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
名人的故居,当然应按名人居住时的原貌陈列,以便瞻仰的人们,了解名人生前的生活、工作、爱好等等物质的和精神的状况。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常识吧。
然而,鲁迅故居就有例外。北京鲁迅故居有惊人的例外,绍兴鲁迅故居的例外更为惊人。
北京鲁迅故居
先说北京鲁迅故居的例外。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情断”后,离开了原住的八道湾,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接着鲁迅就“往四近看屋”,1924年5月25日与朱安“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不久,鲁迅母亲也住进新屋。这小小的四合院内,坐北朝南三间:西间是母亲鲁瑞居室;东间是朱安卧室;中间作为餐厅、客厅,厅后向北延伸,建一小屋,作为鲁迅的单身卧室兼工作室,后来人们称之为“老虎尾巴”。三人中在此院子里居住最久的是朱安。朱安在此先送走了鲁迅——鲁迅于1926年8月26日离京南下。后来鲁迅两次从上海来此探望母病,但都是短期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她在南屋设立灵堂,供亲友、鲁迅学生及社会人士吊唁。1943年4月,朱安在此送走了婆母鲁瑞。朱安于1947年6月29日在此逝世。她在这里居住了二十三年,是周家在这座四合院里居住最久的一位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鲁迅故居”。从1949年10月“鲁迅故居”开放的第一天起,就发生了“例外”的故事:不按鲁迅生前在此居住时的格局布置。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朱安的居室在这里消失了,这里没有任何朱安的遗迹。长期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叶淑穗女士在《北京鲁迅故居的朱安居室》(《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10月号)中说:“从建国初起在鲁迅故居对外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在这小小的四合院里却看不到朱安在这里生活过的任何踪迹。朱安原居室的外面挂的是'鲁迅藏书室’的牌子,室内陈列的主要是书籍。这确实是不可理解的。”
北京“鲁迅故居”发生的事,大概有这样一个过程: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将母亲所用的大木床拿走了。朱安就将自己所用的“四尺竹床”搬到西间原婆母的居室,并一直住在那里。她原住的东间,堆放着从南屋搬来的许多鲁迅的藏书。估计她因生活困难,曾拟出售鲁迅藏书,托人编目,才将藏书搬 来的。布置“鲁迅故居”时,就将西屋恢复为鲁瑞居室,朱安的“四尺竹床”,就权充鲁瑞的卧床了,而东间朱安居室既然堆放着许多图书,就成了“鲁迅藏书室”。这样故居中就消失了“朱安居室”。直到1986年,故居翻修后重新开放之际,才恢复“朱安居室”。
有人说:当时许广平参与鲁迅故居的布置工作。许广平在建国之初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工作很忙,忙中挤时间,她确曾对故居的布置提过一些意见,但她决不会提出要勾消故居中朱安一切遗迹的建议。早在鲁迅逝世不久,由周作人、许寿裳、许广平提供素材,编写《鲁迅先生年谱》,最后由许寿裳统稿编定。许寿裳在年谱的初稿中写了:(1906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又写了:“□□年□月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寿裳将年谱初稿寄许广平,请她过目、修改,并在信中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又说:“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直书为'以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谅解。如尊意以为未妥,仍可修改,务请明示为盼。”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年谱>的经过》一文中写下了她的“明示”。对于“朱女士”云云的一条,她说:“至于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对于“许广平”云云的一条,她就直接将“□□年□月”写成“十六年十月”(即1927年10月),将“与许广平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改为“与许广平同居”。这说明,许广平对于朱安,对于与鲁迅的结合,是抱着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态度的。以后,《鲁迅先生年谱》和她写的《<鲁迅年谱>的经过》一文,编入多种书籍,广泛流传,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一印再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都深知许广平在婚恋中的襟怀。她怎么可能提出要在故居的陈列中消失朱安的卧室及其他遗迹呢?
