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
摘要：胡姬是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文学形象。文章认为，唐代诗人塑造的胡姬形象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市井之中的酒家胡；另一类则是宫廷或官贵人家的歌舞伎。前者在唐诗中的形象正面积极，是大唐盛世繁华的象征；后者则在安史之乱的特殊背景下背负了惑君的罪名。但是，唐人对安史之乱的反应是多方面的，这种复杂性同时也影响到了时人对胡姬的评判。
所谓胡姬，在本文中主要指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粟特系统胡人女性。唐代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开放性的朝代，商旅辐辏，万方来朝。在各色各样的外来人口中，粟特人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群体。他们经由通商、入仕、从军等形式进入唐朝腹地，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代浪潮中，许多粟特女性也参加进来，以自身散发的异域风情吸引着时人，并且成为唐诗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
一、延客的酒家胡
唐诗中最重要的一类胡姬形象，便是当垆沽酒的酒家胡。① 酒家胡的来源，与北朝以来中原王朝和西域的政治以及商贸往来密切相关。北齐和北周都有大量的九姓胡进入中原地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最终定居下来，娶妻生子，从而诞生了更多的土生胡人。② 唐代中西交通繁荣，粟特商人更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些胡商奔走逐利，在商路沿途形成许多胡人聚居区。③ 更重要的是，大体就在唐玄宗统治时期，阿拉伯人逐渐征服了远在中亚的粟特本土。这一征服引起了粟特人身份的重大变化，他们失去了可以回归的故国，更加热衷于定居唐境。在这种背景之下，尽管胡商以男性为主，但随着他们的定居和繁衍，也就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胡人女性。另外，张广达先生根据吐鲁番文书中反映出来的幼儿户口大量漏报的事实推测，有些胡人幼女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商品，她们在长成后被贩运到长安，成为长安酒肆里侑酒的胡姬。④
酒家胡进入中原地区，很快就以独特的异域风情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在兼具酒仙和诗仙双重身份的李白的诗歌中，多次出现这种酒家胡的形象。如《白鼻騧》：
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⑤
在这首诗中，卖酒胡姬和名马白鼻騧以及豪华的马饰如银鞍、障泥锦共同出场，在细雨、春风、落花之中共同敷演出一派欢乐而且奢华的场景。与之相似的是《少年行》二：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⑥
诗中点出了银鞍白马的主人——五陵年少（长安市井子弟）以及嬉游地点——繁华的金市（长安西市），这些都是盛世场景的最有力标注，和白居易笔下具有胡姬嫌疑的琵琶女少年时“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琵琶行》）所渲染的热闹繁华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姬之受到欢迎，得益于她们的相貌优势。对此，李白的另外两首诗有所描述。如《前有一尊酒行》二：“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⑦ 胡姬以美貌著称，而“貌如花”的具体指标之一，就是《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一诗中所提到的“素手”，即区别于中原女子的白皮肤。诗云：“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⑧
上述四首诗已经向我们交待出胡姬的基本面貌：她们是中亚胡人，歌舞和商业是她们的民族性格，美酒是她们的地方特产，而皮肤白皙则是种族优势。她们正是依靠这些优势，在位于繁华之地的酒店招徕客人。除此之外，这些诗歌还表现了一种综合的意象：美貌而富于异域风情的胡姬和春光、美酒、名马、少年等景象结合在一起，共同构造出唐朝的富贵、传奇与风情。这是大唐盛世的主体色彩，也是学术界所指认的所谓唐朝胡化的突出表现。⑨
在这样的语境中，即使并非欢乐场景，胡姬的出场也能冲淡原有的哀愁。如岑参的《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
青门金锁平旦开，城头日出使车回。青门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几人别。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灞陵东。花扑征衣看似绣，云随去马色疑骢。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⑩
以及同作者的《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
归去不得意，北京关路赊。却投晋山老，愁见汾阳花。翻作灞陵客，怜君丞相家。夜眠旅舍雨，晓辞春城鸦。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11)
