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老歌《二月里来》谈起
孙晓忠
1939年延安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月,诗人塞克在音乐家冼星海催促下写了一组记录这场运动的诗,旋即被冼星海谱成《生产大合唱》组曲。《二月里来》就是其中的一首,因其“浓重风味”的江南旋律,极受鲁艺师生欢迎,还没正式排演,这首小调就已经在延安传唱开来,真正实现了冼星海早年倡导音乐大众化的“普遍音乐”理念。
“五四”以来,中国的音乐歌曲就一直在摸索大众化的途径。可以说,早期的左翼歌曲主要叙述城乡底层人的苦难和歌唱劳工神圣,显示了左翼音乐的启蒙和阶级动员的特征。除学堂乐歌外,还有不少歌曲是为左翼或左翼倾向的电影配乐,如《渔光曲》、《秋香》等即是同名电影的歌曲,这类歌曲超越了早期左翼歌曲的空洞呐喊,因其细腻描写底层人的日常生活而获得认可。
真正的“红歌”诞生于江西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歌颂红军,也开始出现歌颂领袖的歌曲,如《十送红军》等。但一直到抗战结束前,这一类歌曲的重要功能都是抗战动员,其主题是战争和苦难,风格多是悲壮的。到了延安时期,左翼歌曲的内容、形式和精神风貌才发生了变化。在大众化形式上,更注重汲取民间的乡村歌谣之风,内容上更具体地描写日常生活“小事”。更重要的是,乐观昂扬的情绪取代了此前的苦难叙事的悲观和悲壮,这一类歌曲就是以《二月里来》为代表。
《二月里来》描写新春伊始,延安乡村“家家户户种田忙”的繁荣场面,当时的延安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加上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物资供应极端困难,虽然歌词第五段“咱们能熬过这痛苦的现阶段”一句交代了歌唱者其实仍处在最痛苦的物资匮乏阶段,但歌唱者却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这一时期延安为克服物资困难,发起了军民大生产运动,另一首同主题的歌曲就是1943年贺敬之和马可合作的《南泥湾》,歌颂三五九旅的垦荒奇迹。
《二月里来》原歌曲共有六段歌词,但是建国后传唱的只有四段。其中第四段歌词交代了边区1939年大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开荒二十万垧,多产三十万担粮食。但也因第三、第四段歌词太过历史性和时效性,建国后在传唱中或在教材中,这两段歌词均被删除。原第三段沿着第二段写农民“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的朴素而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继续唱到“今天的仇恨不算私账,自己的过失都可原谅”,因为当时边区对地主的政策比较宽容,施行的是减租减息,不突出阶级叙事的原因也是一切为了抗战。
从《二月里来》这一类的歌曲中,我们看到了歌唱者的主体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和文人,而是劳动着的农民,歌唱内容则直接是农民劳动的日常生活,这是左翼音乐中一个了不起的转向。比如《南泥湾》的叙事则仍采用外来者眼光来欣赏南泥湾的今昔变化;从《二月里来》我们仿佛看到了延安农民既辛苦劳动、又愉快歌唱的精神状态。在音乐形式上,唱词沿用的是传统江南民歌中用时令作序引的“×月里来”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江苏民歌《孟姜女》和《四季歌》中最早出现,从乐思和灵感来看,也许冼星海还受到1930年代秧歌调《劳工歌》启发,不过后者歌颂的是产业工人,每段同样以时令“×月里来”开头,同样运用了模仿劳动节奏的切分音。到延安时期,作为时间和节令的引子和劳动结合了起来,祛除了早期民歌中用节令引出“思夫”、“相思”等个人抒情和市民趣味,从中真正看出了劳动和时令密切相关的乡村人的时间观和劳动观。
《二月里来》采用了传统中国的五声音阶,和《南泥湾》一样,曲调都带有江南民歌特色,可以看出延安这一时期音乐的杂糅风格,也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的革命歌曲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地方性,这和延安大量的移民文化有关,更和延安文艺对民族性的理解有关。不管东方西方,不管土的洋的,都可以化为自己的东西。作为“大合唱”的一部分,《二月里来》将民族曲调与西方的大型声乐体裁相结合,而“合唱”形式又能恰当地表现新的集体劳动场景,因此这是形式改造的成功范例。当时的许多革命歌曲有的直接脱胎于旧民歌形式,如我们熟悉的《东方红》直接将陕北的民间酸曲《骑白马》填上新词,而在这样的改造中,酸曲变成了颂歌,民间文艺的格调也得到了提高。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二月里来》这一类革命时期的歌曲开创了柯仲平首先在延安倡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后来的《讲话》(按: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供了准备。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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