那么,是谁决定故居要这样陈列的呢?概括地说,应是:并不深知鲁迅而又有权的人。他们或许是出于“好意”,以为在故居陈列中消失朱安的踪迹,会有利于“保卫鲁迅”吧?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绍兴鲁迅故居
下面再谈绍兴鲁迅故居陈列中的情况。
一、“大故居”的问题。2004年,绍兴“鲁迅故里”建成,“周家新台门”的大门口上方,装上了“鲁迅故居”的匾额,成了我所说的“大故居”。这新台门原是聚族而居之地。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所说:绍兴覆盆桥周氏房族,到十四世鲁迅出生时,新台门内居住着兴、立、诚、礼、义、信共六房。“周家新台门”可以说是“鲁迅故居”,但必须同时又说明,鲁迅一家只是当时住在新台门里的六房之一。现在把“周家新台门”笼统地说是“鲁迅故居”,不加具体说明,那任何参观者都会以为偌大的一座新台门,就是鲁迅一家,鲁迅家的产业一下子大了数倍。“鲁迅故里”建成不久,周海婴先生应邀去绍兴参观。他回到上海后用绍兴话对我说:“倷格办呢?倷格办呢?鲁迅故居这么一座大台门,人们以为伢(我们)是大地主者。”他已在绍兴谈了他的看法,但好像没有效果。2006年5月,我去绍兴参观了“鲁迅故里”。我以为,海婴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鲁迅故居的陈列怎样合乎历史原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并不很难。新台门于1919年由所住六房联合卖给朱姓。朱家为了驱除周家的“穷气”,将一进仪门、二进大厅、三进神堂、四进后门门廊进行翻造,据说连地基都重新挖掘过。经与1918年绘制的《东陶坊道字号坐北朝南房屋图地四至》(即周家新台门平面图,《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刊有此图照片)相对照,翻造过的仪门、大厅、神堂、门廊,格局仍与原来的相仿;厅、堂旁边和后面的厢房、住房,变动也不大。这座台门作为“鲁迅故居”后,厅、堂、厢房、住房继续延用,问题是不大的;只是那些厢房、住房,不少是空房,参观者穿来穿去,觉得房间很多,却不知道当年是派什么用场的。因此,笔者建议,可否在“鲁迅故居”大门口,设一简明醒目的说明牌,所写大意是:“这座周家新台门,当年由兴房、立房、诚房、礼房、义房、信房共六房聚族而居。鲁迅家是其中的兴房。大厅、大堂是六房公用的。”在众多的厢房、住房中,如果里面完全是空的,那不妨关上门,门上钉一小木牌,上写“此房原为立房住用”或“此房原为诚房住用”等字样;有的房间现在陈列着一些文物,或陈列着史料,门上也同样可以钉上原属何房的小木牌。这样,使参观者对“鲁迅故居”当年聚族而居有一个感性的印象。在此还要顺便说一句:现今厅、堂的布置太富丽堂皇了。要知道当年的周家是在衰败期,正是因为衰败了,才会把这座台门出售的。如果把厅堂里的张灯结采去掉,把厅堂里的字画、家俱能做到“整旧如旧”,那展出、陈列的效果一定会更好。
二、“小故居”的问题。就是说,在周家新台门中,到底哪些房间是鲁迅一房所住用的。解放初,将小堂前一排六楼六底的房屋中间,砌造一堵高墙,高墙之西包括小堂前在内的两楼两底定为故居,在小堂前门口挂一“鲁迅故居”的牌子;高墙之东的四楼四底,由于高墙挡着,观众是无法看到的。当年风气,以穷为荣,将故居定为两楼两底四小间,当然是“小户人家”了。但略知底细的人都知道,不论哪段时期,鲁迅家人口总在十人以上,加上佣工,常住人口总在十四五人,四小间怎么能住得下呢?我和绍兴鲁迅纪念馆历届馆长都相熟,都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几乎都以一笑作为回答,意思似乎是:这样的事不是他们所能定的。那么,鲁迅一家到底有多少住房呢?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说:小堂前一排屋六楼六底,鲁迅家的兴房占四楼四底共八间,大厅旁的厢房七间也属兴房,另有一间放米谷的仓间,加起来共十六间。鲁迅家共十六间房,大半个世纪以来,却一直以四间房为“鲁迅故居”,显然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三、朱安和鲁迅的卧室问题。现今“小故居”中,既有朱安的卧室,又另有鲁迅的卧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解放初,绍兴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同时建立。有一位曾长期在鲁迅家作佣工的长者,在纪念馆工作。他基本上是一个文盲。有人访问他,把他回忆鲁迅的一些说法记录下来,在刊物上发表,后来还编入一些书。坦率的说,这种回忆录,与记录者在访问时的导向很有关。这个回忆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对这桩包办封建婚姻很不满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了。”