两首诗都以送别为主题，第二首且杂有选官不得的失意，但是，送别的场景被置于春天，柳垂青条，花扑征衣。主人和客人都能够从溶溶的春光与活泼美貌的酒家胡姬那里感受到人生的美好，从而冲淡了离别之情和仕途失意的惆怅。
上述诗歌创作的具体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东西，并借此体会唐人对于酒家胡姬的整体文化想象与形象塑造：
首先，胡姬和酒家紧密相连，上述胡姬都生活在酒店这一特定的空间。西域盛产葡萄酒，而葡萄酒晚至隋末唐初才开始在中原流布，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精纯稀有、能够引起人们迷人想象的饮料。(12) 葡萄酒传入长安后，备受青睐。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少年时所居的蛤蟆陵就出产西域名酒郎官清、阿婆清，这类名酒无疑与当地的众多胡人酒肆相关。(13) 据日本学者石田斡之助先生考证，长安西市及城东至曲江一带，皆有胡姬侍酒的酒肆。(14) 从这种意义上讲，胡姬与胡酒正是一对完美的组合。
其次，诗中胡姬生存的大环境都是城市及其周边的交通要道。这当然与她们的身份——酒家胡有关。如前述李白与岑参诗中提到的青门（青绮门）即长安城东三门通化门、春明门和延兴门的通称，是东出长安城的必经之路。(15) 这些地方人烟稠密、经济发达，人们的观念也相对开放，对外来文化充满了好奇。而胡姬恰恰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外来文化——胡风的载体，这种载体在唐人心目中显得那样甜美曼妙，充满异域风情。
第三，胡姬出场的时间多是春天。美景、盛宴、佳人、少年一起，构成诗人心目中的一幅组合图像，反映出诗人面对这一类主题时的一种心理认定，换言之，胡姬是欢乐生活的象征。
第四，胡姬在卖酒之外，还以歌舞招徕客人。西域胡人天性擅长歌舞，他们带入唐朝的健舞如胡旋、胡腾、柘枝以及软舞如凉州、绿腰都风行一时。(16)
综上所述，在酒店中延客侑酒的胡姬反映出人们对于异域文化的一种正面认定。这种异域文化在种族上讲是属于粟特系统的；在情趣方面是属于城市，属于少年，属于相对富裕阶层的。胡姬、胡酒、胡歌与胡舞一起，成为唐人文化意象中歌舞升平、万方来朝的点缀物，是盛世繁华的锦上之花。
二、惑君的胡旋女
粟特歌舞伎进入唐代宫廷，主要有赖于朝贡制度。唐朝作为宗主国，不断接受来自周边小国的宝物，其中就包括粟特各国的胡旋女。有关典籍中明确记载的进献有如下几次：“开元初，（康国）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鸵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17) 开元七年（719）五月，“俱密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开元十五年“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蒲萄酒。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开元十七年（729）“正月，米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18)
粟特各国进献胡旋女以玄宗朝为盛，但是，胡旋女进入诗人的视野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19)
诗中极力描摹胡旋舞旋转变幻的舞姿，并且指出，杨贵妃与安禄山都曾凭借这种舞蹈迷惑玄宗，而安史之乱正是君主被迷惑所致。同样，天宝年间宫廷中胡旋舞的流行也正是社会即将发生变乱的征兆。与之立意相似的是同时代诗人元稹的同名诗作《胡旋女》：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20)
毋庸置疑，安史之乱给唐廷上下带来了巨大震撼。虽然安史之乱的性质主要是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叛乱的领导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毕竟是粟特人。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21) 在这种情绪引导下，社会上流行的胡舞、胡服、胡食都成为安史之乱的谶示。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主力的新乐府诗歌创作正体现了唐朝知识群体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与重振儒学传统的热忱。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胡旋女当作祸乱的载体批判，是因为胡旋女兼具女性与胡人双重身份。在坚持儒家正统主义的诗人看来，杨贵妃与胡人安禄山对于唐玄宗的迷恋，正是安史之乱的祸源。二人一中一外，媚惑玄宗，从广义上讲，意味着女色和胡化从双重角度侵蚀着大唐帝国的政治肌体。
众所周知，西域乐舞的东传并不始于唐代。事实上，北齐已经有过一次胡化的高潮，而北齐胡化的最重要表现，莫过于胡人歌舞伎乐在宫廷的大行其道。《北史·恩幸传》云：“其何朱若、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北齐以昏乱亡国，盛极一时的胡乐也因此被视为“亡国之音”。(22) 唐去北齐不远，经历了安史之乱的中唐士人，会自然地联想起惨痛的历史教训，进而引发对于宫廷之内胡乐胡舞的批判。但是，唐代的胡旋女毕竟不同于北齐的胡小儿。她们并未在唐朝的宫廷里取得很高的地位，与安史叛军也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她们在宫廷受到欢迎，只能表明中原文化受到挑战与冲击的现实，从而暗示了汉衰胡盛的灾难性后果，但不能说她们本身导致了安史之乱。
