种十分原始古老的习俗，恐怕也已经不会被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

　　但是，我们却仍然有研究它的必要，至少也应该搞清楚它的产生原因吧。

　　也许可以认为：这正是原始人的性行为崇拜的残存。《佩文韵府》卷四引《湘山集》云：'园荽即胡荽，世传布种时口亵语，则其生滋盛，故士大夫以秽谈为'撒园荽'。'说的就是一种性行为崇拜的古俗。当年播种香菜时要在田头说些与性交有关的所谓'村话'，以引起香菜的性行为冲动，使之丰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撒种子说村话'。董仲舒《春冬繁露．请民止雨》所说，汉朝时'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礼，丈夫欲藏，女子欲和而乐神。'《路史·余论》引董仲舒《请雨法》说，为了求雨，'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而止。'也就是一种性行为崇拜。这种原始崇拜是世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