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妙观中三年少

​　王湜华

     “玄妙观中三年少”，是叶圣陶先生为我的手抄本《桐桥倚棹录题词》题的一首诗的头一句，它的下一句是“老寓京华东城道”，因为这“三年少”晚年都住在北京东城区。这三年少，以年齿为序，说的就是我的父亲王伯祥与顾颉刚、叶圣陶。

　　这三位从苏州草桥学堂同学开始，直到“老寓京华东城道”，一直都没有分开，从没有闹过矛盾。这份牢固友谊是非常可贵的。我从小看到我父亲和二老的交情，就非常感动。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草桥学堂的同学。草桥学堂，后来也叫草桥中学，王、顾、叶三公，从“玄妙观中三年少”时代开始，长达七十余年的友谊，是世人瞩目的、令人敬仰的，值得后人世世代代学习。

　　我出生在1935年。不久，1937年抗战就爆发了。叶圣陶先生从上海逃难到内陆去了。顾先生当时在北大和燕大教书，后来还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要逮捕他，所以他又跑到西北去考察教育等，最后也到了内陆昆明。所以这三个好兄弟抗战时期好像断了联系。然而，我父亲和叶老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一直都没有断。上海沦陷后，我父亲留在上海孤岛，家里兄弟姐妹太多，压力太重，所以他没有条件举家迁到内陆，只能坚守在上海租界。当时日本人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所谓的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还能通信，通过香港中转，所以我父亲和叶老之间抗战时期开始通信。可以说七十多年的交情没有断过。

　　草桥学堂离玄妙观不远，观前与观中一带又多书肆书摊，这三位同学从小喜读书，课余往往要去逛逛。

　　草桥时代书籍成为三人友谊基石

　　1907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是这三位同窗考取草桥入学的年份。为什么要说“玄妙观中三年少”呢？草桥学堂离玄妙观不远，观前与观中一带又多书肆书摊，这三位同学从小喜读书，课余往往要去逛逛。他们省下压岁钱、零花钱，也都用来买书，爱读书是他们三位从小就养成的共同爱好。每有所得，不但各自高兴，还往往交换着阅读，成为生活中不可少的乐事。好书、好读书、藏书成了他们一辈子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成了三人友谊的基础之一。

　　他们三人在草桥就学时，即发起组织了“放社”。据《叶圣陶年谱》，组织诗社，取名“放社”是在1908年，当时他们都是二年级的学生，参加者还有吴宾若等人。之所以取名“放社”，是受白居易《放言》的影响，意在放言高歌，抒发自己的志向与政治见解。该社经常组织社友吟诗、联诗、填词、嵌字、对对子等等。在学生时代即有这样的活动，他们思想之活跃可见一斑。它既与学业结合得很紧，又走出了课堂、贴近了生活。

　　学生时代好动，节假日出城远足郊游，自是不可或缺的。尤其苏州更是赛似天堂的地方，出城不远，有的是风景如画的名胜古迹：出阊门，穿过七里山塘，即到虎丘。横塘石湖、枫桥寒山寺等等，都是徒步即达的去处，也都是遍布三人足迹的去处。直到他们晚年，依然是他们回忆中的馀甘。1976年11月7日，叶圣陶先生为谢刚主先生珍藏的《石湖棹歌百首》稿本所题七绝四首的第四首中，还这样写道：

　　中学时期三人行，石湖来去脚边程。

　　桥头塔畔留珍忆，山色波光证友情。

　　读到有关石湖的诗，立即想到的是学生时代的三人行，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回忆啊！

　　他们从草桥学堂毕业以后，因为家境情况不一样，顾先生有条件升学，考上了北大学历史，最后终于成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我父亲和叶圣陶毕业之后就只能找工作谋生，从教小学开始，终于也名垂青史。

