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森
（一）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以其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在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中赢得了应有的—席之地，成为近现代社会沿革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依照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迨至晚清，小说的命运依旧未见改观。那么，翻译小说异军突起，取得如此之大的建树，原因究竟何在？
原因复杂。
20世纪行将终结，检讨百年历史，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试图从历史学、文学、叙事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重角度予以研究。从翻译与文化研究的视角着眼，追溯翻译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审视翻译小说的主要文化特征，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答上述命题。
在翻译小说勃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传教士用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为小说正名，尤其是确定翻译小说在当时社会中的价值取向。此前，西方传教士了解小说在中国主流文化传统中的边缘地位，所以他们译介西方小说时采取的策略，是回避其称谓。宾威廉将其翻译的英国小说《天路历程》（1853），称为“圣书”。即使是李提摩太，他翻译了美国小说《回头看记略》（1891）之后，也名之为“一如传体”。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转变对于小说的认识，对于翻译小说的兴起所具有的前提意义不言而喻。
以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而论，《昕夕闲谈》（1873）的译者蠡勺居士，在该译作的“小叙”中最早提出了小说具有陶冶性情、启发良心、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
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魂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谁谓小说为小道哉？
正是这种颇为前卫的观念，驱动蠡勺居士翻译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按照他的解读，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可以“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人生，假君子神情毕露……”，并告诫读者不可将他的译作视为本土“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
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从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为提倡小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万国公报》上刊载启事，出资130元悬赏征求“时新小说”，称“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他所要征集的虽然并非翻译小说，却是参照西方小说的模式而设计的“新趣小说”，旨在“劝化人心”，祛除“鸦片”、“时文”、“缠足”等三大积弊。对此，社会予以积极的反映。在一个月的征稿期限之内，竟然收到了162部稿件，使得年近六旬的傅兰雅“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对于如此热烈的反响，傅兰雅认为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日的，欣然将赏资追加到180元，扩大奖励名额，总共褒奖了 20位作者，以往学术界认为，傅兰雅征集“时新小说”有始无终，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小说的认识仍未得到启蒙。笔者新近发现的“时新小说出案”的史料，在前不久于香港举行的“中国翻译工作研讨会”上公布之后，引起与会者的关注，认为有助于匡正误见。
1897年，梁启超研究了欧洲各国改革和日本维新的经验，在《变法通议》与《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等文中，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创作“新编”小说：“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使他深感启蒙民众之于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在亡命日本后，他筹办《清议报》，拟刊载的主要内容就包括“政治小说”的中译本，并率先发表了自己的译作《佳人奇遇》。同年，他又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旁征博引，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使人折服的依据：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枯，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至此，清末关于译介外国小说的政治思考以及接受翻译小说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趋于成熟。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和《黑奴吁天录》（1901）两部小说，开启了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序幕。近代报刊的迅速发展，为翻译和出版外国小说成为社会化的生产提供了物化形态的基础。就当时所谓翻译小说的数量而言，从19世纪50年代至1898年的半个世纪之中，只有区区几部而已，而自 1898年至1919年短短的20余年间，却至少逾越2500部（篇）。清末民初，翻译小说铺天盖地，充斥于市井人家的景象，轰轰烈烈、左右人心的魅力，也许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切描述或者想象的。
（二）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中，文学都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倘若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哲学不再是导引社会发展的精神力 量，文学便可以弥补它们在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中形成的薄弱环节乃至于真空，成为重建信仰及相关价值体系的基础。以上所述，是大名鼎鼎的19世纪英国评论家及诗人M·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8～ 1888）提出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或许阿诺德的视野只是局限于西方世界，但是他的见解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中也可以成立。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由生发到兴盛，风靡于官绅、文人乃至中小学生之中，展示了异邦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情世道，拓展眼界，启迪思想，影响波及妇孺，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神话般的文化现象。这一史实不仅印证了阿诺德提出的命题，而且还显示，时人在翻译小说身上寄托了诸如“新民”、“兴邦”等更多、更直接地干预民众与社会发展的使命。至于那些为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诞生和生产推波助澜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本土人士，他们是否抑或在什么程度上秉承了阿诺德的洞见，目前尚不明了。
翻译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创造出奇迹，固然主要有赖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需要，但是与中外译者对于小说的误读也具有密切的关系，晚清社会通体衰败，致使西方列强得以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接踵而至的便是政治欺侮，资源瓜分，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受奴役的中国人还是外来的侵略者，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改造晚清的民众与社会，只是其动机与目的相异而已。因此，译介外邦小说也只是被青睐而广泛采用的有效的文化手段之一。
在酝酿译介外国小说的初始时期，不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本土文人都试图编织一个小说可以使人脱胎换骨、改天换地的神话。蠡勺居士宣称，小说可以“怡神”，”悦魂”，“使人闻恶则深恶，闻善深善，……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傅兰雅鼓吹“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梁启超以西方为样板，称“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并将小说标榜为“国民之魂”，认为“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有关小说的神话宣传，一方面夸张地放大了小说载荷的潜在价值及其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诱发在苦闷中求索的民众将渴慕的目光投向小说。在整个社会中培育出一种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翻译小说在清末的接受创造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氛围。
既然小说的价值和社会作用被夸大了，若要在一个传统上视小说为“小道”的语境中实现小说的神话，译者就势必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小说自身固有的特性发生冲突。首先，译者需要面对的就是小说的虚构性。译者如若认同并且客观地传达小说的虚构性，显然以使历来轻贱小说的读者将某种非真实的存在敬奉为“国民之魂”。因此，消解小说的虚构性就成为清末民初外国小说译介过程中一种普遍的误读特征，译者往往在译作的序跋中谆谆告诫读者：书中所言之人为真人，所叙之事为实事，所以“切勿作小说观”。即便是在为其所谓“滑稽”小说《滑稽外史》题写的评论中，林纾仍然不忘叮嘱道：“世有其人，则书中即有其事，……故不能以迭更司之书，斥为妄语而弃掷之也。”既要推介小说，同时又劝告读者不可将其作为小说来解读，凸显了清末民初译介外国小说过程中的悖谬现象。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众对于小说的期待心理从无到有，急速膨胀。为了满足社会对于小说的热切需求，至少首先能够在数量上提供足够的资源，五花八门的误读以及相应的误译便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翻译“小说”被分门别类，冠以各种称号，如“政治小说”、“理想小说”、“道德小说”、“外交小说”、“伟人小说”等等，据笔者统计逾越50种之多。其中，张冠李戴，将非小说类作品，甚至非文学作品误读为“小说”者良多，原本为非小说而误读为“小说”的译作，即使较为保守的估计，大概也不会少于这一时期“翻译小说”总量的五分之一。
译者对于“小说”内容，尤其是作品主题的理解、阐释与表达，或许更能够典型地再现清末民初误读外国小说的本质性特征。且不说作为个体的译者的情况，非宗教的综合性刊物《庸言》，几乎每一期都刊载或连载一篇（部）翻译小说，而每一期的目录中都赫然声明其选刊翻译小说的原则是：“欧美名著，断章取义，加以发明。”对于上述种种误读，鲁迅先生曾剖析道：
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评论，便能发现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神话般的社会效应，就在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数百位中外译者对于小说的种种误读。所以也许可以说，误读是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最突出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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