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书本的阅读世界里，常常会被人称作“书呆子”。不错，阅读的世界神秘而美妙，它神奇又轻盈，相比来说，现实世界则庸俗乏味又严肃沉重。博尔赫斯就说，也许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
反过来说，书本仿佛更广大、更久远的现实世界，它是现实、历史的镜子，透过书本可以更好地阅读世界、思索现实；乃至于它比现实还沉重、还乏味。想想看，不喜欢读书厌烦阅读的人恐怕更多吧，因为现实更多彩、更轻松、更值得体验呢……
书本、世界，哪一个更值得阅读？这应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以下发布的几篇三联同仁的文字也许有她/他们各自的应答。
[美]韩森著《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2015）
读《丝绸之路新史》
◇张龙
韩森（Valerie Hansen）是英语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英文著作《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精明的出版商可能要感谢译者的“拖延症”，使得该书的简体中译本在今年适时地推出。
近三年来，在中国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层出不穷，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相关著作，有专家名著，亦有临时凑数，新旧杂陈，良莠不齐。著述、出版之意图多为对政治引领的呼应。韩森教授此书，并非此类，她出版此书时尚未刮起丝路研究之风，至于国内出版社引进之意图，恐与国内之政治、学术环境难脱干系，顾谓之“精明的出版商”。
诚如多名学者的推荐，《丝绸之路新史》确是一部构思巧妙，资料翔实，亦多有启发的学术专著。粗读一过，结合自己的有限认知，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丝路上的闪光点
《丝绸之路新史》选取了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七座在丝路上各具特色的城市，分别以每座城市为中心，介绍丝路的历史、丝路上各政权的交往、经济文化往来、宗教传播、人口迁移。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大量运用了各地出土的文物，尤其是当地出土的文书。在赞誉作者切入巧妙的同时，不禁使人想到，作者为什么要这样选择？答案是这七座城市的相关资料丰富，从文中各章大量引用的多种文字的文书资料可知。出土资料丰富可以说明该城市在丝路上的地位重要，但在丝路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就一定有丰富的出土文献吗？好像不成立。丝路上的重要城市，其实远不止以上七个。这涉及该书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去年，我国学者刘迎胜曾出版《丝绸之路》一书，书中将丝绸之路分为草原和海上两支分别介绍，他所谓的丝绸之路是广义的，但确是全面的。韩森教授所谓的“丝绸之路”，是狭义的，沿用该名词产生之时设定的地理范围。若以广义概之，则中国的广州、泉州等，均是不可忽略的丝路重镇，且有大量的遗迹、文献、文物可作为支撑。若仅从狭义丝路而言，营州是不应被忽视的丝路城市。“西有敦煌，东有朝阳”早已在学术界流传。朝阳，即现在的辽宁省朝阳市，唐朝时称营州，曾作过平卢节度使的治所。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安禄山的出生地和长期居住地，且地联塞外与东北，与朝鲜半岛、日本关系密切，是丝绸之路向东方延伸的门户，大量的西域物产和多种宗教均从草原之路，被粟特人带到营州，再转到东北的契丹等族群和朝鲜半岛、日本。作为一名研治中国中古史多年的著名学者，仍以百年前的眼光考量丝路，实不应该。此外，从城市切入研究丝路，想法是好的，也是可行的。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每棵树木，而置茂盛的森林于不顾。本书的写作在这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在每章下面未分出细目，使得各章的内容条理不清。更为严重的是，全书缺乏深入的论述与画龙点睛的总结。要知道，这不是一部介绍丝路城市的旅游指南，而是所谓的丝路“新史”。必要的史实描述是应该的，但仅仅停留于此，则让读者对作者的“才”与“识”产生怀疑。
二、丝路是张网
丝路是一张网，并非一条路，这是韩森教授在书中明确提出的，也是学界的共识。它的维系，需要沿途各个政权共同的经营。作者认为，大国（书中大多指唐代中国）在维系丝路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丝路的经济贸易，唐代军队的驻扎或行军，是促进丝路沿线诸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丝路的起点为丝路的维系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但作者在书中也指出，丝路贸易是非常有限的，是否真的从东方延续到欧洲都是值得怀疑的。
丝路维系的政治因素是最为主要的条件，作者指出了，但却没有予以充分论述。丝路的长期存在是地缘政治的结果。大国在丝路维系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原王朝是丝路最大的建设者，也是丝路的受益者，但投资与回报严重不成正比。丝路沿线的大小政权均从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满足。小国通过贸易获得了经济利益；通过遣使中原，既获得了大量赏赐，也获得了中原王朝对自己的政治支持，相较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更为重要。小国如此，大国亦如此。大国则在丝路中通过出使和派兵，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传播了自身的政治文化。应当讲，沿途各国共享政治资源是丝路维系的最重要条件。分析当今之时局，似古今丝路同理。
三、丝路上的我者与他者
韩森教授不否认，丝路存在的主要条件是地缘政治。那么，它发挥的作用最主要的亦当是政治性的。丝绸之路与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争夺相伴，丝路上的小国，甚至聚落，会在大国的博弈过程中谋取自身的利益，争取大国的保护，国家利益不存在道德可言。大国也会努力经营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希求荒服来王，亦希望在自身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国家安全出现危机时，周边国家能够拔刀相助，千里驰援，但这些大国往往会大失所望。
丝路存在的作用，我们往往会归纳为政治输出、贸易往来、文化沟通、族群融合，等等。但是，这个作用对于丝路两端的政权、族群而言是完全不同的。
中原王朝对周边输出的是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和文化观念；而获得是新的物种（观赏的动植物、粮食作物）、手工业技艺，最重要的其实是宗教。有人会问，宗教的传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的面貌，这个不假。但宗教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而它的中国化要到五百年以后的唐代，这期间佛教与其他本土宗教的斗争，政治统治集团对佛教的接受与排斥，最典型的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说明宗教的本土化是非常不易的，它一定程度上搅扰了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物质层面的传入也是这样，并非一帆风顺，会有一个接受过程，有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而周边政权和族群则不同，因为他们输入的大多是先进的制度、理念、技术，同时他们自身也没有很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因此它们乐于输入，乐于“借东风”。即使是宗教的传播，它们的接受也相对容易。据研究，吐蕃、回鹘、契丹、蒙古都是通过认同了新的宗教，才完成族群的认同并建立了政权。
韩森教授的“新史”确实带来我对一些老问题的思考，但这些思考的结果都带有某种当代意识，也许在古代丝路存在的年代，它们并不成立，但如何能真正走进那个时代、走进古人，可能唯有借助科技手段时空穿越了，以上所写权当是聊胜于无的想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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