女色也是如此。杨贵妃长久以来被视为安史之乱的祸阶，在唐人看来，她的美色诱惑导致了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变成醉心声色的荒怠之君。但是，从史书对于马嵬之变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并不否认杨贵妃本人的无辜。(23)
就元白二诗而言，胡旋女作为双重的诱惑者——女色与胡风的综合象征固然是诗人批判的对象，但诗人对于受到迷惑的君主批判更为严厉。事实上，元白二诗都以警示君主为最终目的。白诗末句所云“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与元诗末句“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都把君主作为寄望的主体，胡旋女甚至成为诗人心目中劝说君主的人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旦脱离了宫廷这一有可能诱惑君主的特殊环境，胡姬与胡舞便不再是诗人批判的对象。以元稹的《西凉伎》为例：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24) 在这首诗里，胡姬与胡舞恰恰是天宝繁华的象征。
三、安史之乱后胡姬的走向
荣新江先生在《安史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指出：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外，同时也有大量的粟特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一结论对于我们从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安史之乱对于胡人以及唐朝社会的影响都具有启发意义。事实上，在安史叛乱中，受到冲击最大并且最难恢复的是原有的统治秩序。安史乱后，与国家权力大幅度下降并行的是地方与集团势力的上升。前者表现为藩镇割据与新的经济、文化核心区的形成，后者则表现为宦官专权、武人骄横与牛李党争。中央权威的下降给统治者造成了深深的打击，所以他们才会作出诸如改掉地名、坊名和门名中的“安”字这样的幼稚之举。这种排胡情绪同样存在于以尊王攘夷为己任的士大夫中间，前述元白二诗便是例证。但是，尽管许多地区遭受战火涂炭，安史之乱并未造成社会的整体衰颓。安史乱后，两京地区很快恢复了原有的繁华，江南地区更是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并未出现对于胡人整体性的排斥行为，与之相反，胡人的影响还在不断深入之中。
就我们所探讨的胡姬而言，安史之乱后，酒家胡的数量与活动范围都有增无减，其象征意义一仍其旧。与此同时，专职歌舞伎大量进入民间，成为达官贵人显示豪奢的标志。在脱离宫廷之后，她们也不再背负惑君的道德谴责。
先看酒家胡。芮传明先生在《唐代“酒家胡”述考》一文中通过对胡姬诗的数字统计指出：唐代中原地区的酒家胡鲜见于唐初，多见于盛唐时期，更盛于中唐后期和晚唐初期，逐步衰落于晚唐后期。而酒家胡的身影，继长安、洛阳之后，也出现在黄州（今湖北武汉东北）和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25) 这些生活在唐中后期的酒家胡仍然是那么风情万种。如主要生活在从宪宗到文宗朝的诗人章孝标所作《少年行》：
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熏。画榼倒悬鹦鹉觜，花衫对舞凤凰文。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26) 以及同时代的施肩吾所作《戏郑申府》：
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27)
这两首诗中展开的画卷与我们此前分析过的李白诗歌大体相同，而铺陈更加繁复。出现了名香、画榼、花衫等等设色浓丽的布景。在这些富丽、喧嚣的布景衬托之下，胡姬和富贵公子以及军中少年的出场就显得更加和谐，也更加具有典型性。这正是唐朝人赋予酒家胡姬的传统形象——异国情调以及由异国情调来衬托的豪放、奢华与狂欢。
再看歌舞伎。唐代舞蹈异彩纷呈。段安节在《乐舞杂录·舞工》中介绍了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若干门类。在健舞中，又以胡旋、胡腾、柘枝三种最为兴盛，而这三种舞蹈，都源自西域。其中，胡腾舞的舞蹈者主要是男性，而胡旋舞和柘枝舞则主要由女性表演。唐中后期，柘枝舞非常流行。(28) 如白居易《柘枝妓》：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29)
这个柘枝妓在缀有金铃的帽子下露出雪白的脸颊，无疑符合胡姬的服饰与种族特征。与对宫廷胡旋女态度不同的是，面对这个出现在官贵人家宴席上的柘枝妓，白居易并未表现出厌恶或批判，相反，他非常欣赏柘枝妓的舞姿和风情，为她的离去而留恋不已。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胡人对于唐朝的影响贯彻于王朝的始终。她们（他们）所带来的文化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都丰富了唐人的生活，受到唐人的认可和喜爱。但是，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胡人与胡化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负面意义。表现在本文所探讨的胡姬问题上，就是迷恋与批判并存。
