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岁末，友人从上海寄赠一册三联书店的新书《吴宓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此书虽然只收集到吴宓的二百多通书札，却是吴学昭二十年不间断努力的结果，诚属不易。首次结集出版的这批书信，史料价值之高自不待说，除了可以补充《吴宓日记》及其《续编》（吴学昭整理，三联书店1998-2006年出版）缺年的不足，倘能将二者对照研读，必定会有新的收获。
平心而论，二百多通书信，受主既多，时间且长，头绪更是纷繁，单单是中外人名、地名就够复杂的了，能够做到目前这样的水平，确实难能可贵。不过，既然是三联的出品，而且整理者吴学昭与责任编辑吴彬合作多年，拥有外人难以分享的诸多便利，因此有必要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维护三联和两位吴先生的清誉。
先说一说《书信集》（包括《吴宓日记》和其他同类作品）给我的整体印象：古籍整理依然不是三联的强项，中华、上古虽然在退步，但要达到他们的水准，三联仍须下大力气。三联推出的此类作品，繁体竖排的《陈寅恪集》算是一个例外———当然，不是说这套作品没有问题，而是陈寅恪懂的太多太艰深了，挑起错来真不容易；简体横排的日记、书信类作品，就相对容易看出整理、编辑的问题：有些是学养储备不足，有些是经验仍不老到，有些则是不够认真细致。
好在白纸黑字摆在面前，容不得乱说。以下粗略分类，举例证明：
一、格式方面
吴宓的这批书信，如果能够做到繁体竖排，既符合作者一贯的追求，格式、字词等等问题也会自动消失。现在既然选择了简体横排，理应按照“旧者从其旧、新者从其新”的原则，尽量遵循现行的通用标准。遗憾的是，《书信集》最终展示的是不新不旧的奇怪模样。
吴宓写信，严格按照“自谦而敬人”的格式，“抬和阙行礼如仪”。《书信集》显然是想努力维持这一格式，可惜的是，不知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比如，吴宓为了表示自谦，总是按惯例将“宓”写得比正文其他字小一些，《书信集》绝大多数地方处理得当，但也有不少地方没有保持一致，为节约篇幅，现仅将部分页码罗列于后：96、102、117、122、144、302、303、304、314、324、325、328、334、335、360、399、419、429、430、431、432、433页等，其中不乏同在一页而自相矛盾者。与此相对应，他人名号、称谓前的空位，有当空而未空者，如《致吴芳吉》之二十八（第122页），三处“弟”中，最后一处“弟”前未空位；有不当空而空者，如《致胡适》“请派仆人就近送交”云云（第158页。此函见《书信集》卷首插图）。进而言之，《书信集》既然没有选用繁体竖排，此类旧时书札的格式，能否删繁就简、与时俱化？一来可减少误差，二来也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书札钤印也是传统，整理时可作提示，也可略去，但必须保持统一。《书信集》第103、213、215、219、220、222、226、228、242、306、352、414、417等页，均在页下有“落款处盖有吴宓印章”或类似说明。奇怪的是，至少以下数通明明有印章却未加标注：《致李思纯》（第153页）、《致胡适》（第158页）、《致金月波》十二（第321页）、《致汤用彤》（第412页）。这里罗列的仅仅是卷首插页中看得见印章的，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漏网之鱼，不便妄加猜测。
作者出于种种特定考虑，对人名等敏感字词以空格或墨圈代替，这些细节的处理，远比印章更重要。《书信集》第173、344页分别对原信的“空缺”作了必要的说明，然而第352、359、361页未能坚持，难免引发读者不必要的联想。
二、字词方面
吴宓一生反对不规范的简体字，要给这样一个习惯于咬文嚼字的人整理作品，难度当然不小。试举“余”与“抄”为例：《书信集》将表示“剩下”、“零头”等意思的“余”全部保留作“馀”，尽管个别地方可能与国颁或部颁标准不合，至少不会产生歧义。至于将表示“誊写”的“抄”统一处理为“钞”（全书近40处“钞”），则稍嫌矫枉过正。
众所周知，繁体与简体的转换，最考功夫。《书信集》欠当之处如：“乾没”（第139页），应作“干没”：“江西馀干”（第194页），应作“江西余干”：“浙江馀姚”（第220、239页），应作“浙江余姚”：“以誌吾过”（第315页）的“誌”，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志”。
作为姓氏符号的“邱”，不能用“丘”代替（第412页）：“擘画”、“计画”，不能擅自处理为“擘划”（第1页）、“计划”（第320页，凡3处）：“旁晚”径改为“傍晚”（第243页），“牌扁”径改为“牌匾”（第244页），似应在前言（《书信集》既无前言又无凡例，实为缺憾）或后记中作出说明。
