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明长城;蓟镇;真保镇;边墙等级;碑刻 【摘 要】明长城上遗留有大量碑刻,本文对其中涉及蓟镇、真保镇长城等级的碑刻进行了汇总和试释,从而得知蓟镇所修边墙分一、二、三等,真保镇所修边墙分为上等、上中等、下中等和下等,不同等级长城的结构和具体筑法均有一定的法式规格。
明代长城上遗留下来的大量碑刻中,以记载边墙修筑情况的为最多。边墙是明长城工程中的主体,结构非常复杂,所需研究的内容也非常多,如墙体结构、种类、等级及其附属设施等,本文仅就所见有关边墙等级的碑刻作一试释,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明实录》等正史中有关边墙工程的记载较多,但未见有边墙等级之说,明人徐日久的《五边典则》卷3“蓟辽总”中,仅以“各墙原分三等”一语带过,而未细言。但在碑文中却有大量的存在,如《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1]《司马台长城》[2]、《明长城考实》[3]等书中收录的长城碑文多有涉及。本文汇总了部分碑文,分别对蓟镇和真保镇所属明长城的等级及不同结构、筑法进行了分析。
一、蓟镇长城
(一)一等边墙碑
1、《抚宁县万历二十二年五月真定民兵营分修一等边墙九丈碑》:“真定民兵营左哨千总武举镇抚周通,二司把总千户曹文献,自北迤南分修一等边城九丈。督工旗牌孙二国,边石匠赵仓等。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吉旦。”[4]此碑文明确了修筑任务是“一等边城九丈”,但未标明规格尺寸。
2、《迁西县擦崖子万历十八年春防城工碑》:“……岁次庚寅春防,通津营分修太平路擦崖子正关东稍城四十九号台东空□□起,迤西一等边墙一十六丈,合式如法修完,勒石于左……。”[5]
3、《慕田峪长城一等边墙碑》:“万历三十年山东秋防,右营修工军士……分修慕田峪一等边城长三千六百一十八尺,收顶一丈四尺,高连垛口二丈五尺。”[6] 以明一尺约合今32厘米来推算,则“收顶一丈四尺”为4.48米,“高连垛口二丈五尺”合8米。碑文中没有提及所用建筑材料。
4、迁安徐流口转角楼内有一方万历三十五年边墙记事碑,其文为:“修建冷板台子七十四号台西窗(空)起,至鸡林山七十六号台东窗(空)止(修)一等边墙八十六丈一尺,下用条石,上接砖垒砌,底阔一丈六尺,收顶一丈三尺,高连垛口二丈五尺。”此碑文记录一等边墙的规格最为全面:“底阔一丈六尺”,合今5.12米;“收顶一丈三尺”,合今4.16米;“高连垛口二丈五尺”,合今8米;用料是下以条石为基,上接用砖垒砌的墙体到顶(含垛口墙)。这应该是法式规定一等边墙的规格。金山岭一带的长城多属这种全砖墙体,在我们的调查所见中为最上乘的边墙。
这种一等边墙还应包括隆庆、万历以后经过改造的石砌平头薄墙,即在石墙的基础上内外以石条为基,上部用砖包到顶,也达到了一等边墙的水平。
(二) 二等边墙碑
1、《青龙县万历四十四年城工碑》:“定州营右部头司把总官晏天福。万历四十四年秋防,分修二等砖边城八丈五尺。督工旗牌马大祥,泥水匠靳歪头,石匠头张八。”[7](图一)
2、《迁西县擦崖子万历四十四年秋防城工碑》:“定州营右部三司把总指挥李国昌。万历四十四年秋防,分修二等砖边城十丈□尺五寸。督工旗牌冯十八,泥水匠头李六,石匠头贺均祥。”[8](图二)
3、《北京怀柔大秦峪二等边墙记事碑》:“钦差山东都司军政检事、统领昌镇秋防……奉文……派修大秦峪二等边墙,长四十五丈,底阔一丈六尺,收顶一丈二尺,高连垛口二丈又三……万历四十二年九月。”[9]
4、《北京怀柔东大楼碑》:“山东右营春防……奉文派修……二等边墙六丈九尺五寸,共墙六十五丈。底阔一丈六尺,收顶一丈二尺,高连垛口二丈……万历四十三年四月日立。”[10]
上述青龙、迁西二碑文均未记二等边墙的规格,但显示其用材为砖;大秦峪和东大楼碑文则记载边墙“底阔一丈六尺”,合今5.12米;“收顶一丈二尺”,合今3.84米;“高连垛口二丈三尺”,合今7.36米。
