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法清
我的编辑生涯,始于参与编辑《孙犁文集》,应说是三生有幸。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天津市出版局成立不久,在一次局长办公会研究讨论1981年选题计划的时候,时任局长的孙五川同志提出要编辑出版《孙犁文集》。按照他的说法:孙犁同志是全国知名的作家,已经年近古稀,该出一部文集了。百花社要尽快研究一下,抓紧上马。由于在座的大都是新闻出版系统的老人,大家对孙犁创作上的成就均甚了解,这件事也便顺理成章地定了下来。那时我在出版局给局长们当秘书,正在写作《孙犁传略》,与孙犁同志接触较多,五川同志便让我将此事先告诉孙老一下。孙老听后十分高兴。那时为当代作家出文集尚不多见,这件事应说是领风气之先。
百花文艺出版社行动很快,社长林呐同志亲自牵头,立即组成李克明、曾秀苍、张雪杉和顾传菁参加的《孙犁文集》编辑组。为了保证文集编辑工作质量,出版社在研究篇目、校勘文字时,根据孙犁同志意见,特别邀请了对孙犁作品较为熟悉的邹明、冉淮舟、阿凤、沈金梅和我参加。这就是《孙犁文集》作者自序中最后一段的由来。
当时出版社办公用房很紧张,于是在睦南道130号市直机关第二招待所租了一个房间,男女老少一群人挤在那里,研究文集的总体构架和稿件取舍。因为大家都是熟人,而且志同道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起来十分活跃,意见也颇为一致。很快便确定了文集体例和总体结构。全部文集分为七卷五册。第一卷主要收入短篇小说,第二卷为中篇小说,第三卷为长篇小说,第四卷为散文,第五卷为新诗,第六卷为文艺理论,第七卷为杂著。文章排列,分类编年。书前由学识渊博、文字老到的老编辑曾秀苍写一出版说明,并请孙犁同志作一自序,书后附孙犁研究专家冉淮舟所著《孙犁著作年表》。
孙犁同志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坛巨匠,一生创作十分严谨,向来没有追风之作,以各种版本行之于世的作品早有定评,这使文集选目的确定十分顺利。从1938年到1981年,将近半个世纪所写的作品,除去战争年代散失之作,凡属能找到的基本全部收入。这在他的同辈作家中实属罕见。孙犁在自序中说他的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大概就是因了这样的情况。
选目确定之后,就是文字校勘。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除我之外都是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老手,因而这一任务主要是他们承担。大家照顾我这个新手,只分给了我一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实事求是地说,这次文集的编辑工作,我除在编辑和作者之间做了些穿针引线和沟通意见的工作之外,在文字处理上除去对行世二十余年的《风云初记》纠正两处笔误之外,无多贡献。然而对我个人编辑业务水平的提高,却是一个难得见习与实训的机会。尤其难得的是,我从而结识了我们出版界前辈编辑、《山鸣谷应》和《太阳从东方升起》的作者曾秀苍先生并成为挚友,他不但为我提供许多写作《孙犁传略》的素材,而且毛笔手书自己阅读孙犁《书衣文录》有感而作的七律一首以为纪念。这一墨宝我至今仍珍藏在家。
天津市出版局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对《孙犁文集》的出版十分重视。社长林呐不但随时过问编辑工作情况,而且责成出版社资深美术编辑陈新进行版式装帧的总体设计,自己审定之后,还要当面征求孙犁同志意见。局长孙五川不但经常了解此书的编辑进度,而且特别嘱咐我提醒林呐同志要提前备好足够的同一批号印刷用纸,以免出现花口的现象。
孙犁同志对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情况十分满意,稿件发排之后,特意告诉我找一辆车,邀请参与编辑工作的全体同志到津郊一游,同时要请大家吃一顿便饭。按照他的习惯是想请大家吃饺子,后经朋友们建议,改为带些熟食,田间野餐。于是我请百花社出了一辆日本三菱面包车,拉着大家前往北郊青光农场的苹果园。
这次郊游,孙犁同志兴致很高,手持一柄藤木手杖,在苹果园中观看了很多地方,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中午,我们把带去的面包和火腿肠拿出来,搞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园林野餐。
