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芝生吾兄:
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谢远道寄赠的厚意。
今日偶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当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其中“立言”已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明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立言”。难道其时的立言者都是口说传授吗?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类,难道都是口说而已?至于邓析之书,虽不是今之传本,岂非私人所作?故我以为这一说殊不足用作根据。
第二,“ 《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此说更不能成立。岂一切非问答体之书,皆应在《孟子》之后吗?《孟子》以前的《墨子》等书岂皆是后人假托的?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一个通则又有什么根据?以我所知,则世界文学史上均无此通则。《老子》之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出现于散文之前一个世界通则言之,则《老子》正应在《论语》之前。《论语》、《檀弓》一类鲁国文学始开纯粹散文的风气,故可说纯散文起于鲁文学,可也;说其前不应有《老子》式的过渡文体,则不可也。
第三,“ 《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子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是不是格言式的文体?
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往往如此?翻开《论语》一看,其问答之外,是否章章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是不是“简明之‘经’体?”
怀疑《老子》,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举证据,张怡荪兄曾有驳文,今不复能记忆了。今就我自己所能见到之处,略说于此。任公共举六项:
(一)孔子十三代孙能同老子的八代孙同时。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他梁家便有此事,故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祯祥 ,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少时常同“天”字辈人同时;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只到“祥”字辈。这是假定《史记》所记世系可信。何况此两个世系都大可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称道老子?我已指出《论语》“以德报怨”一章是批评老子。此外“无为而治”之说也似是老子的影响。
(三)《曾子问》记老子的话与《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这是绝不了解老子的话。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道,正是拘谨的人。
(四)《史记》的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五)老子有许多话太激烈了,不像春秋时人说的。试问邓析是不是春秋时人?做那《伐檀》、《硕鼠》的诗人又是什么时代人?
(六)老子所用“侯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人所有。他不记得《易经》了吗?《蛊》上九有“不事王侯”。《坎》象辞有“王公设险”,《离》象辞有“离王公也”。孔子可以说“千乘之国”,而不许老子说“万乘之君”,岂不奇怪?至于“偏将军”
等官名,也不足据。《汉书·郊祀志》不说“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吗?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一二事,说明我此时还不曾看见有把《老子》挪后的充分理由。
至于你说,道家后起,故能采各家之长。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以后的名词,司马谈所指乃是那集众家之长的道家。老子、庄子的时代并无人称他们为道家。故此言虽是,却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写,匆匆达意而已,不能详尽,甚望指正。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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