二等边墙为砖石合筑,其尺寸规格较一等边墙小,与我们调查所见的大量砖石合筑墙体基本相同。砖石合筑墙在边墙中所占比例较大,其修筑方法也区别于一等边墙:有的为外砖内石墙,外面砖包,檐部腰砖以上砖砌垛口墙,而墙内皮为虎皮石墙;有的只修外面垛口墙,而内不修宇墙,形成梯式,可以看出是偷工减料;有的为砖帽石墙,边墙体内外皆为虎皮石墙,只是墙檐腰砖以上用砖砌垛口墙,远看似砖墙,气魄高大,实际石墙占主要部分。
(三) 三等边墙碑
根据实地调查,三等边墙主要为石边墙,有宽体石墙、窄体石墙、单边墙的不同,但在碑文中凡石墙一律归为三等,至今未见石墙体上出一、二等边墙碑的情况,应是主要按质料不同来区分等级。
1、《抚宁县万历十八年秋防创修边城工界碑》:“万历十捌年秋防,定州营左部贰司把总黄喜文,下自立界石起,至叁司把总缪世元工界止,创修叁等边城贰十贰丈肆尺。” [11] (图三)按此碑文,这段山体原本无边墙,故言“创修”。
2、《抚宁县万历二十三年创修三等边墙五丈碑》:“……万历二十三年秋防,德州营修完石□木马峪七十八号敌台西空起,至西山崖止,拆修二等边墙四十丈,创修三等边墙五丈,敌台一座。”[12] 由此碑文可知,历年春秋两防时,边墙有拆有修,此次为拆二等边墙后又在原址创建三等边墙。
3、《北京延庆大庄科修筑三等边墙记事碑》:“钦差分守黄花镇等处地方驻扎防御□□参将都指挥徐振邻……率修工匠夫四百七十五名,修完……三等边墙□□八分,□□四分,底阔一丈四,收顶一丈四尺,(高连)垛口一丈五尺,通照原形,如法修筑……万历□年十月十四日迩修完讫,计开……。”[13]底阔“一丈四尺”合今4.48米,高连垛口“一丈五尺”合今4.8米,与调查边墙所见的宽体石墙规格接近。这应属上乘石墙,尺寸接近二等砖石合筑墙。这种石墙接近明人刘效祖《四镇三关志》中提及的“平头薄墙”规格。
窄体石墙多修在山峰较险处。这种窄体石墙未见碑文记载,但在文献中却可找到。明嘉靖二十九年《提督副都御史何栋修举边防疏略》称:“边墙规格高一丈五尺,共高二丈,根脚一丈,收顶九尺。”[14]其“根脚(底阔)一丈”合今3.1米,“收顶九尺”合今2.8米,“高二丈”合今6.3米。此处未言明等级,但不难看出是嘉靖二十四年前后所行的“平头薄墙”规格。此后墙体增厚,加筑垛口,可行走,主站,是经过改造的“平头薄墙”,实际是目前蓟镇边墙中存在最多的窄体石墙。 单边墙是很窄小的一段短墙,一般修在险山脊上,这种墙也属于三等边墙。在滦平金山岭边墙L57-L58之间有一段被称为“瘦马脊”的险山墙体,全长328.3米,墙体只于山脊部用石块、条砖砌成小窄墙,最窄处不足1米,高1.8米左右,墙体上发现有“山东左营三等墙止”的砖刻文字,可见这种窄小的单边墙也属于三等边墙。
从上述碑文可以看出,当时构建的边墙有三等,每一等的结构、具体筑法不同。如一等边墙为全部用条石和砖砌成,其规格为收顶4.16~4.48米,底阔5.12米,连垛口高8米。万历时期对口门两侧的墙体进行了砖包、加厚、加固、加高,形成砖包的石芯墙,将原来的石墙提升为砖包墙,即一等边墙。二等边墙为砖石合筑,其底阔5.12米,收顶3.84米,高连垛口7.36米。墙的外皮砖包,内皮仍为虎皮石墙,而垛墙部分为砖砌;有的墙体内外皆为下部条石、上部虎皮石墙,墙檐部腰砖以上为砖筑,可称为“砖帽石墙”。三等边墙皆石砌,但墙体高、厚尺寸规格也各不相同。宽体石墙底阔4.4米,高4.7米,窄体石墙底阔3.1米,收顶2.8米,高连垛口6.3米。
需要说明的是,一、二、三等边墙的碑文中记载的尺寸不是绝对的,只是法定式样控制数字,在具体施工中还会因地而异。
二、真保镇长城
真保镇长城与蓟镇长城在等级上略有不同,见于《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中收入的几方发现于涞源县的边墙工程记事碑。
1、《万历四年民兵营修边碑》:“钦差巡抚保定标下民兵营游击将军崔经,部下中军原任都司刘秉锡,督工旗牌官焦时亨,修工兵王守道等一百五十四名,原议增修,今改创修下等边墙二段,共七十丈一尺二寸。第二段北自扑塌石起,至委官王思舜界止,四十丈一尺二寸。于万历四年秋防九月二十日修完,呈报讫。万历四年秋防九月二十日立石。石匠王延美,边匠段阳辉。”(图四)这里明指这一段是新创修的下等边墙[15]。
