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
名人的故居，当然应按名人居住时的原貌陈列，以便瞻仰的人们，了解名人生前的生活、工作、爱好等等物质的和精神的状况。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常识吧。
然而，鲁迅故居就有例外。北京鲁迅故居有惊人的例外，绍兴鲁迅故居的例外更为惊人。
北京鲁迅故居
先说北京鲁迅故居的例外。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情断”后，离开了原住的八道湾，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接着鲁迅就“往四近看屋”，1924年5月25日与朱安“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不久，鲁迅母亲也住进新屋。这小小的四合院内，坐北朝南三间：西间是母亲鲁瑞居室；东间是朱安卧室；中间作为餐厅、客厅，厅后向北延伸，建一小屋，作为鲁迅的单身卧室兼工作室，后来人们称之为“老虎尾巴”。三人中在此院子里居住最久的是朱安。朱安在此先送走了鲁迅——鲁迅于1926年8月26日离京南下。后来鲁迅两次从上海来此探望母病，但都是短期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她在南屋设立灵堂，供亲友、鲁迅学生及社会人士吊唁。1943年4月，朱安在此送走了婆母鲁瑞。朱安于1947年6月29日在此逝世。她在这里居住了二十三年，是周家在这座四合院里居住最久的一位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鲁迅故居”。从1949年10月“鲁迅故居”开放的第一天起，就发生了“例外”的故事：不按鲁迅生前在此居住时的格局布置。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朱安的居室在这里消失了，这里没有任何朱安的遗迹。长期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叶淑穗女士在《北京鲁迅故居的朱安居室》(《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10月号)中说：“从建国初起在鲁迅故居对外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在这小小的四合院里却看不到朱安在这里生活过的任何踪迹。朱安原居室的外面挂的是'鲁迅藏书室’的牌子，室内陈列的主要是书籍。这确实是不可理解的。”
北京“鲁迅故居”发生的事，大概有这样一个过程：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将母亲所用的大木床拿走了。朱安就将自己所用的“四尺竹床”搬到西间原婆母的居室，并一直住在那里。她原住的东间，堆放着从南屋搬来的许多鲁迅的藏书。估计她因生活困难，曾拟出售鲁迅藏书，托人编目，才将藏书搬 来的。布置“鲁迅故居”时，就将西屋恢复为鲁瑞居室，朱安的“四尺竹床”，就权充鲁瑞的卧床了，而东间朱安居室既然堆放着许多图书，就成了“鲁迅藏书室”。这样故居中就消失了“朱安居室”。直到1986年，故居翻修后重新开放之际，才恢复“朱安居室”。
有人说：当时许广平参与鲁迅故居的布置工作。许广平在建国之初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工作很忙，忙中挤时间，她确曾对故居的布置提过一些意见，但她决不会提出要勾消故居中朱安一切遗迹的建议。早在鲁迅逝世不久，由周作人、许寿裳、许广平提供素材，编写《鲁迅先生年谱》，最后由许寿裳统稿编定。许寿裳在年谱的初稿中写了：(1906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又写了：“□□年□月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寿裳将年谱初稿寄许广平，请她过目、修改，并在信中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又说：“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直书为'以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谅解。如尊意以为未妥，仍可修改，务请明示为盼。”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年谱>的经过》一文中写下了她的“明示”。对于“朱女士”云云的一条，她说：“至于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对于“许广平”云云的一条，她就直接将“□□年□月”写成“十六年十月”（即1927年10月），将“与许广平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改为“与许广平同居”。这说明，许广平对于朱安，对于与鲁迅的结合，是抱着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态度的。以后，《鲁迅先生年谱》和她写的《<鲁迅年谱>的经过》一文，编入多种书籍，广泛流传，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一印再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都深知许广平在婚恋中的襟怀。她怎么可能提出要在故居的陈列中消失朱安的卧室及其他遗迹呢？
