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梅娘近作及书简》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提及这个话题,论家多循此说,然而却有两点可议。第一,张爱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还没有写出来。据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十一月辍学,开始专事写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纪》月刊发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罗兰》杂志连载《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为《传奇》之第一篇。至于《传奇》单行本出版,则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情了。顺便说一句,梅娘在《我与张爱玲》一篇中说:“一九四二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确。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金锁记》连载于《杂志》月刊。至于梅娘自己,“一九四二年末”确为华北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更早还在长春出版《小姐集》(一九三七年)和《第二代》(一九四零年)两本集子。论家比较二人创作,讲过梅娘,再讲张爱玲,辄言“与此同时”,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二,《宇宙风》杂志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参与此项“读者调查”。该杂志社最初是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五月迁广州,一九三九年五月迁香港,一九四四年八月迁桂林,一九四五年六月又迁重庆。这不是沦陷区的杂志,不会去调查那里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查该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所出各期,均无此类内容。《宇宙风》迁穗后,上海“孤岛”倒是有份《宇宙风乙刊》,不过一九四一年底就停刊了。
《新文学史料》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所载范宇娟作《梅娘著译年表》,说法略有不同。“一九四二年”项下云:“本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分别当选。自此流传开‘南玲北梅’之说。”《梅娘近作及书简》附录刘洁《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一文,亦取此说。如前所述,假如真有这一“调查活动”,也不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二年。而且活动如何办法,亦语焉不详。须知当时南北交通并不便捷,譬如《传奇》一九四四年八月面世,十二月《苦竹》杂志发表沈启无《南来随笔》,尚且说:“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书摊上还没有《传奇》卖。”
虽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致刘洁信二通》)此说毕竟已属约定俗成,而且见载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类文学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
《我与张爱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一九四二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 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 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因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来过。只是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他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容或记错,后来学者应该明辨。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