其次，唐人对于胡姬态度的二重性体现出不同身份与思想的人对于安史之乱认识的复杂性。就统治者而言，由于权威的削弱，他们深恨安史叛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迁怒于所有粟特胡人。但是，这种情绪并未让他们从此肃清胡人，胡旋舞在宫廷之中依然盛行。就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正统士大夫而言，胡姬以及她们的舞蹈具有迷惑君主的可能，而胡舞在宫廷的盛行本身就是胡汉势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征兆。基于尊王攘夷的大义以及捍卫儒家正统的热忱，他们对于宫廷中的胡人舞伎持批判态度，但其批判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警示君主。就一般诗人乃至市井百姓而言，安史之乱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冲击远不像后世想象的那么巨大，他们继续欣赏着两类胡姬，尽情享受着来自异域的美艳与奢华。
收稿日期：2005—11—29
注释：
① “酒家胡”在唐代是否特指当垆卖酒的粟特女子，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芮传明认为，男性胡人与唐代酒业关系密切，“酒家胡”也应包括侍酒的胡人男性，并不特指女子。（《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159～165页）而曾玲玲则认为，尽管胡人男性大量参与酒业，但在唐人心目中，酒家胡专指侑酒的胡人女子。（《唐代“酒家胡”的身份和技艺》，林中泽主编《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第39～48页）本文同意曾玲玲的意见，认为酒家胡特指在酒店侑酒的胡人女性。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8～136页；毕波：《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5年，第4辑，第149～171页。
③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5页。
④ 张广达：《唐代长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们各方面的活动》，《唐代史研究》第6号，2003年，第3～16页。
⑤⑥⑦⑧⑩(11)(19)(20)(24)(26)(27)(29)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200、323、321、1797、2052、2061、4692～4693、4618～4619、4616、5756、5608、5006页。
⑨ 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55～196页。
(12)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09～314页。
(13) ［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0页。有关琵琶女的族属分析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7页。
(14) 石田幹之助：《唐代长安的胡姬》，《史学杂志》，1929年，第12期。向达先生继续论证了这一问题，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15) 曹尔琴：《唐长安的青门》，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0～385页。
(16)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0～236页。
(17)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4页。
(18)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6～11408页。
(21) 荣新江：《安史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123页。
(22) 《北史》卷五二《齐宗室诸王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878页。
(23) 《资治通鉴》对马嵬之变的记载如下：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上杖屦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载六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973～6974页。
(25) 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164～165页。
(28) 仅就唐诗而言，张祜有《观杭州柘枝》《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观杨瑗柘枝》《寿州裴中丞出柘枝》《李家柘枝》《感王将军柘枝妓殁》，分见《全唐诗》第5827、5844页；白居易有《柘枝妓》《柘枝词》，见《全唐诗》第5006、5053页；刘禹锡有《观舞柘枝》二首、《和乐天柘枝》，分见《全唐诗》第3972、4067页；薛能有《柘枝词》三首，见《全唐诗》第6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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