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梅娘近作及书简》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提及这个话题，论家多循此说，然而却有两点可议。第一，张爱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还没有写出来。据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十一月辍学，开始专事写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纪》月刊发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罗兰》杂志连载《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为《传奇》之第一篇。至于《传奇》单行本出版，则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情了。顺便说一句，梅娘在《我与张爱玲》一篇中说：“一九四二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确。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金锁记》连载于《杂志》月刊。至于梅娘自己，“一九四二年末”确为华北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更早还在长春出版《小姐集》（一九三七年）和《第二代》（一九四零年）两本集子。论家比较二人创作，讲过梅娘，再讲张爱玲，辄言“与此同时”，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二，《宇宙风》杂志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参与此项“读者调查”。该杂志社最初是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五月迁广州，一九三九年五月迁香港，一九四四年八月迁桂林，一九四五年六月又迁重庆。这不是沦陷区的杂志，不会去调查那里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查该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所出各期，均无此类内容。《宇宙风》迁穗后，上海“孤岛”倒是有份《宇宙风乙刊》，不过一九四一年底就停刊了。
《新文学史料》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所载范宇娟作《梅娘著译年表》，说法略有不同。“一九四二年”项下云：“本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分别当选。自此流传开‘南玲北梅’之说。”《梅娘近作及书简》附录刘洁《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一文，亦取此说。如前所述，假如真有这一“调查活动”，也不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二年。而且活动如何办法，亦语焉不详。须知当时南北交通并不便捷，譬如《传奇》一九四四年八月面世，十二月《苦竹》杂志发表沈启无《南来随笔》，尚且说：“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书摊上还没有《传奇》卖。”
虽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致刘洁信二通》）此说毕竟已属约定俗成，而且见载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类文学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
《我与张爱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一九四二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 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 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因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来过。只是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他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容或记错，后来学者应该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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