天津作协的朋友们对《孙犁文集》的出版十分关注。文学评论家沈金梅同志特意约我写了一篇全面评介《孙犁文集》的文章,发表于《天津文学》。
《孙犁文集》出版之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发行量达到七万套。
此书出版之后,孙犁同志创作热情日益高涨,报纸杂志常有新作,几年间又陆续出版了《远道集》、《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书。1990年我到孙老家中看望他,闲谈中老人提出文集的增订再版问题。当时我已经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对于《孙犁文集》的再版,我当然十分支持。只是当时各种文集出版了很多,销售情况大都不是很好。我的想法是:不出则已,出则必须引起应有的反响。于是明确表示:文集再版没有问题,只是这书怎么出,需要策划一下。孙犁同志历来不把我当外人,他问我有什么具体想法,我于是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新作旧作统一重编,还是原有文集保留原貌,只把新作和新发现的旧作连同前编未能收录者作为续编,需要斟酌确定;二是考虑到目前市场情况,不做一般性出版,先出文集珍藏版,精印精装,限量发行,获利之后,再重新推出普及版。具体说就是装帧设计要考究,印刷材料要高档,每一套文集的版权页上要加盖作者名章。限印2000套,绝不加印,发行方式和销售价格要灵活掌握。孙犁同志想了一下,说:“我看行。加盖名章,限量发行,鲁迅也这样干过。”至于文集的编法,孙犁同志主张保留七卷五册本原貌,作为前编,然后再补编几卷,作为续编。理由是当年这套书文字校对十分认真,重编重校又得费很大劲;当年参与编辑工作的朋友中有三位已经谢世,保留文集原貌,也算一种纪念。最后,孙犁同志还特别严肃地告诉我一句话:“这套书概不赠阅,谁看谁买。你不送人,我也不送人。如果你送出去一本,就算侵犯我的著作权。”因此,此书是“百花”建社以来唯一没有过赠阅的图书。
原则确定之后,百花社立即组成由张雪杉、李梦英、李华敏等人参加的工作班子,启动编辑工作。经研究,《孙犁文集》续编分为六卷三册。第一卷为小说,第二卷为散文,第三卷为诗歌,第四卷为戏剧,第五卷为理论,第六卷为杂著。书前请孙犁同志写一《文集续编序》,书后附有天津日报文艺部老编辑张金池所著《孙犁著作年表续编》,版式装帧仍由美编室主任陈新同志负责。
孙犁同志对于出版专家一向十分尊重,特意告诉我:“装帧设计,听美编的,你不要干预人家,我也不管。人家那是专家,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将此意原话转告陈新。陈倍受鼓舞,设计也颇费苦心。此书不但版式舒朗,装帧也十分考究,前后连环衬,漆布面硬精装,外加玻璃卡铜版纸精美函套。
校对人员知道孙犁同志对文字要求很严,付印前不但增加校次,而且又在制版后校阅软片,从而切实保证了文字质量。
当这部书印装完毕,我与编辑李华敏前往孙犁同志家中送样书,老人从小李手中接过那八册沉甸甸的文集,神色十分庄重,亲手放在书架上,目视良久,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辈子,都在这套书里了。”事后,他曾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于生前能看到这么一本印本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犁文集》珍藏版的发行,十分顺畅。此书刚一开机,出版消息便见诸报端。出版社又精心印制了一份像贺卡一样精致的订单,首先寄往各地作家协会,上面不但有文集书影、内容提要,还有直销的优惠办法:预付书款者,价格优惠,每套售价198元;书出之后,随行就市,将本着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不断调价。卖到只剩20套时,全部封存,等待若干年后择机拍卖。结果书还没印出来,便收到不少预付款,最后销售到1000元一套。就这价格,有一家很大的书店提出全部买走,出版社没有同意,理由:就剩这点书啦,不能只卖给你们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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