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张荷君夫妇
1940年创办于重庆的饮河社，是战时首都乃至全国最大的文人结社，阵容豪华，几乎将渝漂旧派大文人“一网打尽”：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潘伯鹰等人发起，社友有陈寅恪、吴宓、马一浮、谢稚柳、沙孟海、程千帆、沈祖棻、曹聚仁、潘光旦等人。虽是旧体诗词帮会，但也兼收并蓄，所以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施蛰存等新派文学大咖赫然在社；虽是空降精英雅集，但也很接地气，有重庆本码头文青柯尧放、许伯健等小弟悠然幸会。著名书法家许伯健先生是饮河社最小也是最后一位逝世的社友。中青年书法家、学者苟君自幼在许氏门庭游学十年，先生时有聊及饮河社星散旧事，以至于到现在，苟君可能是全国最关注饮河社的后学，有学术论文多篇专门研究饮河社。我们将用四期专栏，和苟君一起，打望饮河社这个诞生于熊熊烽火的旧式文人雅集，怎样撑到红旗飘飘的火红年代。
鹰公
苟君第一次听说潘伯鹰的大名，还是在许伯健先生家里。他说：“1986年，经魏宇平先生引见，我去石桥铺拜识了许伯健先生，他是我的第一个文学艺术引路人。我去主要是为了学习书法，但不久，许先生说功夫在书外，就督促我加强字外功夫，开出《说文解字》《二十四史》《佩文韵府》这些书，要我买来看。像《佩文韵府》，还要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当时我还小，读起来相当恼火，但还是硬着头皮啃哟。在书学谱系上，许先生属于‘二王遗脉’，走的是沈尹默、潘伯鹰那一路，所以十多年间，他有时也讲起抗战时潘伯鹰和饮河诗社的逸事，一讲起他就很高兴，一口一个‘鹰公’。但他又说，‘鹰公’是我喊的，你们后生晚辈喊他，还是该喊‘潘公’。”
潘公最早出道的时候，叫“凫公”。苟君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潘公20出头，就写了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人海微澜》，在天津《大公报》连载，用的笔名就是‘凫公’。1929年，大公报还推出了单行本。小说写的是都市男女谈情说爱，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情感，风靡一时。吴宓当时在清华教书，看了相当激动，推为当世小说第一，列为学生必读书目。1933年，导演郑正秋把它搬上银幕，改名《春水情波》，胡蝶主演，更是掀起不小的风潮。虽然凫公声名鹊起，但其人却很神秘。直到抗战以后，文坛圈内的一些人，才晓得当年那个凫公，原来就是书艺精绝的皖江名士潘伯鹰。”
潘伯鹰祖籍安徽怀宁，虽然是小说、书法和旧体诗的民国跨界天才，但结婚又早，子女又多，家累不轻。“许伯健先生曾语，在南京的时候，鹰公曾谋食陈布雷侍从室，不喜黄褂褂，下班必换长衫，有次蒋介石急事穿过办公室找陈布雷，见鹰公桌上倒扣杂志《新青年》，座椅靠背搭着一套军装，问是何人并诉责陈布雷，陈十分为难，鹰公反而愤懑，隨后辞职。我现在都记得，许先生把军装叫做黄褂褂。潘公去陈布雷那里，是陈的哥哥陈纪瞻介绍的，他在那里只干了半年，回到上海。”
渝漂
1939年初，潘伯鹰长子先期逃难到达重庆，写信回沪一吐路上之苦，潘伯鹰有诗为证，《铎儿书来道重庆旅舍苦况》：“小腕涂鸦半未匀，欹行淡墨落天真。怜渠弱齿贪嬉戏，已向危邦炼苦辛。九土凌夷天渐窄，一家离散梦逾亲。悬思膝上传憨笑，定比圭璋百倍珍。”苟君说：“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不愿做汉奸的有识之士西行逃难，途中经历不知多少生离死别，此诗是缩影再现，对一家人离散之苦难于言表，严父的慈爱在儿子亲情中又看到了希望，亲情贵重于黄金官阶。”
