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湜华
“玄妙观中三年少”,是叶圣陶先生为我的手抄本《桐桥倚棹录题词》题的一首诗的头一句,它的下一句是“老寓京华东城道”,因为这“三年少”晚年都住在北京东城区。这三年少,以年齿为序,说的就是我的父亲王伯祥与顾颉刚、叶圣陶。
这三位从苏州草桥学堂同学开始,直到“老寓京华东城道”,一直都没有分开,从没有闹过矛盾。这份牢固友谊是非常可贵的。我从小看到我父亲和二老的交情,就非常感动。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草桥学堂的同学。草桥学堂,后来也叫草桥中学,王、顾、叶三公,从“玄妙观中三年少”时代开始,长达七十余年的友谊,是世人瞩目的、令人敬仰的,值得后人世世代代学习。
我出生在1935年。不久,1937年抗战就爆发了。叶圣陶先生从上海逃难到内陆去了。顾先生当时在北大和燕大教书,后来还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要逮捕他,所以他又跑到西北去考察教育等,最后也到了内陆昆明。所以这三个好兄弟抗战时期好像断了联系。然而,我父亲和叶老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一直都没有断。上海沦陷后,我父亲留在上海孤岛,家里兄弟姐妹太多,压力太重,所以他没有条件举家迁到内陆,只能坚守在上海租界。当时日本人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所谓的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还能通信,通过香港中转,所以我父亲和叶老之间抗战时期开始通信。可以说七十多年的交情没有断过。
草桥学堂离玄妙观不远,观前与观中一带又多书肆书摊,这三位同学从小喜读书,课余往往要去逛逛。
草桥时代书籍成为三人友谊基石
1907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是这三位同窗考取草桥入学的年份。为什么要说“玄妙观中三年少”呢?草桥学堂离玄妙观不远,观前与观中一带又多书肆书摊,这三位同学从小喜读书,课余往往要去逛逛。他们省下压岁钱、零花钱,也都用来买书,爱读书是他们三位从小就养成的共同爱好。每有所得,不但各自高兴,还往往交换着阅读,成为生活中不可少的乐事。好书、好读书、藏书成了他们一辈子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成了三人友谊的基础之一。
他们三人在草桥就学时,即发起组织了“放社”。据《叶圣陶年谱》,组织诗社,取名“放社”是在1908年,当时他们都是二年级的学生,参加者还有吴宾若等人。之所以取名“放社”,是受白居易《放言》的影响,意在放言高歌,抒发自己的志向与政治见解。该社经常组织社友吟诗、联诗、填词、嵌字、对对子等等。在学生时代即有这样的活动,他们思想之活跃可见一斑。它既与学业结合得很紧,又走出了课堂、贴近了生活。
学生时代好动,节假日出城远足郊游,自是不可或缺的。尤其苏州更是赛似天堂的地方,出城不远,有的是风景如画的名胜古迹:出阊门,穿过七里山塘,即到虎丘。横塘石湖、枫桥寒山寺等等,都是徒步即达的去处,也都是遍布三人足迹的去处。直到他们晚年,依然是他们回忆中的馀甘。1976年11月7日,叶圣陶先生为谢刚主先生珍藏的《石湖棹歌百首》稿本所题七绝四首的第四首中,还这样写道:
中学时期三人行,石湖来去脚边程。
桥头塔畔留珍忆,山色波光证友情。
读到有关石湖的诗,立即想到的是学生时代的三人行,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回忆啊!