2、《涞源县汤子沟段万历二年长城碑》:“都察院委官、保定府管紫荆关务、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同知报□同,原任大宁都司刘光夫,保定后卫中所百户谢平□□操壮二百四十九名,创修羊栏沟口上等边墙三十七丈一尺八寸四分,北自桃树□起,至□□百户许延福墙界止。甲戌年二月十一日上工,五月二十日□□。”[16]该碑记载了这段上等边墙的长度及起止地点,但没有提及规格、尺寸及用料
3、《创修边城碑记》:“……同原任大宁都司神武□□□定后卫中所百户谢平□□操壮二百四十九名,创修□□□口上等边墙三十七丈一尺八寸四分。北自桃树窊起,至□□百户许延福墙界止。□□□二□十一日上工,五月初十日□□。万历四年春防吉旦立石。”(图五)[17]
4、涞源县隋家庄《万历四年民兵营修边碑》:“钦差巡抚保定标下民兵营游击将军崔经,部下千总李继祖,督工旗牌官唐国臣,修工兵耿宇等二百三十三名,原议增修,今改创修上等边墙三段,共五十一丈七尺二寸;第二段自乱石嘴起,至浮字十三号台止,一十九丈八尺。于万历四年秋防九月十九日修完,呈报讫。万历四年秋防九月十九日立石。石匠张朝臣等,边匠刘登等。”[18] (图六)
另在浮图峪长城2至3号城台之间发现刻有“上中等边墙”字样的碑刻残石。
上述四碑皆立于万历时期,当时的涞源县属真保镇辖下边防。真保镇原属蓟镇,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分出,设总兵镇守。从碑文记载可知,真保镇边墙有上等、上中等、下等,分析可能还有中下等,其实等于蓟镇的一、二、三等。
边墙中还有一部分山险墙,所占比重也较大。因险制塞是边墙修筑的一个重要原则,《史记·匈奴列传》中即有“因边山险斩溪谷,可善者治之”之说。历代长城都是巧妙地利用地形地貌,明代总结历朝经验,利用山险塞墙,更是不乏实例。山险墙在边墙中很少见于记载,但它却在整个蓟镇边墙中占有一定比例。有的学者不主张把山险墙统计在长城墙体的总数中,这是不对的。从目前的长城调查结果来看,蓟、宣两镇边墙的实际数据与《明实录》等官方记载的长城长度接近,可见当时是把山险墙也统计在总数之中的[19]。关于山险墙的一些问题将另文讨论。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郑绍宗先生的具体指导,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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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科学出版社,2009年。
[2]晋宏逵:《司马台长城》,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3]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4] 同[1],第18页。
[5] 同[1],第74页。
[6] 同[2],第24、91页。
[7] 同[1],第68页。
[8] 同[1],第90页。
[9] 同[3],附录二,第303页。
[10] 同[3],第304页。
[11] 同[1],第16页。
[12] 同[1],第19页。
[13] 同[3],附录二、第306页。
[14] 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
[15] 同[1],第134页。
[16] 同[1],第138页。
[17] 同[1],第141页。
[18] 同[1],第143页。
[19] 郑绍宗,郑立新:《河北古代长城沿革考略》,《文物春秋》2009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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