那么，是谁决定故居要这样陈列的呢？概括地说，应是：并不深知鲁迅而又有权的人。他们或许是出于“好意”，以为在故居陈列中消失朱安的踪迹，会有利于“保卫鲁迅”吧？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绍兴鲁迅故居
下面再谈绍兴鲁迅故居陈列中的情况。
一、“大故居”的问题。2004年，绍兴“鲁迅故里”建成，“周家新台门”的大门口上方，装上了“鲁迅故居”的匾额，成了我所说的“大故居”。这新台门原是聚族而居之地。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所说：绍兴覆盆桥周氏房族，到十四世鲁迅出生时，新台门内居住着兴、立、诚、礼、义、信共六房。“周家新台门”可以说是“鲁迅故居”，但必须同时又说明，鲁迅一家只是当时住在新台门里的六房之一。现在把“周家新台门”笼统地说是“鲁迅故居”，不加具体说明，那任何参观者都会以为偌大的一座新台门，就是鲁迅一家，鲁迅家的产业一下子大了数倍。“鲁迅故里”建成不久，周海婴先生应邀去绍兴参观。他回到上海后用绍兴话对我说：“倷格办呢？倷格办呢？鲁迅故居这么一座大台门，人们以为伢（我们）是大地主者。”他已在绍兴谈了他的看法，但好像没有效果。2006年5月，我去绍兴参观了“鲁迅故里”。我以为，海婴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鲁迅故居的陈列怎样合乎历史原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并不很难。新台门于1919年由所住六房联合卖给朱姓。朱家为了驱除周家的“穷气”，将一进仪门、二进大厅、三进神堂、四进后门门廊进行翻造，据说连地基都重新挖掘过。经与1918年绘制的《东陶坊道字号坐北朝南房屋图地四至》（即周家新台门平面图，《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刊有此图照片）相对照，翻造过的仪门、大厅、神堂、门廊，格局仍与原来的相仿；厅、堂旁边和后面的厢房、住房，变动也不大。这座台门作为“鲁迅故居”后，厅、堂、厢房、住房继续延用，问题是不大的；只是那些厢房、住房，不少是空房，参观者穿来穿去，觉得房间很多，却不知道当年是派什么用场的。因此，笔者建议，可否在“鲁迅故居”大门口，设一简明醒目的说明牌，所写大意是：“这座周家新台门，当年由兴房、立房、诚房、礼房、义房、信房共六房聚族而居。鲁迅家是其中的兴房。大厅、大堂是六房公用的。”在众多的厢房、住房中，如果里面完全是空的，那不妨关上门，门上钉一小木牌，上写“此房原为立房住用”或“此房原为诚房住用”等字样；有的房间现在陈列着一些文物，或陈列着史料，门上也同样可以钉上原属何房的小木牌。这样，使参观者对“鲁迅故居”当年聚族而居有一个感性的印象。在此还要顺便说一句：现今厅、堂的布置太富丽堂皇了。要知道当年的周家是在衰败期，正是因为衰败了，才会把这座台门出售的。如果把厅堂里的张灯结采去掉，把厅堂里的字画、家俱能做到“整旧如旧”，那展出、陈列的效果一定会更好。
二、“小故居”的问题。就是说，在周家新台门中，到底哪些房间是鲁迅一房所住用的。解放初，将小堂前一排六楼六底的房屋中间，砌造一堵高墙，高墙之西包括小堂前在内的两楼两底定为故居，在小堂前门口挂一“鲁迅故居”的牌子；高墙之东的四楼四底，由于高墙挡着，观众是无法看到的。当年风气，以穷为荣，将故居定为两楼两底四小间，当然是“小户人家”了。但略知底细的人都知道，不论哪段时期，鲁迅家人口总在十人以上，加上佣工，常住人口总在十四五人，四小间怎么能住得下呢？我和绍兴鲁迅纪念馆历届馆长都相熟，都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几乎都以一笑作为回答，意思似乎是：这样的事不是他们所能定的。那么，鲁迅一家到底有多少住房呢？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说：小堂前一排屋六楼六底，鲁迅家的兴房占四楼四底共八间，大厅旁的厢房七间也属兴房，另有一间放米谷的仓间，加起来共十六间。鲁迅家共十六间房，大半个世纪以来，却一直以四间房为“鲁迅故居”，显然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三、朱安和鲁迅的卧室问题。现今“小故居”中，既有朱安的卧室，又另有鲁迅的卧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解放初，绍兴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同时建立。有一位曾长期在鲁迅家作佣工的长者，在纪念馆工作。他基本上是一个文盲。有人访问他，把他回忆鲁迅的一些说法记录下来，在刊物上发表，后来还编入一些书。