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等级碑刻试释

        【关键词】明长城；蓟镇；真保镇；边墙等级；碑刻　　【摘 要】明长城上遗留有大量碑刻，本文对其中涉及蓟镇、真保镇长城等级的碑刻进行了汇总和试释，从而得知蓟镇所修边墙分一、二、三等，真保镇所修边墙分为上等、上中等、下中等和下等，不同等级长城的结构和具体筑法均有一定的法式规格。

　　明代长城上遗留下来的大量碑刻中，以记载边墙修筑情况的为最多。边墙是明长城工程中的主体，结构非常复杂，所需研究的内容也非常多，如墙体结构、种类、等级及其附属设施等，本文仅就所见有关边墙等级的碑刻作一试释，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明实录》等正史中有关边墙工程的记载较多，但未见有边墙等级之说，明人徐日久的《五边典则》卷3“蓟辽总”中，仅以“各墙原分三等”一语带过，而未细言。但在碑文中却有大量的存在，如《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1]《司马台长城》[2]、《明长城考实》[3]等书中收录的长城碑文多有涉及。本文汇总了部分碑文，分别对蓟镇和真保镇所属明长城的等级及不同结构、筑法进行了分析。

　　一、蓟镇长城

　　（一）一等边墙碑

　　1、《抚宁县万历二十二年五月真定民兵营分修一等边墙九丈碑》：“真定民兵营左哨千总武举镇抚周通，二司把总千户曹文献，自北迤南分修一等边城九丈。督工旗牌孙二国，边石匠赵仓等。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吉旦。”[4]此碑文明确了修筑任务是“一等边城九丈”，但未标明规格尺寸。

　　2、《迁西县擦崖子万历十八年春防城工碑》：“……岁次庚寅春防，通津营分修太平路擦崖子正关东稍城四十九号台东空□□起，迤西一等边墙一十六丈，合式如法修完，勒石于左……。”[5]

　　3、《慕田峪长城一等边墙碑》：“万历三十年山东秋防，右营修工军士……分修慕田峪一等边城长三千六百一十八尺，收顶一丈四尺，高连垛口二丈五尺。”[6] 以明一尺约合今32厘米来推算，则“收顶一丈四尺”为4.48米，“高连垛口二丈五尺”合8米。碑文中没有提及所用建筑材料。

　　4、迁安徐流口转角楼内有一方万历三十五年边墙记事碑，其文为：“修建冷板台子七十四号台西窗（空）起，至鸡林山七十六号台东窗（空）止（修）一等边墙八十六丈一尺，下用条石，上接砖垒砌，底阔一丈六尺，收顶一丈三尺，高连垛口二丈五尺。”此碑文记录一等边墙的规格最为全面：“底阔一丈六尺”，合今5.12米；“收顶一丈三尺”，合今4.16米；“高连垛口二丈五尺”，合今8米；用料是下以条石为基，上接用砖垒砌的墙体到顶（含垛口墙）。这应该是法式规定一等边墙的规格。金山岭一带的长城多属这种全砖墙体，在我们的调查所见中为最上乘的边墙。

　　这种一等边墙还应包括隆庆、万历以后经过改造的石砌平头薄墙，即在石墙的基础上内外以石条为基，上部用砖包到顶，也达到了一等边墙的水平。

　　（二） 二等边墙碑

　　1、《青龙县万历四十四年城工碑》：“定州营右部头司把总官晏天福。万历四十四年秋防，分修二等砖边城八丈五尺。督工旗牌马大祥，泥水匠靳歪头，石匠头张八。”[7]（图一）

　　2、《迁西县擦崖子万历四十四年秋防城工碑》：“定州营右部三司把总指挥李国昌。万历四十四年秋防，分修二等砖边城十丈□尺五寸。督工旗牌冯十八，泥水匠头李六，石匠头贺均祥。”[8]（图二）

　　3、《北京怀柔大秦峪二等边墙记事碑》：“钦差山东都司军政检事、统领昌镇秋防……奉文……派修大秦峪二等边墙，长四十五丈，底阔一丈六尺，收顶一丈二尺，高连垛口二丈又三……万历四十二年九月。”[9]

　　4、《北京怀柔东大楼碑》：“山东右营春防……奉文派修……二等边墙六丈九尺五寸，共墙六十五丈。底阔一丈六尺，收顶一丈二尺，高连垛口二丈……万历四十三年四月日立。”[10]