　　五个老师住在一间屋子里，合用三张小写字台，点三盏灯。在甪直，叶圣陶和顾颉刚收获了各自的爱情。

　　甪直时代被叶圣陶称为第二故乡

　　毕业之后，我父亲到甪直（音Lùzhí）去当教员。甪直当时是一个水乡，交通很不方便，与苏州的交通全靠水路。当时是我父亲的同学吴宾若在那里当校长，所以就把我父亲也请过去教书。叶圣陶毕业后在言子庙小学教书，后来，我父亲和吴宾若校长也请他过去教书。甪直时代尽管是五个老师住在一间屋子里，合用三张小写字台，点三盏灯这样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文化生活很丰富的时代。在甪直，评弹、昆曲十分盛行。而且那时我父亲和叶先生也喜欢刻图章。我父亲刻得很少，叶老刻得很多，我父亲买了石刀就请他刻，居然刻了很多。

　　甪直时代有一桩事必须一叙。叶圣陶先生与胡墨林结婚是我父亲与顾先生做的大媒。当时叶先生在言子庙小学教书，胡女士是大同女学毕业班的学生。我父亲与计硕民先生熟稔，硕民先生是胡女士的三姑父。胡女士的大姑父是清末民初大史学家章钰。二姑母胡铮子是位女中豪杰，她看中了叶先生的才气，便让硕民先生叫我父亲往叶家去说媒。又由于我父亲与顾先生的作伐顺利成功，这段婚姻又如此成功与美满，真是“无意中中了个头彩”啊！可以说，甪直是叶老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地方。他称之为第二故乡。后来终于也满足他的愿望，他的墓穴现在就葬在甪直。

　　甪直时代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是抢救古塑罗汉的事情。甪直有座保圣寺，大雄宝殿两侧的塑壁十八罗汉，不但个个栩栩如生，而且神态各异；所踞坐的姿态与位置也错落有致，即所谓塑壁。五高小学就在寺旁。那时，顾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他的夫人吴征兰病重，家里将他召回。不久吴夫人病逝，顾先生痛心不已。我父亲邀请他到甪直散心。当他到甪直登岸时，我父亲没有领他到学校，而先领他去了保圣寺。

　　只见寺宇颓败，满目疮痍，眼看着如此精美的古塑，即将毁于一旦……顾先生为祖国重要文物即将损坏而痛心疾首。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呼吁社会，发动抢救，终于成立了一个抢救古塑委员会，以蔡元培先生为首，募集资金，抢救下了半台罗汉。

　　也就在这次顾先生甪直之行中，我父亲将他班上一位优秀学生殷履安介绍给他，并为他们做媒而终于成了婚。此后，我父亲和叶先生先后离开了甪直，而甪直却成了顾先生的外家，有条件的话，年年都必须回去几次，直到日寇侵华、战火烧到苏州为止。

　　大石作在北海和景山之间，出胡同去沙滩北大上课，必须经过故宫神武门外、景山北上门前。这是北京最美丽的地方。

　　教书时代彼此之间比亲兄弟还亲

　　我父亲得到陈嘉庚先生的邀请与聘任，辞了甪直的教职，去厦门集美学校教书。教了两年中学之后，又在顾先生的推荐与介绍下，得到北京大学的聘请，到北大任教北大预科的国文课。

　　那时顾先生和我父亲，还有吴辑熙先生、潘家洵先生同住大石作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里。这所房子是宣统皇帝的师傅伊克坦的故居。当时只有吴先生带了家眷来，所以当时三位单身老师的膳食都由吴家照料。四位老师都是苏州人，相处得很融洽，大有宾至如归之乐。大石作在北海和景山之间、大高殿西侧，是一条十分清静的胡同。出胡同去沙滩北大上课，必须经过故宫神武门外、景山北上门前。那是北京最美丽的地方。

　　这也是一段十分值得回忆的大好时光。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北京旅居，我父亲深深地爱上了北京。这两年也是顾先生大看京剧的时代，并直接导致了他对民俗学的研究。同时，他勤奋认真、博览群书，在这时期，他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说明了历史构成的一条规律，是这一时期疑古思想的代表。叶老在这段时间也到北大教了一年左右的书。因我父亲和顾先生都在北大，又因郑振铎要陪同爱国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来讲《世界语与文学》，叶先生便随同他们一起来到北大，并在大石作与我父亲同榻而住。后来，因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要出生了，叶先生不得不赶回苏州照顾他夫人分娩，而他剩下的课就由我父亲替他代讲。所以说，他们彼此之间真是比亲兄弟还亲。这种不分彼此的情谊，相互之间是一片真心和善良，留给后人的则是一段美谈。