坦率的说，这种回忆录，与记录者在访问时的导向很有关。这个回忆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对这桩包办封建婚姻很不满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了。”这段话的每一句都经不住推敲，但“好心人”却从这段话中发展出两种流传广泛的说法：一是说鲁迅结婚后没有多少天就回日本去了。经过一些人的“发展”和“加工”，1981年出版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年谱》（第一卷）中说：“奉母命回绍兴与山阴女士完婚……在家仅停留四天即重返东京。”鲁迅婚后到底在家住了多少天呢？周作人在《鲁迅在东京》中说：鲁迅“丙午（一九9675;六）年夏回乡结婚……秋天再往东京。”周作人在《旧日记里的鲁迅》中又说：“丙午年……夏天回家去，适值鲁迅回来结婚，秋间便同他往东京去。”周作人是当事人，他两次的说法相同，是可信的。而且，周作人本人从南京回到绍兴，告诉家人他已被批准去日本留学，总也要准备些行装，向一些亲友告别，然后与鲁迅同行。这个过程恐怕也不会是仅仅几天吧。而且，按汉语的习惯，从夏季到秋天，也不会指仅仅几天时间。年谱说是鲁迅婚后“仅停留四天”，说得如此具体，可有什么根据？二是说，鲁迅婚后第二天就睡到书房间去了，从此与朱安一直分居。因此，在鲁迅故居中就一直有一间朱安居室，在楼上；有一间鲁迅书房兼卧室，就是楼下小堂前斜对面的小方室。不久前出版的《鲁迅和他的绍兴》大型画册中，朱安居室照片说明的全文是：“鲁迅和原配夫人朱安结婚时的洞房，后为朱安的卧室。”初读这句说明，会令人感到奇怪，其实它有深意存焉。“深意”就是：这里原是洞房，但花烛夜的第二天就分居了，以后就成了朱安的单人卧室。这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呢？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写到1919年12月“一个雨夜”，大哥（鲁迅）突然回到家了。接着周建人说：“大家先不谈搬家的事，让大哥休息，好恢复旅途的疲劳。我和母亲住在小堂前的后间，大哥住在楼上，鹤照住在隔壁祖母住过的房间里。大哥上楼时，母亲告诉他，写了信给运水，希望他能来，既来帮我们搬家，也来和我们告别。大哥很高兴他又要见到运水了。”当时合家人，周作人妻子和两个孩子已先走了，留下等鲁迅来接往北京的是：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还有一位佣工王鹤照。整座台门已卖掉，所有原住的人，都必须在阴历年底前搬走。鲁迅家的东西，该卖的已卖，该送的已送，该寄存的已寄存，全家用房已紧缩到两楼两底。楼上两间，一间住着周建人当时的妻子羽太芳子和他们的一女一儿，另一间住着朱安。鲁迅上楼去睡，在哪个房间里，还要笔者来多费笔墨吗？在周作人的著作中，也有一段文字，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有关的真实情况。但笔者不再引用。笔者并非对这类考证感兴趣，实在是拆穿谎言，匹夫有责，何况是关于鲁迅的谎言！故居中与朱安的卧室相呼应的，还有一间鲁迅卧室，里面陈列着的床、四仙桌，旁写“说明”说是原物。但我查了前面提到过的《周家新台门平面图》、查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正文前的《晚清新台门（西部）》图，都不见这被指为“鲁迅卧室”的方形房间。周建人在数说他家的十六间住用房时，也没有说到这间书房兼卧室。如果厦廊前是一堵墙，这房屋在墙外的桂花明堂里。从小堂前到这屋里，还要往黄门转一圈了，此屋的位置怎么会设计得这样不合理？因而我以为这屋是朱家拆去厦廊的墙以后才造的。周家在这里时，是没有这间房屋的，它不可能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鲁迅长期在日本留学，家里有他的一间书房一直空关着吗？否则，他怎么可能结婚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呢？这都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如果“小故居”陈列的重点在鲁迅少年时期，那就不存在朱安的卧室，而应该有一间三兄弟共用的书房。这才比较合乎历史的原貌。
北京鲁迅故居，竟长达三十六年不见朱安的任何遗迹。绍兴的鲁迅故居，在半个多世纪里将十六间住用房，缩小成两楼两底四间房；又无中生有地设计出鲁迅、朱安分居的两间卧房。这种令人吃惊的弄虚作假的做法，归根结蒂，受伤害的是鲁迅的形象。鲁迅一生反对“瞒”和“骗”。我们的鲁迅研究、鲁迅介绍，怎么能杂入“瞒”和“骗”的做法呢？为了对鲁迅负责，对历史负责，恢复鲁迅故居的历史原貌，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原标题：尊重鲁迅故居的历史原貌
日期：2009-03-13
作者：倪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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