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约瑟夫·布罗茨基
当我们谈论布罗茨基时，他首先是一位诗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被称为“第一俄语诗人”。他是诗歌至上的人。而当我们谈论他的作品时，熟悉的却是他的散文，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的英语散文比起其诗歌来，都拥有更广泛的读者，被更热烈的推崇。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布罗茨基认为，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因此，诗人自然是高于散文家的存在。那么，诗人为什么还要写散文？他曾在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详细的解释，文中列举了诸多现实因素，比如书信往来的需要，必要的教学讲稿、演说，它们“迟早会迫使他写连续接排的句子”。另外，有些内容也无法用诗歌来表述，比如“一部涉及超过三个人物的叙述作品，会抗拒几乎所有的诗学形式，除了原始口头叙事诗。反过来，对历史主体，以及对童年记忆的省思，在散文中似乎更自然”。当然，写作散文能带来的经济收入也是原因之一，毕竟，很少有人可以靠写诗来负担全部生活。他非常清楚的是，一位诗人：“只是理论上可以在不需要写散文的情况下做诗人。”
需要说明的是，布罗茨基所指的散文与我们在中文中常用的散文文体的概念不同，他所指包括小说在内所有的非韵文体裁，和韵文相对。也就是说，在这个概念下，所有的文学体裁被一分为二，一半是诗歌，一般是非诗歌。因此，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三部散文集——1986年的《小于一》（Less Than One）、1992年的《水印》（Watermark）以及1995年的《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除了《水印》篇幅较为短小，是一篇描写威尼斯的长文外（中译本尚未出版），《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两个大部头所收录的内容都远不止回忆、游记，还有讲稿、演说，及对诗歌进行的文本细读、公开信等等。
继去年底《小于一》的中文版问世后，今年，我们又读到了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这本书的译者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翻译家刘文飞。早在1991年，刘文飞就开始写作有关布罗茨基的博士论文，当时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极少，其作品的中文译介只有王希苏和常辉翻译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布罗茨基得知后，曾用打字机写下：“非常感谢你在写有关我的博士论文，希望你的写作顺利成功。”虽然他们的直接交往只限于此，但刘文飞和布罗茨基的朋友们建立了很深的交往，尤其是布罗茨基的重要研究者列夫·洛谢夫。2003年，刘文飞写作的《布罗茨基传》先于洛谢夫的版本问世，此后他又将洛谢夫写作的《布罗茨基传》翻译成中文，并相继翻译了多篇布罗茨基散文，集结为《文明的孩子》出版等等。
《悲伤与理智》是布罗茨基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书中收纳的最后一篇《悼念史帝芬·斯彭德》写作后不到半年，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这本书和《小于一》的写作时间跨越了近10年，所收录的是布罗茨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作品，也包括了其获奖演说等。但无论从全书的写作结构、布局还是语言等构成因素上看，两本书都没有明显的伯仲之分，甚至书中所呈现的对苏联的态度，也没有明显的变化。用刘文飞的话说，像布罗茨基这样的天才写作者，最初就站在自己最高的水准之上，并始终维持。
这本书的书名《悲伤与理智》，可以简单粗略地概括布罗茨基的散文与诗歌的基本特征，但是广义地用于诗歌的“悲伤”和常出现在散文论述中的“理智”，在布罗茨基这里恰恰相反，他的诗歌代表理智而散文反倒散发出更加丰富的情感。或也可以说，因为这种相反于常态的存在，原本站于对立面上的悲伤与理智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作品中得以共存。
他对诗风的追求和喜好，我们可以间接地从他在诺奖演说中所列出的诗人名单了解到——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认为这五位诗人比自己更有资格站在那里接受荣耀。“曼德尔施塔姆有一部诗集叫作《石头》，实际上，布罗茨基认为诗就应该写得像石头一样，要具有雕塑感，其中要包含理性、哲理、公式。他最反感的是浪漫派、象征派。他写诗时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语境包围，而他所不喜欢的正是苏联的那种伪抒情。于是，他自己用存在主义态度写诗。如果一定要给他的诗歌定义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有关人的存在的无奈。”刘文飞说。
布罗茨基的诗歌是传统的还是先锋的？他坚持诗歌至上的理念及态度就反映出，他首先是“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人。他强调语言的主宰，夸大诗人在写作中的被动性——“诗人清楚，语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他不止一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将拯救世界”的命题，并提出自己的命题“美学为伦理学之母”。他认为：“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他甚而强调：“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念。直到今天，俄国学术界都非常强调他对于俄国诗歌传统的继承，认为他是俄国文学“青铜时代”的代表之一。但另一些声音则更看重他文体的实验性，认为他是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文学史上对作家的评价时有出现的悖论发生在了布罗茨基身上，正、反结论同时成立，只是评论者的出发点不同而已。