　　上海“一二八之难”我家毁于战火，书一本没剩下。叶先生见此，便把题赠给他的那一本送还给了我父亲。

　　商务时代赠书记录沧桑

　　商务时代，我父亲不但和叶圣陶先生同事，还多次两家为邻。当时商务编辑部的条件很好，对外叫东方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而且供全体编辑人员借阅，手续十分简便。

　　在商务时代，同事朋辈中都是大出成果的时代。我父亲在此时期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书，其中《中日战争》由叶先生作序。我父亲在书出版之后，拿应得的几本样书送朋友，其中就有叶先生和俞平伯先生。我父亲一辈子爱书，从草桥时代开始到“一二八之难”之前，家里的藏书已经小有规模。上海“一二八之难”我家毁于战火，书一本没剩下。叶先生见此，便把题赠给他的那一本送还给了我父亲。到了1939年，叶家在四川乐山，家被日寇炸毁。我父亲就在叶先生送还给他的书上作了一段题记，大致意思是：此书出版时赠送给叶圣陶，后来上海寓所被烧，叶便将此书送还；因为还赠给我父亲，此书又免了乐山一劫。我父亲当年也赠送给俞平伯先生一本，他在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便将他所藏的那一本也送给了我。我将两册书都包了书皮，在书脊上分别题上了“赠叶本”“赠俞本”，一同珍藏。这个故事记录了战争时代的一段沧桑，又体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切和彼此的交情。这种真挚的情谊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但却令人难以忘怀。

　　父亲逝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在书橱的角落里，发现包得好好的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保存的叶先生的信。

　　抗战时期

　　书信记录父亲与叶先生交情

　　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人民惨遭“一二八之难”，遭受当亡国奴之罪，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但凡有条件能力的，都往内陆或乡下逃难。叶先生一家也辗转到了四川。我家因为人口多，我父亲实在无力举家内迁。正好老友刘薰宇要逃难回贵州老家，即把法租界上霞飞路霞飞坊35号的房子转让给我家。我们全家才得从闸北搬到法租界，即所谓上海孤岛，方可相对安全，避开日寇的直接蹂躏。

　　在日寇占领了多半个中国的形势下，留在孤岛的开明同仁日子当然越来越不好过；而逃到内陆的人，虽未遭日寇直接蹂躏，但经常要遭日机轰炸，要逃警报，日子也非常难过。叶家一直逃到了乐山，还是没逃过日寇的轰炸。总算命没丢，已是大幸，而所有书物家什全被炸毁，包括孤岛寄往内陆的信札。信札是最可靠、最直接的史料，与日记具有同等的地位。如能把来往的信札如打乒乓球似的来回对接编在一起读，则更是如闻对方对话，既生动，又亲切。可保存信件却是十分困难的事，首先要双方都重视并予以保存；其次要不遭战乱与水火。仅此二者，即已难上加难。

　　叶先生到内陆后，与留守上海孤岛的开明同仁一直保持通信。信件经过香港转，还是基本可以畅通的。为了简捷，叶先生在信封上总是写“王伯祥先生收”，内容或许是分致各位，或许是诸位共览，览后作复，都汇总到我父亲手中，统一邮递。所以叶先生的来信，除分致各位的由各位保存外，一般复信后也都由我父亲保存。想必上海寄给叶先生的信，叶先生也是好好保存的。如能克服上述两点困难，将信完整保存至今，那该是多么宝贵的抗战八年间人民生活的史料！可惜，乐山叶家被炸，信札片纸无存；而我父亲保存的信据他自己所说，在抗战最昏黑的年代，也自行销毁了。

　　我父亲逝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在书橱的角落里，发现包得好好的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保存的叶先生的信，还连带信封，并编了号，别了条，看得出是我四姐的笔迹，但是不全。是不是销毁时漏烧了一包，还是实在舍不得烧藏起了一包？这只能是个永远的谜……