他们从草桥学堂毕业以后,因为家境情况不一样,顾先生有条件升学,考上了北大学历史,最后终于成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我父亲和叶圣陶毕业之后就只能找工作谋生,从教小学开始,终于也名垂青史。
五个老师住在一间屋子里,合用三张小写字台,点三盏灯。在甪直,叶圣陶和顾颉刚收获了各自的爱情。
甪直时代被叶圣陶称为第二故乡
毕业之后,我父亲到甪直(音Lùzhí)去当教员。甪直当时是一个水乡,交通很不方便,与苏州的交通全靠水路。当时是我父亲的同学吴宾若在那里当校长,所以就把我父亲也请过去教书。叶圣陶毕业后在言子庙小学教书,后来,我父亲和吴宾若校长也请他过去教书。甪直时代尽管是五个老师住在一间屋子里,合用三张小写字台,点三盏灯这样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文化生活很丰富的时代。在甪直,评弹、昆曲十分盛行。而且那时我父亲和叶先生也喜欢刻图章。我父亲刻得很少,叶老刻得很多,我父亲买了石刀就请他刻,居然刻了很多。
甪直时代有一桩事必须一叙。叶圣陶先生与胡墨林结婚是我父亲与顾先生做的大媒。当时叶先生在言子庙小学教书,胡女士是大同女学毕业班的学生。我父亲与计硕民先生熟稔,硕民先生是胡女士的三姑父。胡女士的大姑父是清末民初大史学家章钰。二姑母胡铮子是位女中豪杰,她看中了叶先生的才气,便让硕民先生叫我父亲往叶家去说媒。又由于我父亲与顾先生的作伐顺利成功,这段婚姻又如此成功与美满,真是“无意中中了个头彩”啊!可以说,甪直是叶老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地方。他称之为第二故乡。后来终于也满足他的愿望,他的墓穴现在就葬在甪直。
甪直时代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是抢救古塑罗汉的事情。甪直有座保圣寺,大雄宝殿两侧的塑壁十八罗汉,不但个个栩栩如生,而且神态各异;所踞坐的姿态与位置也错落有致,即所谓塑壁。五高小学就在寺旁。那时,顾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他的夫人吴征兰病重,家里将他召回。不久吴夫人病逝,顾先生痛心不已。我父亲邀请他到甪直散心。当他到甪直登岸时,我父亲没有领他到学校,而先领他去了保圣寺。
只见寺宇颓败,满目疮痍,眼看着如此精美的古塑,即将毁于一旦……顾先生为祖国重要文物即将损坏而痛心疾首。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呼吁社会,发动抢救,终于成立了一个抢救古塑委员会,以蔡元培先生为首,募集资金,抢救下了半台罗汉。
也就在这次顾先生甪直之行中,我父亲将他班上一位优秀学生殷履安介绍给他,并为他们做媒而终于成了婚。此后,我父亲和叶先生先后离开了甪直,而甪直却成了顾先生的外家,有条件的话,年年都必须回去几次,直到日寇侵华、战火烧到苏州为止。
大石作在北海和景山之间,出胡同去沙滩北大上课,必须经过故宫神武门外、景山北上门前。这是北京最美丽的地方。
教书时代彼此之间比亲兄弟还亲
我父亲得到陈嘉庚先生的邀请与聘任,辞了甪直的教职,去厦门集美学校教书。教了两年中学之后,又在顾先生的推荐与介绍下,得到北京大学的聘请,到北大任教北大预科的国文课。
那时顾先生和我父亲,还有吴辑熙先生、潘家洵先生同住大石作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里。这所房子是宣统皇帝的师傅伊克坦的故居。当时只有吴先生带了家眷来,所以当时三位单身老师的膳食都由吴家照料。四位老师都是苏州人,相处得很融洽,大有宾至如归之乐。大石作在北海和景山之间、大高殿西侧,是一条十分清静的胡同。出胡同去沙滩北大上课,必须经过故宫神武门外、景山北上门前。那是北京最美丽的地方。
这也是一段十分值得回忆的大好时光。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北京旅居,我父亲深深地爱上了北京。这两年也是顾先生大看京剧的时代,并直接导致了他对民俗学的研究。同时,他勤奋认真、博览群书,在这时期,他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说明了历史构成的一条规律,是这一时期疑古思想的代表。叶老在这段时间也到北大教了一年左右的书。因我父亲和顾先生都在北大,又因郑振铎要陪同爱国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来讲《世界语与文学》,叶先生便随同他们一起来到北大,并在大石作与我父亲同榻而住。后来,因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要出生了,叶先生不得不赶回苏州照顾他夫人分娩,而他剩下的课就由我父亲替他代讲。所以说,他们彼此之间真是比亲兄弟还亲。这种不分彼此的情谊,相互之间是一片真心和善良,留给后人的则是一段美谈。