潘伯鹰沿着儿子走过的苦路到达重庆后，和先后抵渝的诗书旧友，发起饮河雅集，有诗为证。《至重庆与诸友共学有日慨然赋诗》：“益友流离尠定居，乱中讲贯慰欷歔。艰危愈痛轻谋国，烽火安能废读书。八表怒看胡骑满，孤生力拨劫灰余。异时若辩兴亡责，孰以吾曹齿蠹鱼。”其中“烽火安能废读书”一句，最得苟君之心，其一篇写潘的论文，即以此诗句为题。他说：“举目神州，遍地干戈，竟无有安放一书桌之地，诗人痛定思痛，兴亡之责，义憤填膺！”
战时中国，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战时首都重庆，还是以山林洞穴，庇护诗人，有诗为证。《余所居李园俯临千仞，嘉木蔽虧，其中石洞最坚，每传警将率多来避者，局促其间杂以材官，其外则高车接毂，声势甚盛，倭机所屡瞰也！近被毁石洞无恙，而来避者稍引去矣》：“坳堂剑佩俨趋跄，诸将材官共蹶张。苦为鸿毛窥薮泽，真从蚁穴视侯王。砰訇一震人都散，磊砢千寻石未伤。只剩盲风吹竹树，断柯败叶卧骄阳。”苟君惊叹：“日军狂轰乱炸，较场口隧道大惨案，死伤六万多人，潘公所居今鹅岒公园最高处，凿修防空洞今有遗存，倭机势必猛烈轰炸，如此危险之地，尚能镇定而不失诗人风怀！
诗书
潘伯鹰在抗战西迁重庆的“渝漂”生涯中结识的本土挚友，最情深谊长者，莫过于许伯健。苟君曾写到：”许先生自抗战时期与潘伯鹰订交后，即成莫逆，潘伯鹰著《玄隐庐诗》皆由许伯健作传，许处遗存潘伯鹰尺牍法书样件等，达二三百张之巨，为西部地区鹰公楮纸首富。吴宓也曾说过，伯健之知友、至友，厥为伯鹰，非他人所及”。
因此，潘伯鹰在生命最后时节，还想到重庆小弟许伯健。有诗《延安路医院怀伯健》寄达。苟君说：“那是1966年春天，潘公病重住院，住院还写诗思念远在重庆的许伯健，还把诗寄给他，许先生收到信和诗一看，这完全是诀别的诗啊。急急赶往上海延安路上的华东医院，最后送别了鹰公。许先生回忆，潘伯鹰葬于苏州灵岩山下五龙公墓。”
关于潘许最后诀别的情境，苟君曾这样写到：“许伯健匆匆买舟东下，虽至沪而潘公已眩瞑无语，高声呼之再三，潘公乃微微颔首，似知晓老友已至，且珠滚睫间，终无语应，三日后潘公即归道山。许伯健遵从老友遗命，居沪月余，终日整理所遗诗文，并恭楷选诗集结以备刊行。郑逸梅《书林轶事》书中有文述及，并赞为艺林佳话。其后吴宓教授亦将诗文手稿委之整理。”
许伯健最后整理的潘伯鹰遗稿，后来得以出版。“潘公殁于1966年，其第三位夫人张荷君女士，不同一般见识，能持镇静，不随便处理家里的东西。所以潘公的片纸只字，至今都得保存，其维护之功与其识见定力，都使我十分敬佩。”
1993年，上海一家出版社曾寄赠给许先生一套潘公伯鹰作品集。“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书法，故从二册赠书中求分得一册《潘伯鹰法书集》，许先生为我在扉页上题字盖印，还向我出示了《玄隐庐诗》。”许先生的题字是“此沪上新印鹰公法书，皆外间不经见之书，苟君少年笃学，爱乞分让焉。”
苟君在许先生家里，先后看到过两百多张潘公法书。“绝大多数笔墨精良，诗文典雅。精制笺谱，非常讲究，其中有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清朝五色云龙笺、故宫玉牒纸背、高丽纸、玄隐庐专用笺和吴宓等好友赠送的藏笺，抗战在巴蜀时尽用张大千画笺、诗婢家制笺等，笺谱图案往往与所书诗文内容相映对，潘公好赋禅诗，其供奉佛像图案是清末荣宝斋前身‘松竹斋’制，所用上百枚印章，都是当时印坛巨手所制，另外，他的砚台和用墨，也不一般，曾把一方乾隆仿汉海天初月歙砚，赠送给许先生。”
2004年10月，上海的老牌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到重庆寻访潘伯鹰及饮河社遗墨遗踪，找到苟君。他动员在渝藏家为朵云轩提供了潘公遗墨数十件，事后上海寄赠他《海派主要书家-潘伯鹰》大型书法集一部，作为答谢。他说：“上海《朵云轩》的掌门李志贤先生，如果不来渝寻访，我还不知道许伯健先生仙逝后，所藏潘公遗墨绝大多数已散失四方，其中上海收购最多。”
潘伯鹰久居沪上，最后也于沪上谢世，其法书随之回归沪上，也是叶落归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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