　　我精心地按顺序将信粘贴在一个大本子上，并当即拿去给叶先生看，其惊喜是可以想象的。当时至善大哥正在紧张地编《叶圣陶集》，而八年抗战的逃难生活究竟是怎么度过的，所留文献资料相对较缺。这宗信件的意外出现，为《叶圣陶集》补上了不少空缺。此后这本书信集，大部分时间待在叶家，直至《叶圣陶集》全部编完，方始归还于我。其珍贵可真是不同一般，这也是我父亲与叶先生交情的重要文献资料。

　　为送大字版《参考消息》给我父亲，叶先生总是让儿媳夏满子陪着，准备好四个五分的硬币，挤公交车来回。

　　晚年时光两人同时喜欢上抄书

　　我父亲和叶先生晚年的生活，自丧偶之后，寂寞自是难免的。而相对于那些无所事事的人而言，生活还是满丰富的。他们关心天下大事，读《参考消息》，听广播看电视，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我父亲白内障严重到难以读报时，还让子女们为他读报、读《参考消息》。那时只有叶先生家订有大字版《参考消息》，一开始我父亲看大字版还勉强，叶先生为此每周必来我家一次，主要就为送一星期的新的，换走上星期的旧的。当然，也为了见个面，聊一会儿天。有时甚至也不一定有更多的话，但见上一面也总是聊以自慰的事。叶先生的级别，出门是可以要车的，但他到我家来，从不要车。那时从东四八条到小雅宝，可以乘坐四站24路公共汽车，来回车资是一毛钱。叶先生总是让儿媳夏满子陪着，准备好四个五分的硬币，挤公交车来回，两头也还是要走不少路的。因为我父亲比他大四岁，腿脚又不如他好，所以总是叶先生来小雅宝看我父亲，几乎成了惯例。而只有春天海棠花开的时候，叶先生必请我父亲、顾先生、俞先生去他家观赏海棠，那是必然要去八条的。

　　在他们的老年生活中，读书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我父亲不大看小说，而叶先生是小说家、作家，当然要看小说的。随着年事的增高，父亲记忆力衰退，一边读进去，一边就忘。为了与忘性作斗争，我父亲往往改读书为抄书。这是在早年就喜好的事，只要遇到难得的好书、孤本等，他总愿意挤时间来抄。这样既过脑深刻，又能留下一本手抄本。晚年时间不是问题，又不用上班，更可静下心来多抄些。我父亲晚年抄的书可真不少。无独有偶，叶先生也有同样的爱好，还为抄书写了首题为《抄书》的诗。在诗中说道，“提笔意始凝，并驱手共脑。徐徐抄写之，徐徐事究讨。细嚼得真味，精鉴乃了了。”

　　顾先生年年必说，我离你爸爸死的年纪只差几年了。我听到此话，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

　　三家情谊“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顾先生以87岁高龄于1980年谢世。他的晚年，能见到弟子、子女辈着手整理他一生的宏富著述，应该说是值得以为慰的。也正因此，他对余年苦少之感慨是十分深沉的。每当我去看望他时，尤其在新年拜年时，他总是首先要说一个内容，就是，我离你爸爸死的年纪只差几年了。年年必说，直说到比你爸爸已多活了一年了为止。我听到此话，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只能想法尽快用别的话题岔开去，而他老人家说此话的心境，我是深深体味得到的：这么一位眼勤手勤笔勤了一辈子的史学家，时间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他是多么希望为人世间多留下些作品啊！顾先生如此对我倾吐心曲，一幕幕时时闪现在我眼前。他那严谨治学、奖掖后进的高尚情操，是永远值得世人称颂的。

　　叶先生对我的奖掖与督教，事例实在太多。尤其在他身后，至善大哥对我的帮助与督促，也是十分感人的。当我写完《王伯祥传》初稿，送去请至善大哥审阅时，他竟连夜仔细审毕，并即约我去，当面一一提出宝贵意见。这种爱护关心小弟弟的真挚，不亚于叶先生对我的奖掖与督教。

　　现在至善大哥也已谢世多年，而王、顾、叶三家的后人，依然多有联系。我想用弘一法师的八个字“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来总结这三位先人的交往。我相信，“玄妙观中三年少”开创的这份牢固友谊，定会代代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