汉字数字分大、小写，绝非字形各异，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防止造假，因此，鄙意下列各例均违反了作者原意：“拾贰圆”，易为“十二元”（第158页）：“第贰号”，易为“第二号”（第243页）：“壹佰伍拾陆万圆”，易为“一百五十六万元”（第364页）。此处所列，同样仅限于卷首插页所陈各信，馀者不详。
至于将“一九三四级”径改为“1934级”（第244页），“1942年十一月”径改为“1942年11月”（第399页），也与吴宓的行文习惯相冲突。
而“事事虚已请商”（第327页）中的“虚已”，无论原信如何书写，简体本只能以“虚己”排印：“馀容续详，所怀万端，末罄”（第125页）之“末”，应为“未”之误。
三、其他方面
如前所述，《书信集》卷首附有插页，很好地展现了吴宓原札的真实面貌。如果没有这些图版，许多细小的问题还真的很难被发现。比如：“遇有”，脱“有”（第1页）：“託托徵征误，妄以雲为云”，今刊作“託托徵征误，妄以云为雲”（第244页。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吴宓诗集》第386页亦作“託托徵征误，妄以云为雲”，如以此为准校订原信，也应略作提示）：“其英文文字工夫亦甚深”，脱“文字”（第299页）：“极为欣感”，误为“极为欣慰”（第318页）：“一月二十九晨”，衍作“一月二十九日晨”（第319页）：“1955一年中则甚苦苦”，脱作“1955年中则甚苦”（第319页）：“仍命宓主讲”，脱“命”（第320页）：“黄晦闻师有‘雀啅庭前桐树枝，为渠一雪疗朝饥，……诗’”，今刊作“黄晦闻师有‘雀啅庭前桐树枝，为渠一雪疗朝肌，……诗’”（第320页。按：经查，此诗题为《雪朝方读书姬人来告邻树鸟尽集吾庭因物类之感而作是诗》，首二句即“雀啅阶前桐树枝，为渠一雪疗朝饥”。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第192页）：“答曰”，误为“曰答”（第321页）：“兹不赘叙”，误为“故不赘叙”（第399页）：“考证精详”，误作“考评精详”（第399页）：“由重大往磻溪”，错为“由重庆往磻溪”（第401页）：“在重庆城内集合”，脱“城内”（第415页）。
顺带一提的是，未能以图版的形式刊印于卷首的原信，毕竟占了《书信集》的绝大多数，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全书的讹误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愿这只是我的瞎操心。
最后，再说说几个不好归类的失误。《致吴芳吉》第二十六函称：“《学衡》五十九、六十期，久不出版，令人急杀。”（第119页）信末署“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120页）；第二十七函称：“现正编六十一期。五十九期已出版，六十期正付印，不日寄上。”（第120页）末署“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21页）。两相对照，后一函之“十四日”疑为“二十四日”之误。“至乞丐所写诗七纸”（第170页）“乞丐”二字莫明其妙。
注释部分也有数处失当：第97页注释①、第230页注④之“研究”，似应作“研究员”。佛学家欧阳渐的别名（字），既可作“竞无”，也可作“竟无”，但最好保持一致———第296页作“欧阳竞无”，第351页则改作“欧阳竟无”。第353页注释③，许逢熙的生卒年被标识为“（1987—1953）”，大误！此外，第104页“胡徵”的注释里忘了交代他的字，第118页突然涌现多处“彦久”（只段首有一“胡徵”，下文均用“彦久”指代），且出现胡徵之兄胡牧的名字———原文作“彦久对于其兄（牧），诸多欺瞒隐蔽愚弄之事”。胡牧（字彦尊）、胡徵（字彦久）兄弟在《吴宓日记》里也是“常客”，整理者和责任编辑自然心知肚明，一般读者难免摸不着头脑。试将《吴宓日记》首次出现“胡徵”的注释（第3册，第38页）与《书信集》此处作对比，《书信集》虽增补了“胡元倓之幼子”六字，仍然未涉及其字号。说也奇怪，《吴宓日记》从1925年6月起，一直对胡徵只呼其名而不称其字，好在1937年11月在长沙重逢时终于交代了他的字“彦久”（第6册，第259页）。同为整理吴宓的作品，整理者和责任编辑驾轻就熟，后出转精原本正常，只需在《书信集》第104页“胡徵”注释内补入“字彦久”，在第118页增添“胡牧”的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第263页颇为完备，直接移入即可），问题便迎刃而解。举手之劳，带给读者的便利却不容小觑。
总之，《书信集》出现的瑕疵，既有古籍整理的常见病，也有不够细心导致的失误。本着对于好书求全责备的心态，我尝试着作了一些纠偏补漏。切盼三联从今以往扬长补短，将每一本书视为超市里的一件商品，做精做细，坦然而自豪地应对消费者的挑剔，让我等一众“粉丝”平添更多的敬重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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