上海“一二八之难”我家毁于战火,书一本没剩下。叶先生见此,便把题赠给他的那一本送还给了我父亲。
商务时代赠书记录沧桑
商务时代,我父亲不但和叶圣陶先生同事,还多次两家为邻。当时商务编辑部的条件很好,对外叫东方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而且供全体编辑人员借阅,手续十分简便。
在商务时代,同事朋辈中都是大出成果的时代。我父亲在此时期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书,其中《中日战争》由叶先生作序。我父亲在书出版之后,拿应得的几本样书送朋友,其中就有叶先生和俞平伯先生。我父亲一辈子爱书,从草桥时代开始到“一二八之难”之前,家里的藏书已经小有规模。上海“一二八之难”我家毁于战火,书一本没剩下。叶先生见此,便把题赠给他的那一本送还给了我父亲。到了1939年,叶家在四川乐山,家被日寇炸毁。我父亲就在叶先生送还给他的书上作了一段题记,大致意思是:此书出版时赠送给叶圣陶,后来上海寓所被烧,叶便将此书送还;因为还赠给我父亲,此书又免了乐山一劫。我父亲当年也赠送给俞平伯先生一本,他在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便将他所藏的那一本也送给了我。我将两册书都包了书皮,在书脊上分别题上了“赠叶本”“赠俞本”,一同珍藏。这个故事记录了战争时代的一段沧桑,又体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切和彼此的交情。这种真挚的情谊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但却令人难以忘怀。
父亲逝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在书橱的角落里,发现包得好好的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保存的叶先生的信。
抗战时期
书信记录父亲与叶先生交情
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人民惨遭“一二八之难”,遭受当亡国奴之罪,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但凡有条件能力的,都往内陆或乡下逃难。叶先生一家也辗转到了四川。我家因为人口多,我父亲实在无力举家内迁。正好老友刘薰宇要逃难回贵州老家,即把法租界上霞飞路霞飞坊35号的房子转让给我家。我们全家才得从闸北搬到法租界,即所谓上海孤岛,方可相对安全,避开日寇的直接蹂躏。
在日寇占领了多半个中国的形势下,留在孤岛的开明同仁日子当然越来越不好过;而逃到内陆的人,虽未遭日寇直接蹂躏,但经常要遭日机轰炸,要逃警报,日子也非常难过。叶家一直逃到了乐山,还是没逃过日寇的轰炸。总算命没丢,已是大幸,而所有书物家什全被炸毁,包括孤岛寄往内陆的信札。信札是最可靠、最直接的史料,与日记具有同等的地位。如能把来往的信札如打乒乓球似的来回对接编在一起读,则更是如闻对方对话,既生动,又亲切。可保存信件却是十分困难的事,首先要双方都重视并予以保存;其次要不遭战乱与水火。仅此二者,即已难上加难。
叶先生到内陆后,与留守上海孤岛的开明同仁一直保持通信。信件经过香港转,还是基本可以畅通的。为了简捷,叶先生在信封上总是写“王伯祥先生收”,内容或许是分致各位,或许是诸位共览,览后作复,都汇总到我父亲手中,统一邮递。所以叶先生的来信,除分致各位的由各位保存外,一般复信后也都由我父亲保存。想必上海寄给叶先生的信,叶先生也是好好保存的。如能克服上述两点困难,将信完整保存至今,那该是多么宝贵的抗战八年间人民生活的史料!可惜,乐山叶家被炸,信札片纸无存;而我父亲保存的信据他自己所说,在抗战最昏黑的年代,也自行销毁了。
我父亲逝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在书橱的角落里,发现包得好好的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保存的叶先生的信,还连带信封,并编了号,别了条,看得出是我四姐的笔迹,但是不全。是不是销毁时漏烧了一包,还是实在舍不得烧藏起了一包?这只能是个永远的谜……