　　上述青龙、迁西二碑文均未记二等边墙的规格，但显示其用材为砖；大秦峪和东大楼碑文则记载边墙“底阔一丈六尺”，合今5.12米；“收顶一丈二尺”，合今3.84米；“高连垛口二丈三尺”，合今7.36米。

　　二等边墙为砖石合筑，其尺寸规格较一等边墙小，与我们调查所见的大量砖石合筑墙体基本相同。砖石合筑墙在边墙中所占比例较大，其修筑方法也区别于一等边墙：有的为外砖内石墙，外面砖包，檐部腰砖以上砖砌垛口墙，而墙内皮为虎皮石墙；有的只修外面垛口墙，而内不修宇墙，形成梯式，可以看出是偷工减料；有的为砖帽石墙，边墙体内外皆为虎皮石墙，只是墙檐腰砖以上用砖砌垛口墙，远看似砖墙，气魄高大，实际石墙占主要部分。

　　（三） 三等边墙碑

　　根据实地调查，三等边墙主要为石边墙，有宽体石墙、窄体石墙、单边墙的不同，但在碑文中凡石墙一律归为三等，至今未见石墙体上出一、二等边墙碑的情况，应是主要按质料不同来区分等级。

　　1、《抚宁县万历十八年秋防创修边城工界碑》：“万历十捌年秋防，定州营左部贰司把总黄喜文，下自立界石起，至叁司把总缪世元工界止，创修叁等边城贰十贰丈肆尺。” [11] （图三）按此碑文，这段山体原本无边墙，故言“创修”。

　　2、《抚宁县万历二十三年创修三等边墙五丈碑》：“……万历二十三年秋防，德州营修完石□木马峪七十八号敌台西空起，至西山崖止，拆修二等边墙四十丈，创修三等边墙五丈，敌台一座。”[12] 由此碑文可知，历年春秋两防时，边墙有拆有修，此次为拆二等边墙后又在原址创建三等边墙。

　　3、《北京延庆大庄科修筑三等边墙记事碑》：“钦差分守黄花镇等处地方驻扎防御□□参将都指挥徐振邻……率修工匠夫四百七十五名，修完……三等边墙□□八分，□□四分，底阔一丈四，收顶一丈四尺,（高连）垛口一丈五尺，通照原形，如法修筑……万历□年十月十四日迩修完讫，计开……。”[13]底阔“一丈四尺”合今4.48米，高连垛口“一丈五尺”合今4.8米，与调查边墙所见的宽体石墙规格接近。这应属上乘石墙，尺寸接近二等砖石合筑墙。这种石墙接近明人刘效祖《四镇三关志》中提及的“平头薄墙”规格。

　　窄体石墙多修在山峰较险处。这种窄体石墙未见碑文记载，但在文献中却可找到。明嘉靖二十九年《提督副都御史何栋修举边防疏略》称：“边墙规格高一丈五尺，共高二丈，根脚一丈，收顶九尺。”[14]其“根脚（底阔）一丈”合今3.1米，“收顶九尺”合今2.8米，“高二丈”合今6.3米。此处未言明等级，但不难看出是嘉靖二十四年前后所行的“平头薄墙”规格。此后墙体增厚，加筑垛口，可行走，主站，是经过改造的“平头薄墙”，实际是目前蓟镇边墙中存在最多的窄体石墙。 　　单边墙是很窄小的一段短墙，一般修在险山脊上，这种墙也属于三等边墙。在滦平金山岭边墙L57-L58之间有一段被称为“瘦马脊”的险山墙体，全长328.3米，墙体只于山脊部用石块、条砖砌成小窄墙，最窄处不足1米，高1.8米左右，墙体上发现有“山东左营三等墙止”的砖刻文字，可见这种窄小的单边墙也属于三等边墙。

　　从上述碑文可以看出，当时构建的边墙有三等，每一等的结构、具体筑法不同。如一等边墙为全部用条石和砖砌成，其规格为收顶4.16~4.48米，底阔5.12米，连垛口高8米。万历时期对口门两侧的墙体进行了砖包、加厚、加固、加高，形成砖包的石芯墙，将原来的石墙提升为砖包墙，即一等边墙。二等边墙为砖石合筑，其底阔5.12米，收顶3.84米，高连垛口7.36米。墙的外皮砖包，内皮仍为虎皮石墙，而垛墙部分为砖砌；有的墙体内外皆为下部条石、上部虎皮石墙，墙檐部腰砖以上为砖筑，可称为“砖帽石墙”。三等边墙皆石砌，但墙体高、厚尺寸规格也各不相同。宽体石墙底阔4.4米，高4.7米，窄体石墙底阔3.1米，收顶2.8米，高连垛口6.3米。