刘文飞认为，布罗茨基诗中呈现的存在主义态度并没有主宰其散文世界，“写散文时他加入了更多非理性的因素，语言是非逻辑的、跳跃的，他在散文中投入了比诗歌中更多的情感色彩，这同样是一个悖论”。他将布罗茨基的散文定义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体裁——“诗散文”，即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它与散文诗的区别在于其文体上更多地指向散文，但写作却是从诗的思维出发，内核是诗性的。“《悲伤与理智》中的21篇散文均以诗为主题，均用诗的手法写成，均洋溢着浓烈的诗兴和诗意，它们的确是诗性的散文，但若仅把它们视为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以另一种体裁形式的继续，这或许是对布罗茨基散文的主题和体裁独特性的低估，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贬低。”
在普通读者的层面，对布罗茨基诗歌和散文的接受度还受到了语言的客观因素限制，前者几乎全部使用俄语写就，即便是他在1964年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1972年由苏联政府变向驱逐出境辗转西方后，诗歌的写作依然使用俄语，而后者则基本用英语呈现。虽然在1963年布罗茨基的诗歌《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传到西方后就为其奠定了诗名，此后诗歌又为他带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桂冠诗人”等至高的荣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俄语的特殊格律很难被翻译，致使始终俄国人更爱他的诗歌，西方人更喜欢读他的散文。
西方人还常以洋洋得意的姿态欣赏和接受布罗茨基——这位天才曾被苏联遗弃，却被自己造就成了文学英雄。布罗茨基对此不予认同，并有意地淡化自己的受难经历。1988年，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向学生们提出了明确的忠告：“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牺牲者的位置上去。……牺牲者的位置不无诱人之处。它能博得同情，博取名声。五湖四海都陶醉在那以牺牲者的意识为标识的精神折扣品的阴云里。这是一套完整的牺牲者文化，它小至私人顾问，大至国际信贷。暂且不论这个系统所标榜的目的，其最终结果就是降低人们期待门槛，于是，可怜的优势就有可能被视为，或被宣称为一项重大成就。”
因此，布罗茨基对传记的态度也有所保留。他在给其好友、诗人库什涅尔的诗集所写的序言中调侃道：“跟其他诗人相比，这个诗人的一生几乎没有大的事件发生。一个诗人会有很多、很好的传记吗？据我看来，一个一生充满了起伏跌宕的重大事件的人，是不大可能写诗的。”他所指的拥有丰富传记的人多半是政客。他认为，人生的经历或者说人与人的传记之间并没有过多的差异：出生、上学、工作、结婚，乃至离婚……一个诗人能写出有关爱的一瞬与其拥有多少爱情经历并没有过多关联。因此，他的受难经历也并不是成就他诗歌的必要因素。
当然，他也并没有全然地回避将个人经历书写进作品之中，或者说也不可能将经历和作品完全割裂。收录在《小于一》中的《一个半房间》、《悲伤与理智》中的《战利品》和《一件收藏》等等，都是拥有传记色彩的回忆录。在其他非传记性质的文章中，同样可以见到其个人经历的影子，比如他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描写列宁格勒，诸多生活中的元素被当作象征符号、隐喻用以传递着他对于过往的态度，正如刘文飞所说：“自传是他的材料，他将经历变成了审美对象。”
《悲伤与理智》的译者刘文飞
淡化自己的受难经历，也使布罗茨基可以尽量免于成为某一种政治声音的工具，比如“应邀”去抨击共产主义之类。在某种层面上这也表明了布罗茨基对待政治与诗歌关系的立场。他曾调侃说，无论在俄语还是英语中，政治和诗歌之间唯一的相同之处是最前面两个字母所构成的第一音节，除此再无其他。他强调诗人要远离政治。但是，他的诗歌同时又是很意识形态化的，他会去解构专制、解构帝国的意识、解构人所受到的束缚。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散文中清楚地看到，《小于一》、《战利品》都充满着对苏联社会的调侃、影射和抗议。刘文飞解读说：“这种抗议不像是一般的前苏联政治流亡者，布罗茨基所针对的是对个性充分发展的束缚、对自由的阻碍，他同样认识到美国社会中存在阻碍，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同样，在他的《论独裁》中的立场，对于独裁、专制的反对也拥有普遍意义，而未必只针对某一个政府，他所反对的专制也包括金钱、趋同意识等造成的专制。布罗茨基想要通过创作和自己的生活姿态强调人的个性，他认为只有在诗歌中才能对生活中出现的同一反复做出某种抵抗。如果我们非要去强调布罗茨基在当下被阅读的意义，这或许就是重要的通路之一。
诗歌与散文、传统与先锋，有关诗人之于传记、政治的关系，以及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论证等等，种种悖论在布罗茨基的作品中显现出来。也许他在诺奖演说时所说的“我这一行当的人很少认为自己具有成体系的思维，在最坏的情况下，他才自认为有一个体系”，正是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刘文飞则认为：“一个生活在古典主义时代的天才也许可以很单一，但当代的天才一定是悖论的。他永远无法完全贯彻自己的人生哲学，因而处在矛盾之中，也只有这样他才深刻，才本真。一个人永远说一种话，可能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会是一个很好的商人、政治家。”
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约瑟夫·布罗茨基和他的著作《悲伤与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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