我精心地按顺序将信粘贴在一个大本子上,并当即拿去给叶先生看,其惊喜是可以想象的。当时至善大哥正在紧张地编《叶圣陶集》,而八年抗战的逃难生活究竟是怎么度过的,所留文献资料相对较缺。这宗信件的意外出现,为《叶圣陶集》补上了不少空缺。此后这本书信集,大部分时间待在叶家,直至《叶圣陶集》全部编完,方始归还于我。其珍贵可真是不同一般,这也是我父亲与叶先生交情的重要文献资料。
为送大字版《参考消息》给我父亲,叶先生总是让儿媳夏满子陪着,准备好四个五分的硬币,挤公交车来回。
晚年时光两人同时喜欢上抄书
我父亲和叶先生晚年的生活,自丧偶之后,寂寞自是难免的。而相对于那些无所事事的人而言,生活还是满丰富的。他们关心天下大事,读《参考消息》,听广播看电视,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我父亲白内障严重到难以读报时,还让子女们为他读报、读《参考消息》。那时只有叶先生家订有大字版《参考消息》,一开始我父亲看大字版还勉强,叶先生为此每周必来我家一次,主要就为送一星期的新的,换走上星期的旧的。当然,也为了见个面,聊一会儿天。有时甚至也不一定有更多的话,但见上一面也总是聊以自慰的事。叶先生的级别,出门是可以要车的,但他到我家来,从不要车。那时从东四八条到小雅宝,可以乘坐四站24路公共汽车,来回车资是一毛钱。叶先生总是让儿媳夏满子陪着,准备好四个五分的硬币,挤公交车来回,两头也还是要走不少路的。因为我父亲比他大四岁,腿脚又不如他好,所以总是叶先生来小雅宝看我父亲,几乎成了惯例。而只有春天海棠花开的时候,叶先生必请我父亲、顾先生、俞先生去他家观赏海棠,那是必然要去八条的。
在他们的老年生活中,读书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我父亲不大看小说,而叶先生是小说家、作家,当然要看小说的。随着年事的增高,父亲记忆力衰退,一边读进去,一边就忘。为了与忘性作斗争,我父亲往往改读书为抄书。这是在早年就喜好的事,只要遇到难得的好书、孤本等,他总愿意挤时间来抄。这样既过脑深刻,又能留下一本手抄本。晚年时间不是问题,又不用上班,更可静下心来多抄些。我父亲晚年抄的书可真不少。无独有偶,叶先生也有同样的爱好,还为抄书写了首题为《抄书》的诗。在诗中说道,“提笔意始凝,并驱手共脑。徐徐抄写之,徐徐事究讨。细嚼得真味,精鉴乃了了。”
顾先生年年必说,我离你爸爸死的年纪只差几年了。我听到此话,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
三家情谊“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顾先生以87岁高龄于1980年谢世。他的晚年,能见到弟子、子女辈着手整理他一生的宏富著述,应该说是值得以为慰的。也正因此,他对余年苦少之感慨是十分深沉的。每当我去看望他时,尤其在新年拜年时,他总是首先要说一个内容,就是,我离你爸爸死的年纪只差几年了。年年必说,直说到比你爸爸已多活了一年了为止。我听到此话,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只能想法尽快用别的话题岔开去,而他老人家说此话的心境,我是深深体味得到的:这么一位眼勤手勤笔勤了一辈子的史学家,时间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他是多么希望为人世间多留下些作品啊!顾先生如此对我倾吐心曲,一幕幕时时闪现在我眼前。他那严谨治学、奖掖后进的高尚情操,是永远值得世人称颂的。
叶先生对我的奖掖与督教,事例实在太多。尤其在他身后,至善大哥对我的帮助与督促,也是十分感人的。当我写完《王伯祥传》初稿,送去请至善大哥审阅时,他竟连夜仔细审毕,并即约我去,当面一一提出宝贵意见。这种爱护关心小弟弟的真挚,不亚于叶先生对我的奖掖与督教。
现在至善大哥也已谢世多年,而王、顾、叶三家的后人,依然多有联系。我想用弘一法师的八个字“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来总结这三位先人的交往。我相信,“玄妙观中三年少”开创的这份牢固友谊,定会代代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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