　　需要说明的是，一、二、三等边墙的碑文中记载的尺寸不是绝对的，只是法定式样控制数字，在具体施工中还会因地而异。

　　二、真保镇长城

　　真保镇长城与蓟镇长城在等级上略有不同，见于《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中收入的几方发现于涞源县的边墙工程记事碑。

　　1、《万历四年民兵营修边碑》：“钦差巡抚保定标下民兵营游击将军崔经，部下中军原任都司刘秉锡，督工旗牌官焦时亨，修工兵王守道等一百五十四名，原议增修，今改创修下等边墙二段，共七十丈一尺二寸。第二段北自扑塌石起，至委官王思舜界止，四十丈一尺二寸。于万历四年秋防九月二十日修完，呈报讫。万历四年秋防九月二十日立石。石匠王延美，边匠段阳辉。”（图四）这里明指这一段是新创修的下等边墙[15]。

　　2、《涞源县汤子沟段万历二年长城碑》：“都察院委官、保定府管紫荆关务、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同知报□同，原任大宁都司刘光夫，保定后卫中所百户谢平□□操壮二百四十九名，创修羊栏沟口上等边墙三十七丈一尺八寸四分，北自桃树□起，至□□百户许延福墙界止。甲戌年二月十一日上工，五月二十日□□。”[16]该碑记载了这段上等边墙的长度及起止地点，但没有提及规格、尺寸及用料

　　3、《创修边城碑记》：“……同原任大宁都司神武□□□定后卫中所百户谢平□□操壮二百四十九名，创修□□□口上等边墙三十七丈一尺八寸四分。北自桃树窊起，至□□百户许延福墙界止。□□□二□十一日上工，五月初十日□□。万历四年春防吉旦立石。”（图五）[17]

　　4、涞源县隋家庄《万历四年民兵营修边碑》：“钦差巡抚保定标下民兵营游击将军崔经，部下千总李继祖，督工旗牌官唐国臣，修工兵耿宇等二百三十三名，原议增修，今改创修上等边墙三段，共五十一丈七尺二寸；第二段自乱石嘴起，至浮字十三号台止，一十九丈八尺。于万历四年秋防九月十九日修完，呈报讫。万历四年秋防九月十九日立石。石匠张朝臣等，边匠刘登等。”[18] （图六）

　　另在浮图峪长城2至3号城台之间发现刻有“上中等边墙”字样的碑刻残石。

　　上述四碑皆立于万历时期，当时的涞源县属真保镇辖下边防。真保镇原属蓟镇，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分出，设总兵镇守。从碑文记载可知，真保镇边墙有上等、上中等、下等，分析可能还有中下等，其实等于蓟镇的一、二、三等。

　　

　　边墙中还有一部分山险墙，所占比重也较大。因险制塞是边墙修筑的一个重要原则，《史记·匈奴列传》中即有“因边山险斩溪谷，可善者治之”之说。历代长城都是巧妙地利用地形地貌，明代总结历朝经验，利用山险塞墙，更是不乏实例。山险墙在边墙中很少见于记载，但它却在整个蓟镇边墙中占有一定比例。有的学者不主张把山险墙统计在长城墙体的总数中，这是不对的。从目前的长城调查结果来看，蓟、宣两镇边墙的实际数据与《明实录》等官方记载的长城长度接近，可见当时是把山险墙也统计在总数之中的[19]。关于山险墙的一些问题将另文讨论。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郑绍宗先生的具体指导，特此说明。

　　————————

　　［1］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科学出版社，2009年。

　　［2］晋宏逵：《司马台长城》，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3］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4］ 同［1］，第18页。

　　［5］ 同［1］，第74页。

　　［6］ 同［2］，第24、91页。

　　［7］ 同［1］，第68页。

　　［8］ 同［1］，第90页。

　　［9］ 同［3］，附录二，第303页。

　　［10］ 同［3］，第304页。

　　［11］ 同［1］，第16页。

　　［12］ 同［1］，第19页。

　　［13］ 同［3］，附录二、第306页。

　　［14］ 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

　　［15］ 同［1］，第134页。

　　［16］ 同［1］，第138页。

　　［17］ 同［1］，第141页。

　　［18］ 同［1］，第143页。

　　［19］ 郑绍宗，郑立新：《河北古代长城沿革考略》，《文物春秋》2009年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