这段话的每一句都经不住推敲,但“好心人”却从这段话中发展出两种流传广泛的说法:一是说鲁迅结婚后没有多少天就回日本去了。经过一些人的“发展”和“加工”,1981年出版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年谱》(第一卷)中说:“奉母命回绍兴与山阴女士完婚……在家仅停留四天即重返东京。”鲁迅婚后到底在家住了多少天呢?周作人在《鲁迅在东京》中说:鲁迅“丙午(一九9675;六)年夏回乡结婚……秋天再往东京。”周作人在《旧日记里的鲁迅》中又说:“丙午年……夏天回家去,适值鲁迅回来结婚,秋间便同他往东京去。”周作人是当事人,他两次的说法相同,是可信的。而且,周作人本人从南京回到绍兴,告诉家人他已被批准去日本留学,总也要准备些行装,向一些亲友告别,然后与鲁迅同行。这个过程恐怕也不会是仅仅几天吧。而且,按汉语的习惯,从夏季到秋天,也不会指仅仅几天时间。年谱说是鲁迅婚后“仅停留四天”,说得如此具体,可有什么根据?二是说,鲁迅婚后第二天就睡到书房间去了,从此与朱安一直分居。因此,在鲁迅故居中就一直有一间朱安居室,在楼上;有一间鲁迅书房兼卧室,就是楼下小堂前斜对面的小方室。不久前出版的《鲁迅和他的绍兴》大型画册中,朱安居室照片说明的全文是:“鲁迅和原配夫人朱安结婚时的洞房,后为朱安的卧室。”初读这句说明,会令人感到奇怪,其实它有深意存焉。“深意”就是:这里原是洞房,但花烛夜的第二天就分居了,以后就成了朱安的单人卧室。这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呢?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写到1919年12月“一个雨夜”,大哥(鲁迅)突然回到家了。接着周建人说:“大家先不谈搬家的事,让大哥休息,好恢复旅途的疲劳。我和母亲住在小堂前的后间,大哥住在楼上,鹤照住在隔壁祖母住过的房间里。大哥上楼时,母亲告诉他,写了信给运水,希望他能来,既来帮我们搬家,也来和我们告别。大哥很高兴他又要见到运水了。”当时合家人,周作人妻子和两个孩子已先走了,留下等鲁迅来接往北京的是: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还有一位佣工王鹤照。整座台门已卖掉,所有原住的人,都必须在阴历年底前搬走。鲁迅家的东西,该卖的已卖,该送的已送,该寄存的已寄存,全家用房已紧缩到两楼两底。楼上两间,一间住着周建人当时的妻子羽太芳子和他们的一女一儿,另一间住着朱安。鲁迅上楼去睡,在哪个房间里,还要笔者来多费笔墨吗?在周作人的著作中,也有一段文字,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有关的真实情况。但笔者不再引用。笔者并非对这类考证感兴趣,实在是拆穿谎言,匹夫有责,何况是关于鲁迅的谎言!故居中与朱安的卧室相呼应的,还有一间鲁迅卧室,里面陈列着的床、四仙桌,旁写“说明”说是原物。但我查了前面提到过的《周家新台门平面图》、查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正文前的《晚清新台门(西部)》图,都不见这被指为“鲁迅卧室”的方形房间。周建人在数说他家的十六间住用房时,也没有说到这间书房兼卧室。如果厦廊前是一堵墙,这房屋在墙外的桂花明堂里。从小堂前到这屋里,还要往黄门转一圈了,此屋的位置怎么会设计得这样不合理?因而我以为这屋是朱家拆去厦廊的墙以后才造的。周家在这里时,是没有这间房屋的,它不可能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鲁迅长期在日本留学,家里有他的一间书房一直空关着吗?否则,他怎么可能结婚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呢?这都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如果“小故居”陈列的重点在鲁迅少年时期,那就不存在朱安的卧室,而应该有一间三兄弟共用的书房。这才比较合乎历史的原貌。
北京鲁迅故居,竟长达三十六年不见朱安的任何遗迹。绍兴的鲁迅故居,在半个多世纪里将十六间住用房,缩小成两楼两底四间房;又无中生有地设计出鲁迅、朱安分居的两间卧房。这种令人吃惊的弄虚作假的做法,归根结蒂,受伤害的是鲁迅的形象。鲁迅一生反对“瞒”和“骗”。我们的鲁迅研究、鲁迅介绍,怎么能杂入“瞒”和“骗”的做法呢?为了对鲁迅负责,对历史负责,恢复鲁迅故居的历史原貌,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原标题:尊重鲁迅故居的历史原貌
日期:2009-03-13
作者:倪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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